延安報刊圖書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與聲討

編者按：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日軍在中國各地廣泛實施的燒殺淫掠等戰爭暴行，延安的中共報刊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與強烈的譴責。

[ 本文共計5581字 · 建議閱讀時間15分鐘 ]

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23期上，刊登毛澤東於1937年10月25日在延安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揭示了侵華日軍的種種罪惡的戰爭暴行：「日本帝國主義的攻城、略地、姦淫、搶劫、焚燒和屠殺，把亡國危險最後地加在中國人身上。」

當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南京大屠殺發生時，地處西北偏僻之地延安的中共新聞傳媒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不能及時得到這方面的詳細信息。同時，當時日軍在華北、華中、華南乃至東北等地製造了多起血腥屠殺中國軍民的慘案，而南京大屠殺的詳情還沒有完全揭露出來，使得延安對淪陷區的情況不甚明了，因此，未能進行及時的和詳盡的報道。直到1938年2月25日，延安《新中華報》（五日刊）第1版首次發表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文章《屍山血海的南京——敵在南京之空前暴行》，因文長未能刊完，在下一期，即1938年3月1日出版的《新中華報》第1版上刊出此文的後半部分。此文開頭寫道：

據由南京逃出之某人談及敵軍在京暴行及南京現狀，與敵軍屠殺焚燒、姦淫掠擄、禁絕糧食、偽組織丑狀、敵軍政治軍事布置以及市面各情形如下。

然後，此文章分段寫出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有「兇殘屠殺」「縱火狂燒」「姦淫婦女」「擄掠一空」等，以及「糧食恐慌」「偽會醜態」「敵軍布防」「市面情形」等南京現狀情形。其中，在「兇殘屠殺」一段中寫道：

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裡，火光衝天，殺聲震地，我軍於炮聲隆隆之下，悲憤撤退，全城即陷入極端恐怖情形之中……當日下午，槍聲漸稀，敵軍大隊入城，佔據各機關，布置守衛。同時分派大批軍隊至各處按戶嚴密搜索，我武裝軍隊無論抵抗與否，一律遭受槍殺。自是日起，殺人恐怖，蔓延全城，嗣敵方宣稱，難民區內藏有武裝軍隊，乃不顧國際信義，公然違反國際救濟委員會之諾言，沖入難民區內，按戶搜查，凡貌似軍人者，輒捆綁以去，十餘日內，每日均有十餘卡車，滿載非武裝人員向城外駛去，總計不下十萬人，慘遭屠殺。以後偶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內發現，敵兵認為形跡可疑者，立即驅至新街口廣場上，一律以機槍擊斃。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則敵兵必推溺河內……

在「縱火狂燒」一段中寫道：

首都淪陷，敵軍於十三日進城，到處縱火狂燒。猛烈之巨火濃煙，日夜籠罩全城，亘一閱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全城居民無時不在驚駭恐怖之中，其延燒區域，計有中華門、夫子廟、中華路、朱雀路、太平路、中正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所有高大建築及商店房屋，均付一炬，斷垣頹壁，焦土無垠，凄慘情況，目不忍睹。

在「姦淫婦女」一段中寫道：

敵軍進城後，即按戶搜索婦女，挾去姦淫。嗣復擴大暴行，每日至女收容所用大卡車將大批婦女載走，哭號震天，慘不忍聞。有時至深夜將一部分送回，但已遍體鱗傷矣。

在「擄掠一空」一段中寫道：

暴敵非僅屠殺縱火姦淫，且復縱兵為盜，任意搶劫。當難民移避難民區時，曾將家門閉鎖，嗣據目擊者談，各街巷門戶業已開啟，而室內物件已空，顯然為敵軍所搶掠。按自敵軍進城後一個月內，每日有大批卡車滿載器物向下關駛去，自系以輪船運走。並聞所有紅木傢具，亦均搬運殆盡，較珍貴物品，更早被席捲去矣。難民區外財物既全搶盡，敵兵又借檢查名義，闖入難民區，翻查衣箱……每人所有鈔票及財物，亦皆被奪無存。無抵抗的難民遭此浩劫既以不幸，而外人財產亦竟不免……

從此文章的內容看，它是轉錄了1938年2月20、21日武漢《大公報》（漢口版）連載的中央社長篇電訊《陷後南京慘象》，副題為《倭敵失卻人性兇殘絕倫，屠殺市民八萬，婦女半數被污》。此文內容是中央社記者採訪在2月5日從南京逃出來到武漢的難民，所述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種種暴行及殖民主義統治等。《新中華報》雖然是轉錄此文，卻是延安的新聞媒體第一次報道南京大屠殺，使中國共產黨所在的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的幹部群眾開始知道日軍在南京製造的駭人聽聞的戰爭暴行。

1938年6月30日，《新中華報》第443期上發表題為《日寇一年來的暴行》的述評文章，系統記述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以來一年中，日軍在中國各地的暴行，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殺的記載。文章開頭寫道：

日寇一年來在我國的種種暴行，絕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以下所舉不過是犖犖大者，但亦可見日寇野蠻殘暴和凶暴的一般了。

在「屠殺」一欄，寫道：

一、今年一月南京城日寇在紫金山舉行殺人比賽，以先殺滿一百五十人者為優勝。

二、截至本年一月止，在長江下流（下游）一帶被敵殘殺的同胞達30萬人。

在「搶劫」一欄寫道：

一、南京淪陷後，不論是挨戶搜索，每戶必搜查七八次。如是狂掠達兩旬之久，搶劫案達二萬件。

以上記述，雖較簡短，卻選擇了日軍南京大屠殺中最具有代表性、最為血腥與慘絕人寰的事件。其一是日軍在南京紫金山下舉行殺人比賽的事件。這是日軍第16師團第19旅團第9聯隊（聯隊長片桐護郎大佐，因此稱片桐部隊）第3大隊（富山營）中兩名法西斯青年軍官向井明敏少尉與野田毅少尉，在進攻南京的沿途，竟對中國戰俘與平民百姓進行駭人聽聞的殺人比賽。而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等報刊，對這種瘋狂行徑，在短短十餘天時間中，連續四次進行跟蹤報道，作為日本的「勇士」進行吹噓。日軍的暴行震驚了全世界。其二是揭示了日軍在長江下游地區殺害了中國同胞「達30萬人」。 這是根據英國《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駐上海特派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根據對上海、南京等地的調查材料，於1938年1月16日所發出的新聞報道稿的主要內容，從宏觀上對日軍在上海到南京地區的戰爭暴行作了綜合性與整體性的報道，第一次提出日軍在該地區屠殺中國平民「達30萬人」的駭人聽聞的數字。無疑，這些事例對向根據地廣大幹部民眾揭露與宣傳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有著重要的作用。

戰後有日本右翼人士胡說延安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報刊與論著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沒有涉及」，更沒有「加以指責」。前述延安報刊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道與評論給了他們一個響亮的耳光。

而我們國內有些論著未及深究，也竟然承認除在海外的《救國時報》與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外，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延安等根據地的報刊對南京大屠殺暴行也沒有任何報道與記錄。如《抗日戰爭研究》雜誌2009年第4期所刊《民國名人筆下的南京大屠殺》就稱：「由於日軍的消息封鎖和戰時通訊困難等諸多因素，《新華日報》的報道並沒有傳至陝北，在那裡的中共領導人對於南京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僅能接觸到日軍在華北所犯罪行的消息」。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

日本進步學者井上久士通覽1938年的《新中華報》，針對以上的報道，就延安的新聞傳媒發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消息較少一事評論道：「並不能認為中共方面充分注意到南京大屠殺，並在事件發生後半年內都沒有報道，到了6月份才終於提及到在南京的屠殺」，其原因是「到延安的消息經常滯後，而且似乎還不一定準確」。

此後，關於日軍在中國淪陷區燒殺搶掠暴行的消息，包括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通過各種途徑，越來越多地傳到延安地區，不僅激起了該地區廣大軍民的強烈義憤，而且進一步引起了中共高層領導的重視，成為他們對軍民進行抗戰教育的教材，也成為他們研究日本在淪陷區活動的重要對象與重要資料。

1938年7月1日在《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公開發表的毛澤東名著《論持久戰》，尖銳地揭露與批判了日本侵華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毛澤東說：

這就是所謂日本戰爭的退步性。跟著這個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個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這一特點，就產生了它的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敵人採取了普遍的野蠻政策，實行公開的掠奪……敵人的這一掠奪的即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於中國人的，不但是對於下層民眾，而且是對上層成份，——當然對後者稍微客氣些，但也只是程度之別，並無原則之分。大體上，敵人是將東三省的老辦法移植於內地。在物質上，掠奪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飢號寒；掠奪生產工具，使中國民族工業歸於毀滅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敵人的這一野蠻政策，還要施之於更深的內地。他的胃口很旺，不願停止戰爭。

毛澤東的這一分析，是建立在他對日軍在中國各地普遍實施的極端野蠻的燒殺淫掠等戰爭暴行進行詳細調查與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的。這自然包括發生在數月前的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

毛澤東接著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的「特殊的野蠻性」，其結果，就是「激怒了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這是根據敵人戰爭的退步性野蠻性而來的」。

1939年，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延安的「時事問題研究會」搜集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有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編輯出版「時事問題叢書」多種，以求得對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有深刻的認識與透徹的了解，作為中共制訂方針政策的基礎；同時作為對廣大幹部群眾進行時政教育的教材。其中，在1939年9月，編輯出版了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簡稱《日本在淪陷區》，作為「時事問題叢書」第二集，由延安解放社出版。這是一本較全面彙編日本在中國淪陷區戰爭暴行與侵略材料的書籍，「日寇在淪陷區的暴行」，分東北、華北、華中、廣州等地域，分別收錄了日軍的暴行資料。其中第三章是「日寇在華中的暴行」，第一節「在南京」，就是專門記述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及在南京販賣毒品等的材料。

編者在一開始寫道：

下面這幾件記載，是從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當局提出的控訴報告譯出的，原文是根據南京許多外僑目擊後的記錄。原報告共達一百七十件之多，此處僅隨手摘錄數件而已。

接著，該書摘錄了南京大屠殺期間西方僑民向日方當局遞交的抗議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一百七十件報告中的第八十件、第八十一件、第九十件、第九十一件、第九十二件、第九十六件、第九十八件、第九十九件、第一一件、第一二件、第一四件、第一五件等材料。這些都是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典型個案資料，展現了當年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的血腥場景。例如：

第八十件。（1937年）12月20日上午7時左右，麥卡倫從鼓樓醫院值夜返家，路上遇著許多婦女，奔赴金陵大學，據住在不同地方的三個人家的報告，他們的住宅昨夜統遭日本兵放火燒去。

第八十一件。（1937年）12月20日上午3時左右，兩個日本兵闖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第五百號房子，強姦兩個婦女，該時曾有日本領事館的警察一人駐守門口。

第九十件。（1937年）12月20日，一個瞎眼理髮匠到鼓樓醫院，據報告，他於13日攜孩子在南京行走，遇日本兵向他索錢，因為沒有錢，日本兵射擊他的胸部。

第九十一件。（1937年）12月20日，日本兵向南京某帽庄的主人索錢，他罄其所有，交給日本兵後，日本兵覺得不夠，繼續勒索，他無法應命，便遭槍擊，胸部受傷。他來醫院求治。

第九十二件。（1937年）12月20日，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紅卍字會施粥廠，向會計員勒索法幣七元而去。

第九十六件。（1937年）12月20日，日本兵搶劫金陵大學的教授住宅共達五次之多，這些住宅既懸美國國旗，並貼著美國大使館的布告。其中一個住宅日本兵曾闖入許多次，打開了三扇門。

第九十八件。（1937年）12月19日下午7時半，兩個日本兵輪姦懷孕9個月的十七歲少婦。9時，陣陣腹痛；12時，嬰孩落地。今晨2時送入醫院，產母精神錯亂，嬰孩無恙。

第九十九件。（1937年）12月20日下午，日本兵闖入漢口路5號鄧尼爾醫生的住宅，該宅門前貼著日本大使館的布告。他們奔到樓上的房間內，把兩個女人拖到樓下，加以姦汙，先後共達三個小時之久。他們還從地下室中取去腳踏車三輛。鄧尼爾不在南京，故該宅現由威爾遜使用。

第一一件。（1937年）12月20日下午3時，三個日本軍官闖入漢口路小學難民收容所的辦公室，職員偕翻譯和他們談話，但他們置之不理，叫職員離開辦公室，白晝宣淫，強姦了兩個女人。

第一二件。（1937年）12月20日，日本兵闖入國際委員會委員、德僑許爾茲·潘亭的住宅，該宅現由馬吉牧師、進行恢複電力的克拉·波德希沃洛夫和給日方修理汽車的齊阿爾三人合居。日本兵在馬吉牧師的許多中國朋友面前，強姦幾個婦女。那些中國朋友都是來自下關的良好基督徒，目擊獸行，驚駭不止。

第一四件。（1937年）12月20日下午4時，四個日本兵闖入江蘇路二十三號辦公處的鄰宅，將男人驅入一室，強姦三個婦女。他們到我們的院子里過夜。第二天早晨，日本兵又去要一個女人。午後四時半，兩個日本兵再去強姦一個女人，一個男子想加以阻止，日本兵就開槍射擊，幸子彈滑過，未受傷害。

第一五件。（1937年）12月21日下午1時15分，威爾遜看見一個日本兵闖入金陵大學女生宿舍。他叫日本兵出去，後者以手槍威脅。威爾遜又和那日本兵狹路相逢，後者裝上子彈，但未開槍。

……

1939年10月1日，毛澤東為《日本在淪陷區》一書寫序，題為《研究淪陷區》，指出了研究南京等淪陷區，了解「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幹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的極端重要性；而要了解與研究「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幹了些什麼並將要怎樣干」，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搜集、研究日軍在淪陷區燒殺淫掠的大量材料，從而認識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與極端野蠻性，認識日本侵略者的「失道寡助」等。其中，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就是最典型的材料。當然，《日本在淪陷區》只是一本材料書，是這個專題的各種有關材料的彙集。它為研究這個專題，包括研究南京大屠殺，作了重要的準備，但它只是研究的開始。毛澤東說：

這一類的時事問題叢書，僅僅是材料書，它是重要的材料，但僅僅是材料，而且還是不完全的材料，問題是沒有解決的。要解決問題就須要（需要）研究，須要（需要）從材料中引出結論，這是另外一種工作，而在這類書裡面是沒有解決的。

對南京大屠殺，以及對侵華日軍在中國各地的大量戰爭暴行，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與揭露批判，在當時嚴酷的戰爭環境中，尤其是在偏遠而窮苦的各抗日根據地內，是存在許多困難的。然而，由於毛澤東的倡導，由於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著的《日本在淪陷區》一書，以及毛澤東為《日本在淪陷區》所作的序，使該書影響更加擴大，成為中共幹部的必讀著作，從而使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罪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得到廣為宣布。

本文作者 經盛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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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王富聰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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