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一風塵女子使盡手段，女子寧折不彎，皇帝知道後親批四個字

道貌岸然的理學名臣朱熹，曾經因為一個風塵女子而鬧的灰頭土臉，斯文掃地。

嚴蕊、字幼芳，乃是天台（今浙江，當時為台州屬縣）的一個營妓。史載，嚴蕊「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是一位淪落風塵的才女。

由於嚴蕊艷幟高張、才名遠播，又善於交際，所以四面八方的士子，有不遠千里慕名拜訪者。知台州（今浙江臨海縣）唐與正，字仲友，很欣賞她的才華，與她詩詞相和往來，經常請她出席公私宴會陪酒。

淳熙六年(1181年)夏，大旱，在野的朱熹上書批評時政。他在文章中指出：各地官員「嗜利無恥者」居多，即使有「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

好大一雙腳

又兩年，浙東大災。有大臣向孝宗建議「因其長而用之」，舉薦朱熹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負責賑災之事。

知台州唐與正素來與朱熹在學術上分歧，才高氣盛的他根本不將朱熹放在眼中。(唐與正曾揶揄朱熹「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

學術之爭在士人間本屬平常之事，哪知這朱熹是個心胸狹隘之人，聽了他人的挑拔，於是「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

唐與正不知朱熹去而復返有何公幹，「出迎少稽」。見唐與正對自己倨傲無禮，朱熹怒往上撞，「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

朱熹彈劾唐與正「違法擾民，貪污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哪知道一番調查下來，事與願違——唐與正在任上「除奸治惡甚嚴」，竟然是是個難得的好官、清官。

在上綱上線之後，朱熹發現自己無法坐實唐與正的罪名。沒有抓住證據，他就要反坐，擔負相關法律責任。

就在朱熹騎虎難下時候，有人為他指點迷津——風聞唐與正生活作風有問題，他搞破鞋（有「狎妓之嫌」）。

大宋官場潛規則——「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

朱熹病急亂投醫，以為既然唐與正無懈可擊，那麼只有從與他過從甚密的營妓嚴蕊身上打開突破口了。

朱熹不知道，他的一世清名居然毀在了台州。他先入為主的以為，這個世界上除了機器貓，就沒有不偷腥的。

唐與正喜歡流連風月，所以沒有理由不近水樓台先得月；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更何況嚴蕊是個弱女子，只要公堂之上衙役們「威武」之聲一呼喝，無需動殺威棒，嚴蕊就會竹筒倒豆子，把她與唐與正之間的XXOO情事全部交待！

哪知道，事實給朱熹上了生動一課——「真正講得道學的」，竟然是這個鐵骨錚錚的營妓嚴蕊！

朱熹彈劾唐與正，至多是被人視為公報私仇。然而，情急之下失去理智的他為羅織罪名，不惜以道學名臣的身份去找嚴蕊的不是，在世人眼中，自然是令人不齒的行為了。

首先，朱熹就對嚴蕊作了有罪推定。史載，「系獄月余，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

有詞為證——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嚴蕊雖是風塵女子，卻是個公眾人物。在台州地方，如果用起刑來，難免會引起公憤、授人口實。況且唐與正在此經營多年，獄吏審案難免會束手束腳，朱熹遂將嚴蕊「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哪知道換了個地方，朱熹仍然沒有拿到口供。史料中的記載雖然只有寥寥數語，然而，相信為了使案件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些獄卒不會如唐與正那樣有憐香惜玉之心的。嚴蕊雖是莆柳弱質之軀，哪知卻生就一副錚錚鐵骨，意志更如金石般堅毅，任憑百般拷打，只是不承認與唐與正有染。

見刑訊逼供對嚴蕊無效，獄卒轉而誘供道：「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同科，何為受此辛苦邪？」

嚴蕊即便是真的與唐與正不清不白，按宋律也罪不至死，不過是「杖罪」而已。

——零口供，只能招來大刑伺候。

嚴蕊義正辭嚴申訴道：「身為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獄卒見詭計不得逞，惱羞成怒之下，「再痛杖之，仍繫於獄。」

退一萬步講，即使是唐與正當真與嚴蕊二人上過床，那也是唐、嚴二人兩情相悅之事，干朱熹何事？

朱熹學問道德再高，也不能苛求世間凡夫俗子盡數肉身成聖！

朱熹身任常平使，肩負賑災重任，卻置公事於不顧，以一個長期佔據仁義道德高地的道學家的身份，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組成專案組一心想要泡製一出震驚朝野的「桃色事件」，與素日道貌岸然的形象相去甚遠。

一個竭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學名臣，居然會與一個風塵女子過不去？

朱熹真下得去這摧花辣手？

不但彼時人不解，就連當今人亦認為朱熹的行為不是種簡單的「羨慕嫉妒恨」，而是一種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陰暗心理在作祟。

所謂聖賢者，不過如此耳！

嚴蕊雖是營妓，受盡苦楚，仍不願意攀誣唐與正。其氣節情操與朱熹的假道學相較，高下立判。只是她也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慘重代價，此後，「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

沒有不透風的牆，此案件曝光之後，輿論嘩然。朱熹與他的道學聲名狼籍，嚴蕊卻名噪一時。

事情最終傳到了孝宗皇帝的耳朵中，孝宗皇帝詢問宰相王淮，王淮素來不喜道學與朱熹，也不願意擴大事態，只是含糊其辭道：「此秀才爭閑氣耳！」（從唐與正出生地分析，他應屬於永嘉學派。永嘉學派與朱熹理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而三。永嘉學派與理學、心學大異其趣，他們注重事功，強調功利。永嘉學派主張利與義一致，反對道學家的空談義理。唐與正與朱熹結怨應緣於此！）

王淮如此講，看似公正無私，仔細琢磨卻是在孝宗面前有意編排朱熹——委派朱熹前往浙東賑災，朱熹卻橫生枝節的管起了台州地方官「風月事」。(王淮既與唐與正同鄉，亦是永嘉學派中人，此番暗中出手相助，也是應有之義！另有一說，唐與正所學屬於蘇軾的蜀學，而朱熹所學乃是二程的洛學。在趙構的倡導之下，南宋朝野圍繞蘇軾而生成了舉國若狂的「崇蘇熱」。崇尚務實的孝宗注重的是「事功」，不喜空談「性理」之學，況且此前朱熹曾經數次連篇累牘的上書批評時政。）

孝宗聽了王淮的說辭，卻沒有盡信。他知道此案看似簡單的背後，卻牽連甚廣。稍有處置不當，就會引的政壇動蕩。於是「兩平其事」！

在孝宗皇帝的親自過問下，事情最終不了而了。

朱熹辭官回鄉賦閑，唐與正政治生命完結。關鍵證人嚴蕊則「判令從良」！

一代俠妓的下場如何，則有《卜運算元》一詞為證——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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