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密令追殺錢俊瑞

2010年4月，筆者赴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在「國史館」查閱國民黨檔案時，意外發現一份蔣介石於1940年11月2日從重慶發給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密電，文曰：「顧長官，據報錢俊瑞在東戰場成立文化服務社，立即將該錢俊瑞以及其重要人員秘密逮捕，以破壞抗戰漢奸罪處治可也。中正手啟。」在我印象中，錢俊瑞是文化人，曾短期在新四軍皖南軍部工作過，皖南事變時僥倖從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圈中逃脫，後到蘇北出任過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當時心中就納悶，錢俊瑞究竟是何許人？他在什麼時候當過破壞抗戰的漢奸？蔣介石又為何要親自下令將其秘密誅殺？為解此疑團，從台灣回來後，我對此做了一番探究。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錢俊瑞1908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縣鴻聲里一戶貧苦農民家庭，幼入私塾，中學畢業後當過一年小學教員，1928年考入設在無錫的民眾教育學院。由於自小生活在農村，錢俊瑞對農民的生存狀態十分關注，積極報名參加了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陳翰笙發起組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從1929年開始，錢俊瑞先後在無錫、保定農村以及江蘇、河南、山東、陝北、安徽、廣東等省的一些縣，邊調查，邊學習，邊研究。憑著深厚的學術功底，錢俊瑞在掌握了全國各地農村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中國農村經濟，撰寫的多篇論文引起了經濟學界的重視。1933年，經陳翰笙倡議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錢俊瑞成為該會理事並主持「中國經濟情報社」的工作。錢俊瑞成為當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領域上的一顆明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大片國土淪陷敵手，錢俊瑞再也無法繼續潛心研究農村經濟，決心投身救亡圖存的實際鬥爭。1934年，他參加「左翼文化同盟」，擔任宣傳委員，並於193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同年與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任中共黨團書記。從此，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宣傳組織工作。

1936年9月，錢俊瑞與陶行知、陸璀作為中國人民代表團成員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和平大會，接著又代表宋慶齡參加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反法西斯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歐洲，他參加了全歐華僑救國大會和援助西班牙共和國反對佛朗哥獨裁統治的運動。在這一系列海外活動中，錢俊瑞抓住各種機會，不遺餘力地宣傳中國國內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和中共發起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錢俊瑞接受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在李宗仁、陳銘樞、黃琪翔等國民黨將領的捐助下，到漢口創辦了戰時書報供應所，編印各種抗戰書報，其中包括錢俊瑞著《中國國防經濟建設》和錢俊瑞、孫治方、姜君辰共同編輯的《救亡手冊》等，供前線將士閱讀，還附設了一個讀書寫作函授班，希望能培養出一批戰地大眾作者。

錢俊瑞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對他的行動橫加阻攔，設置障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和戰地黨政委員會曾先後打算聘請他擔任設計委員，都因其「思想左傾」被阻。此後，錢俊瑞應李宗仁之邀，赴老河口出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鄂東、鄂中、鄂北出版戰地報紙，開設文化站，成立文化隊，在部隊和民眾中開展救亡宣傳教育工作。然而好景不長，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防共限共」的方針後，委員會被迫解散。

武漢失守後，周恩來奉命去重慶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調錢俊瑞到南方局從事大後方文化界統戰工作。錢俊瑞在重慶續辦戰時書報供應所，創辦《戰地知識》雜誌，專供前線將士及政治、民眾工作者閱讀，勉強支撐年余，又因國共關係緊張，1940年夏雜誌被停辦。錢俊瑞在重慶的活動，照例受到國民黨特務的「關心」。他曾應邀為兵役實施協進會作報告，誰知，在他演講後，該協進會即「奉命解散」，理由很簡單：「不該請錢某演講。」

因為錢俊瑞有過對外交往經驗，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外語又好，南洋華僑團體遂電邀他於1940年夏赴南洋講演，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獲悉後決定派他為駐南洋代表，負責對外宣傳。錢俊瑞辦妥一切證件，到機場辦登機手續時，卻被國民黨特工阻撓，說是外交部所發的護照已被社會部吊銷。錢俊瑞據理力爭，特工乾脆直言：奉蔣委員長諭，「像先生這樣的人才，應該集中在重慶」。為防止遭到進一步迫害，錢俊瑞只好住到重慶鄉下埋頭寫作，但仍避不開國民黨特務的監管，用他自己的話說：「所寫文章十有八九被扣被刪，作幾次講話，又成了人家捏造情報的口實，所住的屋子前後左右，終有些不相識的朋友老站在那裡。」

蔣介石親自下達追殺令

1940年6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奉周恩來之命，從皖南到重慶接軍長葉挺回軍部。葉挺獲悉錢俊瑞的處境後很是同情，熱誠地邀他和作曲家任光一起到新四軍，承諾他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開展部隊文化宣傳工作。當時，國共摩擦正在抬頭，重慶形勢日益惡化，經周恩來安排，饒漱石、曾希聖、錢俊瑞、任光等以隨員身份，隨葉挺、袁國平一行離開重慶，於7月底到達皖南。

錢俊瑞到皖南後，在新四軍成立了一個戰地文化服務處。在他的統籌領導下，到年底短短4個月時間，服務處切切實實開展了多項戰地文化宣教工作，編書、編歌、編寫識字課本、編髮通訊稿、成立資料室等，在部隊中倡導學習、研究的風氣，並宣傳新四軍的敵後抗日活動。

1940年11月30日晚，葉挺突然打電話找到錢俊瑞，著急地對他說：「據確切消息，重慶已密令戰區各部隊，對你個人及其他較重要的幾個文化工作者，恐有所不利，其罪名是未經軍委會政治部同意，擅自在戰地辦理文化事業。你們還是搬一搬家吧。」直到70年後的2010年4月，筆者在台北「國史館」查閱檔案時才查實，原來當年葉挺說的「重慶密令」，正是出自蔣介石1940年11月2日致顧祝同的「密詔」。

錢俊瑞到皖南新四軍後的種種所為，全是些於抗戰有益的好事。然而對這些手無寸鐵的愛國文化人士，蔣介石不僅要將他們秘密逮捕，還要以「破壞抗戰漢奸罪」栽贓。顧祝同收到蔣介石手令後於11月18日轉發給負責江南軍務的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並電示：「希密飭設法誘捕為要。」上官雲相於25日將蔣介石和顧祝同的電令向下轉發，並指示：「希即遵照會同黨政軍有關各機關首長密商誘捕，並將辦理情形具保為要。」幸虧葉挺通過在第三戰區的秘密渠道獲知消息後，及時將錢俊瑞和任光兩人接到雲嶺新四軍司令部住處保護起來，才使他們免遭毒手。可惜任光最終還是未能躲過一劫，這位《漁光曲》的著名作曲者，在不久之後發生的皖南事變中，中彈犧牲在葉挺的身邊。

皖南事變僥倖脫險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繞道蘇南轉移北撤。5日下午全軍到達茂林及附近指定位置。6日與頑軍發生前哨戰，新四軍俘獲對方4人。錢俊瑞和軍政治部宣傳部科長汪海粟前去審問，後經軍法處多方探詢，始知這4人都是相當老練之特工人員，非普通戰士。

1月7日全軍按計劃會攻星潭。行軍途中葉挺詩興大發，吟出兩句詩來，「霧裡美人云里山，臨崖立馬君試看」，指名要隨行的錢俊瑞和成一首。錢俊瑞感念新四軍當時處境，沉吟片刻，和出兩句，「層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龍插翅飛」，表達了希望新四軍能順利衝出包圍圈的心情。1月12日晚12時，葉挺命令十幾個號兵以吹開飯號為信號，發出分散突圍的命令。

起初，錢俊瑞跟著葉挺一路突圍，隊伍由兩個地方民運幹部帶路，從山壁小路，順著猿猴攀登的山徑轉移，幾乎爬行了大半夜。錢俊瑞天生為性情中人，在如此危難困頓之際，還吟出一首打油詩公諸同行者：「山石嶙峋苦難行，攀藤附葛學猩猩。人猿泰山不如我，留得此生改日拼。」

在山中轉了一夜後，錢俊瑞因深度近視行動緩慢，與大部隊失去了聯繫。他和少數幾個人白天躲在山林中，晚上爬山，先後衝過3道封鎖線。從12日早飯後到15日晚上，他們整整餓了4天，幸虧碰到當地老鄉偷偷送飯到山溝里，才撐過了最難熬的幾天。

最後，錢俊瑞一行只剩下5人，在老鄉的幫助下，他們花錢買了通行證，換了便裝，騙過盤查的關卡脫離虎口，經太平到達屯溪。到屯溪後，錢俊瑞乘船到寧波，再從寧波轉上海。

撰寫《皖南慘變記》

在待命赴蘇北根據地的日子裡，錢俊瑞花了大半個月時間，嘔心瀝血，於1941年2月20日寫成數萬字的《皖南慘變記》。他在小序中寫道：「這部回憶的原料是進步人群的血和淚，而其背景則是整個目前中國形勢的辯證法。作者在這裡最大的希望是憑著這粗粗的回憶，來喚醒人的理智，作公義之審判。如有單憑感情，因此而胡作妄為者，作者恕不負責。現在我就想把這原稿寄出，如果萬一印不出來，則朋友們謄寫幾份傳觀，對於自己，對於祖國，對於全人類也是有益的。」

遠在延安的中 共 中 央對錢俊瑞的安危十分關心，在獲悉他安抵上海後，為保證他的安全，於1941年3月8日致電關照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錢俊瑞在滬熟人太多，應妥送蘇北。」在中共地下交通員的護送下，錢俊瑞順利到達蘇北鹽城與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和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會面，不久即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長、華中局文化事業委員會書記。1946年任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赴延安，歷任《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社論委員會主任。1947年後任華北大學教務長。全國解放後，錢俊瑞先後擔任教育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於1985年5月25日逝世，終年77歲。

（作者系文史學者）

來源:《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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