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雜誌評論：同鄉關係影響兩院院士評選？

撰文 | 謝宇（普林斯頓大學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

翻譯 | 文姍等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是科學界一項不容質疑的原則。該原則要求我們在評估科學家的成就時只考慮他/她在學術上的成就，而非其他不相關的因素。當科學界有人違反普遍原則時，人們的怒火便說明了一切。例如，Moss-Racusin等人曾有一項獲得大量關注的研究。他們發現，在招聘實驗室工作時，如果申請人的其他條件相同，審閱材料的評審會更傾向於擁有男性名字的申請者，認為他們比擁有女性名字的申請者更有競爭力。而Fisman等人最近的研究則發現， 違反普遍主義原則的案例也存在於中國科學界：在評選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中國兩所最具聲望的科學機構，俗稱「兩院」，下同）院士時，「關係」或者說「社會網路」似乎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我認為，Fisman等人的研究對中國兩院院士評選過程中「關係」問題的關注是有道理的。中國在長期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活動中，往往重視人際關係，以關係為核心。Fisman等人的研究考察了同鄉關係，而同鄉關係（俗稱「老鄉」）在中國具有很深的文化根基，比如其也是研究中國農民工流動的重要指標。

Fisman等人的研究發現，如果某候選人和選舉委員會成員（s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來自同一地區，其競選成功率會提高40%。然而，在獲選兩院院士的科學家中，那些來自同一地區的院士和其他同行相比，其產出的高影響力文章更少。Fisman等人對中國科學界的關注是及時的，因為當前中國科學界在學術產出、地位和研究資金上都在迅猛發展。由於兩院院士的身份常常會帶來豐富的政府研究資金，所以，評選兩院院士中對科學普遍主義的違反會造成對公眾資源的不當使用，這對中國科學界的未來可能是有害的。

Fisman等人的研究和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過去六十年社會學研究已經證實了，儘管科學界擁有值得稱讚的行為標準和規範，例如普遍主義和中立原則，但科學家和常人的表現並無差別。他們被金錢、成功和他人的認可所驅動。他們競爭資源，競爭優先權，有時甚至為了取勝於人而進行欺騙。應當承認的是，無論是在資源分配上還是在獲取回報上，科學界的不平等都非常顯著。

目前為止，最全面的關於中國科學院院士的研究出自曹聰博士的《中國的科學精英》（China』s Scientific Elite）一書。受社會學家Zuckerman關於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研究的啟發，曹聰全面地記錄了成為一名中國科學院院士所需要的社會因素，包括出生地、家庭背景、教育經歷、導師、所屬單位、科學成就和政治因素。他發現，眾多的社會網路因素，特別是導師關係，對獲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非常重要。

雖然存在以上種種情況，但也不能就此推斷中國的科學無可救藥。這樣的想法很幼稚。科學是一種社會制度，它植根於（而不是隔離於）一個更大的社會。科學家本身也是社會的一員，他們的行為反映了他們所處的環境。關係在當代中國確實重要，所以良好的社會關係可以幫助優秀的科學家成為中國兩院院士。 但是，這種對關係的依賴並不僅存於中國科學界。在美國，社會關係也會影響到科學界的教職獲得和成就認可，特別是在就讀研究生項目時發展的社會關係。Long等人的研究發現，對於博士生謀求第一份教職來說，曾就讀於名校研究生項目並師從於更有聲譽的導師，比其就職前的學術產出更為重要。Zuckerman還發現，導師關係甚至對科學界最知名的獎項——諾貝爾獎——也很重要，因為得過諾貝爾獎的學者傾向於提名他們自己之前培養的學生。

為表彰科學家對人類的貢獻，科學家們通常會受到各種獎勵，例如被邀請加入聲譽很高的學術團體或被授予頂級獎項。但是，對科學家成就的評估本身並不容易。一些看似客觀的量化指標，比如依賴發表數量和引用數量，可能並不可取。當然，如果完全依靠行政方式來評審也不可取，在中國，行政手段往往伴隨著各種腐敗問題。因此，同行評議還是目前最好、最合適的評估手段，儘管這種評估也難免會有失之主觀或出錯的時候。總之Fisman等人的研究可以被視為科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ce）領域的一項新研究，但它的結論卻是早就眾所周知：科學的標準和人類的行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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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Zuckerman, Harriet. 1977. Scientific Elite: Nobel Laure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製版編輯：李 赫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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