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90後眼裡的南京大屠殺：「12秒」與30萬人

每隔12秒，一滴水就從高空落下，掉進黑色的「水面」。 這意味著，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在那場持續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個生命消失。

許多參觀者在夏淑琴「家」外，隔著窗戶默默地擦眼淚，「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殺不再只是課本里那個冰冷的30萬數字，而是一個個的個體在那場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說。

我又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呢？除了滿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萬，我又對戰爭了解多少呢？

我決定去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觸發這趟尋訪的是一條微博。北京時間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縣發生6.2級地震，網上一片嘲諷，紀念館卻在當晚出人意料地發了一條祈福微博：

「侵華戰爭時，由熊本人組建的日軍第六師團和第一零六師團均是侵華主力，其中第六師團更是南京大屠殺元兇。而今晚，我們想告訴你日本熊本縣日中友好協會的故事：他們二十多年來堅持每年來我館弔唁遇難的南京同胞……此刻，我們挂念著日中友好協會的朋友們，你們還好嗎？」

其實，這個選題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擱置了一個多月。新聞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記這條微博時，男領導標誌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來了，「聽說來紀念館參觀的外國人中，人數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撥動，自己似乎觸到了一個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釵」「滿屏鮮血亂噴」不一樣的歷史時空。

開往南京的高鐵上，學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產業本科的我，拚命調動著自己關於南京大屠殺殘存的記憶，卻發現空空蕩蕩。

4個多小時過去了，腦子裡依舊只有一個冰冷的數字——30萬。

「12秒」與30萬人

走進紀念館之前，我一直在想：30萬人是什麼概念？

30萬，或許是把地鐵車廂擠成沙丁魚罐頭的上班族，又或是當年和自己「爭奪」全省5000個一本名額的四川老鄉。

我從未想過，這個數字會以一面牆的形式出現。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長20.08米的檔案牆，踮起腳尖大概也只能觸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檔案夾塞滿了黑色的檔案牆，隨手取下一本翻開，上面寫著姓名、年齡、家庭情況，以及死亡經過。

這面足以擋住人全部視線的牆，有一萬多份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及倖存者資料。把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個月。

可紀念館保管研究處副處長袁志秀說，相比30萬的數字，「這裡並不足以展陳所有的資料」。檔案牆已從地下一層直插地上一層，甚至撐滿了整面牆壁，也只放得下1萬多人的資料，還有更多的遇難者資料，無法展現。

許多來自以色列的參觀者會在這裡久久停留，不願離去。他們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撫摸著那些白紙黑字，眼淚總會一下子湧出。因為，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也有這樣一面檔案牆。

紀念館的研究人員盧彥名曾到訪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館內一處玻璃地板下，擺放著成百上千雙鞋子，鞋子尺碼不同、造型各異。唯一相同的是，它們都是從滅絕營的屍體堆里扒出來的。

叮咚，叮咚，擁擠的紀念館裡，水滴落下的聲音異常清晰。在佔地面積10萬平方米的紀念館的一個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從高空落下，掉進黑色的「水面」。牆面亮起一盞印著遇難者遺像的燈，幽藍色的光隨即熄滅。

如此，循環往複。一張張五官不同、年齡相異的面孔挨個點亮，再挨個和黑色的牆面融為一體。

提起南京大屠殺，誰都知道有30萬遇難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場持續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來計算，每隔12秒就會有一個生命消失。這是「12秒」的設計初衷，「讓30萬遇難者的遭遇回到每一個個體的遭遇」。

那一刻，30萬變得那麼具體，又那麼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幾分鐘，腦子裡一直是自己做過的種種規劃，20歲當記者，30歲週遊世界，40歲關注養生，似乎生命本該擁有七八十年的綿長，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來自美國的飛虎隊成員的兒子麥克唐納先生站在這裡，閉上眼安靜地聽了兩分多鐘水滴聲，事後他說，在這些叮咚聲中，他能感受到「父親當年目睹了中國人遭受了什麼樣的苦難」。

30萬同樣是一個個家庭的劫難。

在展廳地下一層的逼仄空間里，我很難去忽視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過窗戶望去，卧室里橫七豎八躺著幾個已經「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兩個小女孩蓬頭垢面，臉上儘是黑色的污漬，她們縮成一團，小心翼翼地扒拉著家裡僅剩的鍋巴。

這是南京大屠殺時，倖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實的經歷。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過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講述自己的經歷。

許多參觀者在夏淑琴「家」外，隔著窗戶默默地擦眼淚，「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殺不再只是課本里那個冰冷的30萬數字，而是一個個的個體在那場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說。

表現戰爭的殘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場面。在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安妮日記》黑白照片中，安妮兩隻手交疊放在桌上，嘴角彎著，露出少女青澀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場面，這樣的微笑更讓人難受。」盧彥名說。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玻璃牆櫃，不見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卻放滿了數不清的首飾和眼鏡。它們都是從集中營帶回的，器物的主人已無法探知年齡、性別、成長環境，唯一知曉的標籤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繼續前行，卻差點兒打個踉蹌。仔細一看，才發現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講解員許晶晶告訴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設計這個場館的理念之一，因為在那個年代，有關戰爭的一切，「都是壓抑而坎坷的」。

「這些手印是誰的啊？」

在展廳起伏不平的空間里，紀念館把有限的一部分空間留給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師松岡環因為日本教材里缺了南京大屠殺，自費來紀念館參觀。在這裡看到的「另一場」戰爭，促使她採訪大屠殺的倖存者和施暴者。

通過一本《第十六師團第三十三步兵連隊第一機關槍中隊戰記》，她挨個給上面的日本士兵打電話，只要對方還健在，她即刻動身前去採訪。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殺根本不存在！」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情，這個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學教師，一次次被拒絕，又一次次背著攝像機和錄音機出發。她曾在兩天內接到日本右翼勢力130多個威脅電話，還有人到她學校散發傳單，說她收了中國人的錢，該被開除。

青年攝影師宮田幸太郎，瞞著爸爸6次前往南京拍攝倖存者照片。在日本舉行的攝影展上，日本右翼媒體來勢洶洶質問他：「都說了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了，你怎麼還辦這樣的攝影展？」

這些年，來紀念館參觀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書籍和舉辦的展覽也不少，可讓紀念館日語翻譯蘆鵬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一場一群日本老人搞的漫畫展。

那場展覽名叫「日本百名漫畫家憶停戰日」，參展的漫畫來自一群漫畫家，追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那一天」自己的所見所想。

團隊臨行前的新聞發布會，日本右翼媒體瘋狂攻擊召集人石川好，「日本人受傷的心怎麼能展示在南京人的面前？」

「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展覽這些漫畫，這樣的胸懷你有嗎？」石川好回答的聲音顫顫巍巍，語氣卻「堅定有力」。

一個個頭髮花白的漫畫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中國人不會原諒自己」，但這些老人「堅持要去中國」，他們在腰上裹了白色帶子做好了「以死謝罪」的準備。

我本以為，錯落的地面會把我徹底引向悲涼和仇恨里。就像過去十幾年來，我接受的教育那樣——一提到南京大屠殺這五個字，腦子裡一下子就蹦出鮮血淋漓的屠殺場面。

可紀念館的某些地方，卻讓我看到了戰爭的「另一面」。它是戰後幾十年一些日本人的行動，更有一些「看似無關輕重」的歷史細節。

比如，那一面記錄了上百雙手的手印牆。紅色的凹槽里，那些蒼老的手印有的變形到像雞爪，有的纖細瘦弱到如同一個幼兒的手，這是紀念館工作人員跑遍了全國幾十個省份後，採集到的抗戰勝利老兵的手印。

我把手放進去試圖觸摸，卻發現那一雙雙變形、衰老的手，幾乎沒一個能裝下我這雙略顯嬰兒肥的手。

一旁的講解員說，有老兵的遺屬一遍遍撫摸手印，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哭得卻像孩子似的。

還有小朋友問爸爸：「這些手印是誰的啊？」

年輕的父親一把抱起孩子，父子倆的手交疊在一起撫摸手印，「知道嗎？就是這些人，用他們的雙手趕走了侵略者。」

幾代人在這個歷史時刻重疊，像極了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的畫面。遊行隊伍里，穿著舊式蘇聯綠軍裝的老兵走在最前面，他們頭髮花白、拄著拐杖。

跟在後面的，是年輕的俄羅斯人。他們都是老兵的遺屬，父輩已破損泛白的衣物套在身上，父輩的遺像揣在懷裡。廣場響徹手風琴的聲音。

在那個紀念勝利的日子，這更像一種無聲的警示。

「我們是勝利者，也是受害者。展示戰爭的代價，不是為了點燃仇恨，而是提醒人們和平來之不易，再不能讓戰爭發生。」紀念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如是說。

那一刻，戰爭不再是我腦海里堅船利炮的對抗，也不是血海深仇的憤怒了，我對它的理解更複雜、更多元了。

「為什麼這些日本人一定要來中國？」

「為什麼，為什麼這些日本人一定要來中國？」

「宮田為什麼要拍這樣的照片？他父親是侵華日軍嗎？」

「松岡環為什麼一定要採訪侵華日軍？她沒想過放棄嗎？」

我的問題像連珠炮一樣，一個接一個砸在蘆鵬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講了一個關於「笨蛋」的故事。

宮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華日軍沾不上邊兒，相反，他的父親是鋼鐵公司的社長，熱愛攝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為幾張攝影班同學拍攝的、有關「二戰」倖存者的照片，這個濃眉大眼的日本帥哥從此掉進了這段歷史，「一發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卻真實的歷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宮田向蘆鵬吐露了自己的苦悶，他說自己就是個「和平時期的笨蛋」，「我理所應當地享受著和平，卻從沒想過，戰爭是什麼，歷史是什麼」。

這一點兒也算不上危言聳聽。拼了命也要來中國參展的日本漫畫家森田拳次，幾年前看到一份問卷調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人已佔總人口的七成。

對他來說，這是漫畫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場戰爭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齡，如今的人們都過著幸福的生活，那時的事情簡直像假話似的。」

108位漫畫家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把自己對於戰爭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給中國人：

戰敗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熱得似乎能烤著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燒死的屍體」；

是「空襲警報激烈鳴叫的聲音在頭頂上晝夜不停地轟鳴」；

是「那時的青年沒有活得久一點的奢望。也從未想過能活長久」。

是「大家都被戰爭弄得團團轉，我一個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兒不對勁兒……」

所以，戰敗對很多人意味著解脫，哪怕這些漫畫家在當時不過20歲出頭。「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從那樣的心境獲得解放我太高興了。」「8月15日儘管令人覺得羞恥，但也是撿回性命的日子。」

此後的幾十年，這些逐漸衰老的漫畫家們一直努力地反思戰爭。漫畫家泉昭二在8月15日當天，看到一名青年軍官自殺，還有少年飛行兵接受不了戰敗，開著飛機一頭扎進了太平洋。

當時只有13歲的他，在60多年後寫下：「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過至少也該在那之後活上3天，冷靜思考一下，不必白白捨棄年輕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著軍國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裡，這場漫畫展「無論如何也要來到中國」，因為躲過戰禍延續生命至今的每個人，創作的每一幅作品，都會成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標。

聽完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嘗不是「和平時期的笨蛋」呢？除了滿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萬，我又對戰爭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電視新聞里不停說著「抗議」、「嚴重抗議」的人，之後依舊上我的班、打我的網球，過著小確幸的日子。　　這樣的「和平時期的笨蛋」，只有我一個嗎？

在紀念館的參觀者中，曾有中學生指著曾參與東京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問，「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師服啊？」

儘管，紀念館已經入圍外國人知曉江蘇標誌性地點的前3名，可依然有許多普通的歐美民眾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戰」還有亞洲戰場。

前不久那場更換南京大屠殺課文的熱點事件，也讓我收穫了不少「同類」。語文出版社撤掉溫書林所寫的《南京大屠殺》，消息一出，很多網民聲討「怎麼能更換南京大屠殺的課文」，我一股火兒躥起來，也順手點了個贊。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換該篇的張純如寫的《死裡逃生》，也是在寫南京大屠殺。

發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頗有意味。熊本縣士兵屠殺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認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協會幾乎每年都到紀念館懺悔謝罪也是真的，他們植樹、誦經、手繪呼喚和平的紫金草，甚至從養老金中摳出資金邀請倖存者赴日證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來，幾乎年年相見，如今遭遇天災，我們表達善意的問候，這是人類共通的情感！我們要銘記歷史和國恥，我們也要祈願和平，而非宣揚仇恨。」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說。

再厚重的歷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擋。

鳩山由紀夫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了鳩山「友」紀夫

怎樣給年輕人講好「歷史故事」，一直是紀念館探索的問題。

他們設計了紀念徽章，把「一沓沓史料變成歷史故事小冊子」，製作視頻短片，進軍「B站」了解年輕人的歷史興趣點，把微信文章變成一篇篇圖文並茂的歷史故事。

那本小冊子和紀念徽章擁有同樣的名字——紫金草。

紫金草，又名二月蘭，是南京常見的一種花。這種紫色的小花見證了1937年日軍的殘暴。「二戰」結束後，一名叫山口誠太郎的日本軍人因「對戰爭惡行心懷愧疚」，將花種帶回日本。

第二年，二月蘭在日本如期綻放。

山口將此花取名為「紫金草」，並一直推廣此花。去世前，他告訴兒子，「每一朵花的背後都有一個冤魂，要讓所有看到花的人銘記，殘忍的侵略絕不能重演」。

後來，紀念館把花朵做成了徽章。

在館長張建軍的設想里，「要讓塵封的歷史細節更大眾化」。同時，紀念館還在策劃多場海外展覽，讓這段歷史走出國門、走得更遠。

其實，正式採訪之前，一位在南京的朋友給我打「預防針」。他說，紀念館太沉重了，好幾次自己試圖進去，都「沉重到邁不開腿」。

我把這個問題拋回給了館長，這樣沉重還要走出國門，是為什麼呢？

他說，歷史或許沉重，但銘記歷史和珍愛和平，就如一隻手的手心和手背，不可分離。他相信，全人類在戰爭面前，都擁有理性的態度，也會擁有呼喚和平的信念。

法國畫家克里斯蒂安·帕赫在3年前還對南京大屠殺一無所知，直到一天，路過南京時有朋友告訴他：「知道嗎？70多年前，在這座城市裡，日本人曾在6周里殺害了數十萬中國平民。」

6個月後，他創作完成了寬7.46米，高2.35米的油畫《暴行》，這是他30年繪畫生涯中創作的最大一幅油畫。

在那幅「幾乎覆蓋一整面牆」的油畫里，日本侵略者揮舞戰刀砍向中國平民的頭顱，懷抱孩子的中國婦女慘死刀下，孤兒在親人遺體上無助地嚎哭；遠處，黑雲壓城……畫里紅色的是中國平民的鮮血，黃色的是侵略者的罪惡。

然而，在紅黃之間，還有些許白色，那是「無辜死難者靈魂化成的和平鴿」。

今年清明前夕，紀念館「手繪紫金草行動」消息一發出，一名在南京留學的盧安達籍學生立即報名參加。小夥子告訴紀念館工作人員，盧安達也發生過大屠殺慘案，所以他一定要參與，「來做點什麼」。

前不久，德國巴登符騰堡州州長溫弗里德·克萊馳曼囑咐下屬，「無論如何要來紀念館看一看」。那天，一頭白髮的克萊馳曼雙手交叉放在桌上，靜靜地聽著倖存者講述。

他說，戰爭帶給普通人的傷害都是一樣的。「二戰」時期，德國也犯下了很重的罪行。可以寬恕，但不能忘記。

「只有真正反思，才能達成民族間的諒解。」克萊馳曼說。

聽完這個故事時，我正好走出場館。從地下一層回到地平線，我深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那一刻，我從未對這段歷史有這般複雜的認識。它不是一場殺戮背後化不開的仇恨，也不是任由其被遺忘而袖手旁觀，它該是銘刻歷史細節，反思戰爭、保留善意。

眼前，不同膚色、說著不同語言的人陸陸續續進館。也許，當全人類都能理解這份苦難時，離日本真正反思這場戰爭，就不遠了。

許多來自德國的參觀者都會在參觀後，向紀念館的工作人員提出疑問，「承認罪行是讓日本放下包袱，為什麼直到現在他們還要繼續背著呢？」

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父親是一名侵華日軍軍人。一場戰爭，把那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大學生最後變成了僧侶。

村上春樹的父親每天吃飯、臨睡前都要祈禱，儘管對孩子一言不提從前的事，但村上春樹說，他知道父親為何每日祈禱。

促使日本官方對戰爭反思，日本民間努力一直沒有停過。

日本日中協會理事長白西紳一郎，從建館當年起，每年到訪紀念館，堅持了31年。他「一定要等到日本現任首相前來謝罪」。

幾十年過去了，患上癌症、越來越年邁的白西紳一郎終於等來了一些人的反思。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和夫人幾年前來館。 每到一處骸骨處，他都會和夫人雙手合十，閉上眼久久不離去。最後，他為遇難者獻上花圈，並90度鞠躬。

為紀念館簽名時，鳩山由紀夫把自己的名字，簽成了鳩山「友」紀夫。

感受到對方友好的中日民眾都不到20%，可願意去改變當下局勢的民眾，卻足足有70%

最後一次走出紀念館，結束5天的採訪，雖然南京飄著雨，我卻覺得豁然開朗，就像雨過天晴，對這段歷史漸趨理性的認識慢慢取代了無知。

我還在想著從紀念館獲知的一組數據。前些年中日關係降到「冰點」之際，中日雙方的智庫，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問卷調查。調查里，儘管感受到對方友好的中日民眾都不到20%，可願意去改變當下局勢的民眾，卻足足有70%。

這組數據並非簡單的數字。不久前，有中國學生給紀念館發來長長的郵件，說自己想幫著整理史料；還有日本年輕人向紀念館討要歷史資料，表示「回去要講給朋友聽」；紀念館微博里也總有許多年輕人活躍著，「安利」紀錄片《三十二》《二十二》。

紀錄片引起了我的好奇。在精剪版里，我看到了一部和我認知中「慰安婦紀錄片」完全不同的片子：沒有故事情節，沒有過去悲慘的回憶來回切換、沒有咬牙切齒地控訴，只有大段瑣碎日常。

這部一點兒也不「好看」的片子，更像一種無聲的「凝視」。而這部片子差一點「難產」。投資方說「太平淡了，一點故事情節也沒有」。還有同行說導演「有病」，「拍了一部不知所云的片子」。

「為什麼韓國人拍《鬼鄉》會有六七萬人捐款，而中國導演關注中國慰安婦，卻沒有引發熱點關注？」紀念館一位工作人員問。

回京後，我找到了導演郭柯。

這個在電影圈子泡了十幾年、「拍慣了商業片」的80後導演，用一個文藝片的劇組拍完了兩部聚焦慰安婦的紀錄片。　當初，馬來西亞華裔投資人撤資，業界一名頗有名頭的製片人撤資。郭柯的脾氣卻依舊倔強，他不想棄拍任何一個倖存慰安婦，也不願刻意「製造故事」，雙方僵持不下。

劇組出發4天前，他一分錢投資也沒了。

最後，靠一個女明星打來的100萬元，劇組磕磕絆絆地出發了。

這個年輕的導演始終認為，「要什麼故事性，這些老人都這樣了，靜靜地記錄她們不好嗎？難道那種滿屏鮮血來回切換、老人痛苦回憶的片子才是好片子嗎？」

他用了最好的機器、最好的人員來拍攝這部紀錄片，「只為了最深情地望她們一眼，這或許是對老人最大的尊重」。他拿掉所有的背景音，不用任何「可能會造成二次傷害」的史料。

「用一雙飽含感情的眼睛去看，你才會真正讀懂這些慰安婦。」郭柯說。

再去看《二十二》，我才發現，現場收音的環境里，有豬嚎、雞叫甚至山歌的聲音，每一個鏡頭都離慰安婦很遠，卻很深情地在凝視。

這或許該是我重新正視那段歷史裡人和事的態度。時間也許無法忘卻傷害，但卻能撫平傷口，沒有什麼比靜靜地凝視，更溫柔的了。

可眼下，儘管拿到了龍標，這部紀錄片依然在發愁如何走進院線。郭柯把紀錄片的拷貝捐贈給了紀念館下屬的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永久館藏，他說：「我想這才是紀錄片最好的歸宿。」

紀念館推出了「很樸素、很低調」的《紫金草》叢書，初印5000本，大家認為能賣出一兩千本就很不錯。

而一個月不到，這本「沒有豪華封皮」、「薄薄的小冊子」賣出了一萬多本。紀念館會用銷售「小冊子」的所得，捐助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慰安婦」倖存者。

為熊本祈福的微博發出後，紀念館宣傳團隊的成員們是忐忑的。短短時間內，微博評論不出意外，有罵街的、詛咒日本的，什麼樣的都有。

可是，肯定聲並沒有淹沒在討伐聲里。新浪微博所做的數據分析顯示，2萬多條轉發中，有25%的都在為日本人民祈福，還有15%的人說「地震中的日本人是無辜的」。

「即使他們不做這樣的事情，也需要問候一聲是否還好。正視歷史，需要雙方共同努力。自然災害發生，需要人道主義關懷。」這條獲得2萬多個贊的評論，讓紀念館的微博編輯感慨萬分。

還有19%的人說「歷史不可忘」，「我們沒資格替誰原諒，只是吸取教訓正視歷史不讓戰爭重演……」。另外，還有9%的人希望世界和平。最讓這個前媒體人感到吃驚的是，聲援的轉發評論聲中，90%的都來自青年。

年輕的力量不容忽視。北京101中學，全校師生跨越一千多公里，每年國家公祭式後都要來紀念館參觀。

在悼念廣場，校長對全體學生說，「你們活著、學習、成長是要幹什麼？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幸福，不僅僅為了考上一個大學，更不僅僅是為了你走向英國美國。」

「要記住，作為一個中國人，你首先要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而成長！……我們中華民族，要永遠記住自己的傷痛。」

這場演講讓館長張建軍動容，他說「對中國的年輕人，我充滿了信心」。

《二十二》進院線的機會沒等到，但這位青年導演拿到了一個讓他鼻頭髮酸的獎項。

第一個給他認可的電影節，代表的群體太特殊了，甚至一度被郭柯認為是「離慰安婦最遠的一群人」。

那個電影節的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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