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學英語，讓我的人生逆襲

文 | 周成林

▍一

自己的人生若有意外，英語該是最大一樁。倒退三十年，我根本不會想到，真的可以把英語學下去，一直學到今天；更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不僅會以英文閱讀為主，而且會靠英文吃飯乃至救急。

過去十年，我從英文翻譯了四本書，還寫了不少文章，憑藉讀的原著，介紹英文世界的新舊作家。這些「成績」，現實收益有限，更多收穫在於內心自由，換句話說，也是多年前我自學英語的一大初衷。

這幾年，偶爾也看到別人撰文稱我「翻譯家」，但是總覺不配；儘管不需要文憑、學位和職稱來衡量，在我眼中，只有傅雷那樣的人方可稱得上翻譯家。所以，不論出書，還是在報刊等媒體發稿，自撰的個人簡介，我一直用「譯者」二字，不是假謙虛，而是真的覺得還不夠格。

不像現在的小孩，沒進幼兒園就開始所謂「素質教育」，我上初中才學英語。一九七七年，「文革」剛過去，「不學ABC，照樣幹革命」那樣的口號不再時興，但是，初中第一冊英語課本，除了字母音標，首先教你的，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或是「We study English for the revolution」（我們為革命學習英語）。

當年學的不少單字，既乏味也不實用，除了工農兵等名稱，還有幹部（cadre）這類生僻字。師資更說不上，初二的英語老師，原是教我語文的班主任，上過一陣市裡或區里「教革委」（教育革命委員會）辦的英語老師短訓班，回來就改弦，領著一幫少男少女嘰里呱啦。現在想來，她的「鳥語」發音很有可能不準。

初中高中，我為革命都沒學好英語。那時學英語的人，似乎也不再為了革命。我跟祖母住的省城小街，一端街口橫對稍寬的文廟前街，有一家人就住那條街的鋪面；家裡三兄弟，老三大我好幾歲，帥氣，早上去臭烘烘的街口公廁，蹲坑也捧著英語課本。

那幾年，高考剛恢復，知識終於可以讓你出人頭地，社會上的學習風氣很濃。不單蹲坑你會遇到苦學青年，去街上的國營店鋪排隊買東西，你也會看到手不釋卷的年輕書獃子。初三，教我英語的黎老師三十來歲，並非外語系出身。我們不是重點學校，學生不優秀，黎老師也不太用心，但你隨時見他捧著自己的英文教材，哪怕課堂上，我們在做作業，他也一卷在手，來回踱步，沉浸在一個人的學習天地。

我當然無從驗證黎老師的英語學成啥樣。他後來考上省城師範學院的古典文學研究生，也許早就當上了中文系教授。快念高中，我聽鄰居伍大郎說，住在文廟前街鋪面的那位帥氣老三，蹲坑也在苦學，考取了留美的公派理科生；我羨慕得很，因為內蒙的父親常在信中鼓勵我，要我將來爭取留學，但自己成績不好，做夢都不敢想。

過了這麼多年，文廟前街早就面目全非，那一家人不知去向，更不知道留美的老三究竟學成歸來，還是留在彼岸，但他的英語，應該不會很差吧。其實，初學英語時，我的成績也不差，常常名列全班前茅。「掉隊」是在初二下學期，跟著班上一幫落後生鬼混，各科成績下滑。到了高中，我的英語已經無可救藥，ABC根本提不起我的興趣。一九八二年文科高考，英語我大概得了二三十分，是各科的倒數第一。

▍二

但我模糊知道，英語重要（出國留學，或有更好出路），也羨慕英語好的人。只不過，身為沒考上大學的街道「待業」青年，周遭並沒這樣的人讓我膜拜。鄰居伍大郎在脫產讀電大，學的理工科，常常跟著黑白電視上熱門的英語學習節目「Follow Me」結結巴巴，英語並非他的專業。從內蒙回來養傷的父親，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當年學的主要是俄語；俄語英語，他忘得肯定差不多了，就算能說幾句，也是醉了酒才胡講一氣。

如同中國很多大城市，省城有一個自發的英語角，也叫「English Corner」。除了大學一類象牙塔，英語不錯的人，想說英語的人，大概都愛到那裡。English Corner就在我家附近的老南門，錦江大橋河邊，每周固定兩三次。我去過幾回，多在晚上七八點。昏暗的路燈和樹影下，一小塊空地，這裡一群人那裡一堆人，都在練口語，或聽別人練口語。以我當年的無知，無從判斷他們的水準，但似乎都比我強。間或，一兩個「奇裝異服」的「外賓」路過，場面就更熱烈，或怪異；不管聽得懂聽不懂，扎堆的所有人豎起耳朵，像在聆聽千載難逢的天籟。

我在英語角幾乎沒開過口，只是豎起耳朵的沉默大多數之一，因為好奇來湊熱鬧。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學好英語。不比我痴迷的文學，多讀名著（外國的就讀譯本），至少可以提高眼光，英語你無從下手，自己聽說讀寫都差，更不要說讓人生畏的單詞和語法。

當年的我，可能很像English Corner見過數次的那個小老頭，他長得極像伍迪·艾倫（我那時愛讀電影雜誌，只是知道這位美國導演），小個子，黑框眼鏡，按當時標準，穿得甚至有點洋派（燈心絨褲子，夾克衫），一副靦腆怕事的小知識分子模樣。他沉默寡言，轉來轉去只聽別人講。我很想跟伍迪·艾倫搭話，不管用菜鳥英語還是省城話，但我跟他一樣害羞膽怯。

那一陣子，我去了一家民營眼鏡行上班，跟老闆去北京學習隱形眼鏡配製。在中美合資的隱形眼鏡總店，我遇到大我幾歲的驗光師趙師傅。他在自學英語，打算自費留美。除了蹲坑苦學的帥氣老三，外表斯文的趙師傅是我見過的第二個「志向遠大」的人，卻又望塵莫及。從北京回來，我成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隱形眼鏡驗光師，想學英語，但又懷疑自己能不能堅持下去。

有天，一位高中男同學介紹一位女同學來配隱形眼鏡。濃眉大眼，臉盤稍寬，她高我一屆，大我兩歲，高考落榜在我這一屆的班上補習，現在省內一家師範學院外語系讀英語本科。我倆在學校從無交往，聊了一陣，女同學原來跟我一樣喜歡文藝，還知道我在寫詩，想當作家或詩人。

回學院不久，她來了一封信，表露好感。我倆開始頻繁通信。再次見到，她送我一盒Karen Carpenter的磁帶，她在學院翻錄的。這位得了厭食症去世的美國女歌星，聲線醇美憂鬱，當年很對中國文青的口味。她把歌詞大意譯給我聽：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雨天和星期一總是讓我低迷）……她是我遇到的第三個英語好的人，而這次，不同一般。

女同學那時快畢業了，她想報考英語研究生，又想跟著國內某位知名的大熊貓研究學者，去深山野林從事動物保育。面對英語高才生，家境和前程比我好得多，我有些自卑。她不介意。更讓我意外的是，她對我，比我對自己還有信心。不管信中還是見面，她要我一定得學好英語，同時自學大學中文系課程，爭取過幾年直接報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生。

這一「人生規劃」，當年並非發夢，諸多升學無望的「有志青年」，有的就是這樣出人頭地。自學中文系，對我來說問題不大，英語就太難了。很快，她寄來中文系課目和考研試卷，還給我擬了一份自學英語的計劃。沒老師，她可以教我；接踵而來的暑假很長，她也畢業，就從國際音標開始吧。

不知道時代所限，還是都很天真，這場戀愛，始終很柏拉圖。除了冒雨攀上青城山頂的上清宮，各居陋室過了一夜，我們沒拉過手，沒親過嘴，也沒抱過；現實層面，她的示愛，就是給我織過一件厚毛衣。

每次見面，我倆更像志同道合的好友，不像談情說愛。但我至今覺得，她的英語很好，發音準，當時就能讀讓我咋舌的英譯本《紅樓夢》。在她面前，至少說起英語，我像個小學生，她也像教小學生那樣，嚴格糾正我的每一個可笑的發音。有柏拉圖式的愛情激勵，我當然不敢偷懶。

她給我選的自學教材，不是當年流行的許國璋英語（認識她之前，我在眼鏡行抽空上過一陣許國璋英語的夜校班），而是北外英語系一套課本，也許沒我後來自學的四冊《新概念英語》（New Concept English）活潑地道，打基礎卻很堅實。我漸漸有了信心和樂趣。

可惜的是，她畢業回了省城，很快在一家大工廠的子弟校教書，我那時早也離開眼鏡行，考進省級國賓館做了服務員，從通信到頻繁見面，不到一年，我倆卻分手了。

柏拉圖式的戀愛，畢竟不能持久，彼此的成長經歷、家庭背景和性情都有差異。但我仍得感謝她，分手之後，還做了一陣我的老師；直到彼此難以為繼，她還惦記我的英語，正如她的最後一封信所寫：

「還差兩課你的一冊就結束了。按我的估計，也許你能夠自己把這兩課自學完。也許你能另請一位遠比我高明的老師，若不行，按過去所說的自學方法，我想你能繼續把英語學下去的。我過去的計劃是在你學完這套書的二冊以後（或一冊之後），適當看一些泛讀的材料，以鞏固和擴大你的單詞量。現在你可以適當找一些極淺的讀物閱讀，不求甚解，只求大概粗通故事意義。閱讀時不要逐一查生詞，只查關鍵的動詞或相應的詞，然後再猜全句意思。泛讀就是泛泛而讀。在泛讀基礎之上，一定要堅持學會這套教材的一、二、三冊。不懂的語法項目可在語法書上查找。」

▍三

她這段話，今天仍是很好的學英語貼士，但我再沒請到「一位遠比我高明的老師」。少了愛情，自學中文系課程，我沒能堅持太久，也因為不喜歡正統乏味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情願寫詩和寫我所謂的現代派小說。然而英語我不僅沒丟，反倒更有興趣，只是不再為了報考現代文學研究生。

在省級國賓館，一開始我覺得新鮮，之後卻感壓抑，也激起我的憎惡和反叛。公開反叛，就是頂撞上級、裝病、曠工和我行我素（為此常被停工，坐在客房部辦公室「反省」寫檢查）；內在反叛，則是文學和英語。身在那樣的封閉空間，周遭多是逢迎、盲從和無知，文學和英語不僅讓我內心得到部分自由，給我開了兩扇多少可以呼吸的天窗，也讓少年時代因為家庭遭遇就已萌發的「反骨」恣意生長。

她給我選的那套北外課本，我慢慢學到第三冊，隨即自作主張，改學更有趣的《新概念英語》（後來還學了一陣台灣流傳過來的美語《雙向英語》）。沒了老師，語法可以翻書，語音只能聽磁帶；短波廣播的BBC和美國之音英語教學節目（或磁帶），則是另一「法寶」。

許是語音有她之前用心矯正，自己也不算太笨，我的讀音漸漸像個樣子（偏重英音），儘管多年後才有了比較自然恰當的語感，但我今天的口語，若無太多滑稽的中式語音，絕對是她的第一份功勞。

至於讓無數英語學習者頭疼的單詞，最初我也死記硬背，好在音標較熟，多數單詞，憑字面就能猜出大致讀音，記誦相對容易（以我現在的體會，學到較高程度，根本不需要死記單詞了）。學完四冊《新概念英語》，我的單詞量大概兩三千，已能應付基本溝通和粗淺閱讀，雖然仍是個初學者。

因為自修文學和英語，也因桀驁不馴，我在國賓館像個異類。客房服務員以樓層為小組，每組五六個人，每天分兩次打掃一層樓的二十多間標準客房（上午「大搞」，下午「小搞」，很有中國特色的名目），還要輪流值白班夜班。「大搞」「小搞」間隙，不管是否當值，我們不得串崗，只能坐在小小的值班室發獃或閑聊。

我不喜歡扎堆扯淡和打情罵俏。每層樓都有的開水間，於是成了我的小天地。這裡沒人想待，有一台集中供氣的開水小鍋爐，洗滌池，鋪了白瓷磚的工作台，擺著掛著洗馬桶和臉盆的消毒粉，清潔液，橡膠手套，馬桶刷，抹布，拖把，掃帚，痰盂，幾十個茶杯和熱水瓶。最理想的是，開水間一側都是玻璃窗，對著賓館外面的田壩和農家竹林。

很多時候，「大搞」「小搞」前後，我拖一把椅子到開水間，用抹布擦乾淨一小塊瓷磚檯面，泡一杯茶，點一支煙，坐下來又讀又寫。不單學英語，也讀其它書。

冬天，開水小鍋爐散發熱氣，夏天，窗戶透進田裡吹來的涼風，遠比成天關在有暖氣或冷氣的室內舒服。避開話不投機的同事，只跟不說話的抹布拖把痰盂等雜物為伴，你也身心安寧。

天長日久，不論其他服務員還是小組長大組長（後者主管整棟大樓），他們也漸漸習慣或默認了；只要不「大搞」「小搞」或當值，坐在開水間並不違規，儘管與眾不同。只有賓館高層或客房部經理要來巡視，小組長或大組長才會走到開水間，要我馬上「歸隊」。

不像前面寫到的英語角對街那家「涉外」的錦江賓館，遠在西郊的省級國賓館很少普通「外賓」，主要接待中外要員黨政會議，我周圍幾乎沒有講英語的人，也用不上英語。偶爾，一隊在市區找不到適當住宿的外國旅遊團從天而降，弄得賓館上下手足無措。訪華的外國要員好辦，配足中方翻譯，譬如里根時代的布希副總統和荷蘭首相。在我，雖無機會練習蹩腳口語，也沒資格直接為大人物端茶送水，卻是另一扇窗。

我在隨員客房不時見到海外書報：銅版紙彩印墨香撲鼻的荷蘭文報紙，英文版時尚雜誌Cosmopolitan，美國報紙USA Today……這些「天外之物」，總讓我的兩眼發光，充滿「野蠻人」式的敬畏，即使看不大懂，也不敢據為己有（但我一直愛把客人扔掉的外文報刊當成寶貝收藏），卻讓我更加渴望外面的世界，更想學好英語。

有一回，一個新加坡旅遊團在東六樓住了幾天，我和一位祖籍海南的中年大叔短暫成了朋友。坐在會議室笨重的官式單人沙發上，我講蹩腳英語，他不時說幾句生硬中文，還拿出袖珍錄音機，要我對著講幾句普通話，大概想帶回去給多年未歸的親友聽聽。

大叔走後不久，果真給我來信，圓珠筆寫著精細的花式英文，附上數張布面彩照：樟宜機場；城市高樓；他穿短袖襯衣和短褲，腳踩人字拖，蹲在地上，跟一堆熱帶水果紅毛丹（Rambutans）合影。

大叔跟退休父母同住三室的政府公樓，似乎獨身，人也熱情，希望再見到我（我那時還不明白啥叫做禮貌回復），還鼓勵我多讀多聽學好英語。我開始做白日夢，想起鄰居伍大郎說的，我家附近的南大街有位洗印相片的年輕個體戶，有天遇到一個日本客，意外做了朋友，後來因此去了東瀛定居。然而，這樣的運氣並未降到我的頭上。沒有救星。我的英語，學來也真不知道有何用處。

很多年後，以文字為業，我才真正明白，當年在那樣封閉壓抑的環境下自學英語（賓館遠在郊外，又得經常值班，你沒法去城裡讀夜校），如同後來這些年我的寫作和文學翻譯，是個極其孤獨和艱難的過程。沒了因為柏拉圖式戀愛而生的英語老師，一切只能自己摸索；初學階段挺過去了，真正的突破還得很多年。

很長一段時間，就像困在賓館不知前路何方，我的英語也在原地打轉；心有不甘，但又找不到更好的提升途徑。有一陣子，我想過寫信給美國學醫的一位表姐，問她怎樣才能去美國留學，但我既沒用來敲門的大學文憑更沒川資，只能死了這條心。

不願半途而廢，我繼續獨行：用英文寫日記；反覆聽各類語音磁帶；堅持購買當年紅火的《英語世界》雜誌；找賓館黨辦的打字員借來一台舊式的英文打字機，生平第一次苦練打字（那時電腦還很稀缺）；去外文書店買來中國影印或進口的英文小說或Reader s Digest合訂本，就著字典死啃。

有天進城，街頭地攤看到一疊過期的Newsweek、U.S. News & World Report和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可能是省城美領館當廢品賣掉的，還貼著外交郵件英文標籤，叫價便宜。別說當年，這些雜誌現在也很難買到。內心狂喜，我全買了下來，雖然如同那些原版英文小說，多數我仍然看不懂或讀得吃力，常常虎頭蛇尾，但是望著它們，你仍然滿足，知道自己跟世界有了某種神秘的關聯，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條真正的正道。

▍四

至今記得，當年有的同事，不僅視我為怪物，也把我的獨處一隅埋頭苦學譏為「搞科研」。科研搞了兩三年，新詩和現代派小說寫得也沒長進，「怪物」的運氣卻來了，雖然還不能遠走高飛。在國賓館，首次迎來上百名來華受訓的巴基斯坦空軍地勤技師，一住就是三個月。客房部上下都知道，我在自學英語，但在客房經理和大小組長眼裡，我的表現一貫不好乃至惡劣。

只是，他們管不了那麼多了，這人再不可救藥，也比那些表現好卻又一句英語都不會講的服務員有用。我去了「老巴」所在的樓層，很快成了不可缺少的溝通媒介，因為賣戰鬥機給「老巴」的軍工廠只配了一兩個翻譯，晚上也不住在賓館，上百號「老巴」的吃喝拉撒睡，常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南亞人的英語口音，儘管有些怪異，我那時的兩三千個單詞量，連比帶說加猜，基本可以應付。

英語，總算讓我有了一些現實的自由。看我不順眼的幾個大小「領導」，跟「老巴」溝通幾乎靠我（逼急了，他們只會跟「外賓」講普通話），不再對我板起一張臉，不再訓斥上班時我在埋頭「搞科研」，不再挑剔我打掃的客房這裡那裡有問題。因為「老巴」，也因為英語，時隔很久，我又拿到全額的工資和獎金（之前常被扣得七零八落），可以更瘋狂的買中文書和讀不太懂的英文書了。

有天下午休班，呆在單身宿舍，突然有同事來叫。一個魁梧的「老巴」可能用力太猛，把西樓客房五六十年代的大浴缸坐裂了，大腿划了一個血淋淋的口子。軍工廠的翻譯那天不在，我和賓館醫生一道，把「外賓」送到城內的省醫院，一直送進手術室，繼續用蹩腳英語給動手術的醫生護士翻譯。這個不幸的插曲，反而讓我小小的出了一次風頭。

現在回想，有幸為非英語國度的第三世界「兄弟」服務，我在賓館的處境有改善，口語卻沒太大長進。接下來的兩批長住「外賓」，同樣來自第三世界：斯里蘭卡空軍地勤和另一輪「老巴」（這次是飛行員，入住小洋樓）。

不過，跟「外賓」打交道，我已駕輕就熟，甚至短暫交上朋友。「老巴」技師Saleem，跟我差不多年紀，英俊，友善，我倆常聊天，到賓館後院散步，去他房間喝加了太多糖奶的Lipton紅茶（我後來愛喝紅茶，應該源自「老巴」）。Saleem喜歡好萊塢電影，敬佩巴國當時的反對派領袖布托女士。他回國前，我倆在花園合影；除了那位斷了音信的新加坡大叔，Saleem是我那些年跟外界的最後一位交往。

國賓館再無「老巴」那樣的大宗長住客。因為英語，我在賓館儘管不再受人嘲笑輕視，漸漸「以工代干」，從客房部借調人事部做了培訓幹事，甚至為拿一個文憑，報讀無需上課的高教自考英語專科（跟之前自學中文系課程一樣，我還是受不了那些正統乏味的公共課程），我的內心卻愈加苦悶。

我想逃出這個封閉保守的天地，想去夢寐以求的自由世界闖蕩。賓館總台有位大我幾歲的同事，他是全館另一個能說幾句英語的人，老爹是南下幹部，退了休的賓館老領導。幾年前，「老巴」還沒來，他卻「屈尊」不當總台接待員，去餐飲部做了端盤子的服務員，還學起了德語。很快，他去了德國的中國官辦餐廳跑堂，公派。

我沒這樣的背景和本事，更沒這樣的膽量。我的唯一技能，就是學得依舊不成樣子的文學和英語。如同當初離開學校模糊知道英語重要，我也模糊知道，繼續留在賓館，我的文學和英語難有真正長進，說不定還會半途而廢。

然而，真的就像勵志文學寫的所謂人生轉折，在這苦悶彷徨的時刻，一位要好的服務員偶然說起，她可以介紹我去澳門做技術勞工。澳門？一個少人談論的彈丸之地，除了賭場，我一無所知。可是，澳門曾是葡萄牙殖民地，也講英語吧？去不了美國留學，也沒能力去德國的中國餐廳做公派的服務員，我至少得去澳門看看。

緊接著，同事介紹我去負責外派的中方勞務公司，做文員的基本技能我都不缺，中文和英語。中方面試，我順利過關。澳門的大老闆很快要來省城挑選人才，我向北京趕來的勞務公司副總經理竭力推薦，就讓澳門大老闆住在國賓館，就住「老巴」飛行員住過的小洋樓，就在那裡面試吧。天時地利人和，「怪物」的運氣又來了；而這一次，憑著苦苦學得的初級英語，不管將來怎樣，我一定要走出去。

（本文發表時略有刪改）

【作者簡介】

周成林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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