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缺少日本匠人精神：沒有一流的心性，就沒有一流的技術

一旦選定你的職業，你必須全身心投入你的工作，你必須愛自己的工作，你必須毫無怨言，你必須窮盡一生磨練技能，這就是成功的秘訣。」——《壽司之神》

文/譚山山

秋山利輝是近期在中國人氣最高的日本匠人。他27歲時創辦「秋山木工」，這一生中做過的最受推崇、同時也備受質疑的事，便是在自己公司附屬的「秋山學校」推行嚴苛的學徒制度：

被錄取的學徒，入學10天內無論男女都要留光頭；此後，不許用手機；除了8月盂蘭盆節和正月共10天假期，不準見家人；禁止談戀愛（一經發現立刻開除）；禁止挑食（因為挑食的人往往會挑人、挑工作）；禁止接受父母寄來的生活費及零花錢（用自己辛苦掙得的薪水去買被視為「木匠生命」工具才會感動）；每天早會集體高喊「匠人須知30條」，等等。學滿8年，才能出師。滿師後的學徒——這時候可以稱為「工匠」了——立刻被趕出公司，放他們出去獨立闖蕩。

秋山利輝與他的學徒。

秋山的匠人哲學是：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術。因此，他的學徒制要培養的不是「能幹的工匠」，而是「有修為、素養高的工匠」，懂得關愛別人、尊重別人、替別人著想。「如果有了這種人性的東西，就會進入高峰，如果只是技能上突破的話，是沒有神明幫助的，因為沒有德行，就會有局限。所以說，真正頂尖的人、大師級的人，都是『德』在前面。」他甚至會引用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里的一句話來說明：見自我、然後見天地、最後見眾生。

該書出版人、活字文化董事長董秀玉表示：「匠人精神本身講的不是技術，而是從事這個工作怎麼尊重這項工作，先做人做好了，再說這項工作。這不光對匠人，對我們都有用，我們缺少這方面的東西。」

秋山學校的學徒正在做木工。

正是因為這種職人精神，賦予了「日本製造」某種神聖的光環。

日本是名副其實的「匠人之國」。匠人在日本稱為「職人（しょくにん）」，指的是「工匠」，或更進一步的「行家」。在日本人眼中，有一技之長、富有技巧的人就是「匠」，「職人」則強調其職業性、行家性質。換言之，後者比前者強。

左圖：日本民藝大師柳宗悅；右圖：被譽為「壽司之神」的小野二郎

描述「職人精神」一向是日本文藝作品熱衷的題材。以當紅女作家三浦紫苑為例，在她的數部作品中，都體現了既執著又專註的職人精神：《編舟記》中，馬締光也和同事們沉下心來，用二十年時間編一部字典；《哪啊哪啊～神去村》中，平野勇氣選擇了一般年輕人望而卻步的伐木業，並從一枚菜鳥成長為合格的伐木工；在《多田便利屋》中，即便是看起來廢廢的多田，也有著作為便利屋老闆的職業精神——哪怕客戶委託他記錄一天內公交車到站的班次，他也一絲不苟做好，還順帶幫別人把院子掃乾淨。他們的工作，看上去既瑣碎又乏味，卻是日本文化所推崇的。

《編舟記》中，編輯們正在編字典。

正是因為這種職人精神，賦予了「日本製造」某種神聖的光環——「德國製造」獲得世界性聲譽也是同樣的道理。

學者輝格在《沐猿而冠》中寫道：「在專業價值觀上，中國和日本恰好處於兩個極端。日本的匠人文化可謂專業價值觀的典範，而在士大夫文化中，『匠人』是個貶義詞。在日本，即便是一些不入流的行業，照樣可以做得兢兢業業、一絲不苟；而在中國，即便那些戴著專家頭銜，被認為很體面的行當，也普遍缺乏專業精神。」

陶藝職人中里隆

輝格進一步分析，認為造成這種反差的最明顯原因，在於社會流動性的不同：

「古代日本貴族實力強大，等級森嚴，奈良時代雖一度模仿唐朝推行科舉，但影響很小並很快荒廢，百年內所取進士只有數十人。沒有科舉系統或周期性王朝更替所創造的流動性，各階層只能安於由出身所給定的職業身份，長此以往，各階層和各行業便形成自己的傳統和價值體系，個人在其中追求完善和提升。」

「匠人精神的一個要點是，少問『why』多問『how』，在追問鏈條上別走太遠，及早接受某些使命為自己『分內』之事並努力將它做好，不花太多功夫去回答一連串追問以構建一套哲學說辭來合理化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奉行這樣一種生活和工作態度的民族，比較容易在上層價值取向被完全替換之後，迅速為自己重新找到『分內使命』，並以同樣的專業精神去加以執行。」

江戶時代製作和傘的職人

也就是說，在階層固化的時代里，在資源貧瘠的環境中，這種精神能夠帶給人慰藉，讓人安於無可改變的現狀，並在工作中獲得某種神聖感、滿足感。這就是日本職人文化興盛的歷史原因。

20世紀50年代，日本迅速從二戰後的一片死氣中復活，並開始締造「日本製造」的美名，便是因為職人文化背景發揮了作用。

1988年，美國學者理查德·桑內特和太太受邀訪問解體前夕的蘇聯。他們得到了參觀莫斯科郊區的機會，桑內特發現，這些住宅小區的設計不錯，但「政府一直無法命令工人高質量地完成任務」。桑內特問起這些建築為何如此破敗，導遊回答：「人們——總體而言——並不在乎，他們失去了責任心。」

理查德?桑內特，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和思想家，目前擔任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傑出訪問教授。

在蘇聯，「為了祖國好好工作」的道德命令失效了；但桑內特發現，就在蘇聯江河日下的那幾十年里，同樣實行計劃經濟的日本卻蒸蒸日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日本人展現出了在生產中創新的能力，讓該國從二戰後一片死氣中復活過來。比如說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人大規模地生產廉價而簡單的商品；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已經製造出價廉物美的汽車、收音機和錄音機，還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鋼和鋁材。」

桑內特說，「嚴格按照高標準工作在這些年為日本人提供了一種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覺」——日本的汽車產業就在那些年裡崛起，其中包括以匠人精神著稱的馬自達。

馬自達博物館的「魂動」設計展區。在馬自達的設計環節，有大量手工製作的加入，而油泥模型師一直被視為設計師的重要夥伴。他們認為，只有實體的設計模型，才能展現出不同角度的光影變化，這是平面或電腦設計不能展示的。左上圖即為馬自達魂動設計的首款量產車型CX-5的油泥模型。

馬自達的迅猛發展，始於1961年與德國NSU公司、汪克爾公司開始轉子發動機技術合作。取得轉子發動機生產權後，馬自達人對它進行了技術改進，研製出電子控制6進氣口的轉子發動機。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馬自達的黃金時代，有數據顯示：從1967年到1979年，馬自達累計生產馬自達轎車1000萬輛。

鈴木正三所說的「農業則（即）佛行」，如果套用到馬自達身上，應該是「工業即佛行」——工業正是馬自達自松田重次郎以來的最大夢想。

馬自達上世紀60年代推出的包括Familia在內的代表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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