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重要的是誰來變革

筆者曾發表《精英敗壞是社會失序的根源》一文，引證中國歷史上君子之治的範例認為，改變中國社會之失序，「最為重要的事情就是馴服精英，養成其中一部分成為君子」。陳心臣先生撰文予以批評，他對我的歷史敘事之批評以所謂「國際歷史學界」的公認結論為基礎：夏朝可能不存在，董仲舒漢武帝以後中國社會屬於君主專制主義統治，等等。他開口就說「帝國」、「偽《古人尚書》」，對此，我不準備辯駁。我只是奇怪，關於中國歷史，為什麼我們不信去古未遠之古聖先賢的說法，而相信那個以編造現代意識形態為目的的顧頡剛，相信什麼「國際歷史學界」，請問，他們中有幾人讀得懂古文？

還是回到拙文的結論吧：解決當下中國問題，首先需要精神覺醒，道德振興，由此形成一個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精神的君子群體。陳心臣先生反對這一命題，在他看來，精英之所以敗壞，乃是因為諸多制度不合理。要解決問題，就得改變制度。吾友蕭瀚先生在微博上列出批判儒家的陣勢，其立論之本是：「自由是道德的基礎，這已成為倫理學界共識。」這意思同樣是說，讓人自由的制度是讓人道德的前提。

說精英的敗壞緣於制度不合理，我大體表示同意，但仍有所保留。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並非所有精英都敗壞。更有趣的事實是，諸多新聞也表明，底層民眾並沒有敗壞得那麼嚴重。這是一個對制度決定論構成嚴重挑戰、因而需要解釋的現象。按說，制度應當普遍作用於所有個體，可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同等地敗壞？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不同人的道德自覺程度不同。有些精英具有較強的道德感，而拒絕同流合污。普通民眾沒有接受形形色色反道德主義的現代意識形態洗腦，而保有自然的道德感，反而不那麼敗壞。

當然，即便忽略這個顯著的例外，當我承認精英敗壞緣於制度不合理部分成立時，我也要立刻補充說：解釋精英敗壞的邏輯，不可不加反思地用來思考良好制度生成之道。人們經常說，一個健全的秩序需耗費漫長時間才能形成，但毀滅卻只需要一夜功夫。因為，秩序毀滅的邏輯與構建的邏輯其實是不同的，人的行為作用於制度與制度作用於人之結構其實是不對稱的。

給定一個制度，它可以普遍地作用於所有個體，因此，壞制度確實可以讓其所覆蓋的成員普遍地敗壞，而且，敗壞的行為模式會以幾何級數傳染，因為，壞制度之壞處就在於，它讓每個人回到自身，只關心自己看得見的利益，對此利益，個人的敏感性越來越高，相互傷害的策略也就加速度地被人設想和運用。

反過來，改變制度的行為卻是個別的。你不可能設想，一個國家的所有人，一致地採取改變制度的行動。這裡存在著經濟學家所討論的「搭便車」問題，存在著奧爾森所提出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問題。

當然，在討論這一點前需要確認一點：制度自己不會變。很多制度決定論者談論制度變革的口氣，彷彿制度是一個外在於人的東西，可以自主地發生變化，而後所有人將生活於好制度的陽光雨露之下。制度自行變革論者預設了創造奇蹟的第一推動力。人由制度塑造，制度則由某個神秘的第一推動力在某個時間點上於一夜之間一舉根本改變。這個第一推動力可能是某項技術，也可能是某種經濟趨勢，更有可能是全知而全能的掌權者的靈機一動。這些第一推動力所帶來的變化都屬於奇蹟，一個社會若發生奇蹟，那當然好得不能再好，但社會科學不應把奇蹟當成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行討論。

面對不合理的制度，社會科學應當討論的問題是：生活於此不合理制度下的人們，如何消除制度中的不合理，推動制度向著合理的方向變遷？而既然不可能所有人同時集體行動，那就一定是個別人首先推動變革，帶動少數人集體行動，然後逐漸擴展。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少數先知先覺先行者即君子？必須回到人心才能給出可信解釋。其出現機制與不合理制度下有些人並不敗壞，其實是相同的。可以用孔子所說的知、仁、勇「三達德」予以說明：較為敏銳的仁讓君子對他人的損害產生強烈的同情。因為智，君子能夠洞悉制度之不合理處，並構想更為合理的制度，提出制度轉型之方案。因為勇，君子會投入改變制度的實踐中，這樣的實踐是充滿風險的，按照經濟人理性看是得不償失的。個別人、少數人具有知、仁、勇之德，將啟動制度變革之過程。

假設沒有這樣的人，所有人都按照制度的邏輯活動，也即以敗壞的方式苟活、投機，其結果將是社會秩序之全面潰散，而絕不可能有制度的變革。中國社會目前就處在這樣的危險之中，因此，少數人的道德覺醒與君子人格、技藝養成，乃是這個社會唯一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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