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從一份抄家材料檔案袋，還原變革年代的中國人家史

文史 05-10

文 | 冉雲飛

我搜舊書三十年，到過全國各地不少舊書市場，打交道的舊書商亦復不少。以前曾有心寫「書賈傳奇系列」，寫就幾篇便沒有繼續下去，殆因閱讀愛好及寫作興趣比較廣之故，泛濫無歸，無由專一來完成此事。逛舊書市場的樂趣，自然不是一定要淘到好東西才滿足，很多時候是滿足一種慾望的釋放與癖好。但隨著年增齒長，時間成本實在高昂，故近年來我淘書熱情銳減。不過，偶爾遇到談得來的舊書界的朋友，也是很願意花時間交流的，雲從龍兄就是其中一位。

雲從龍得知我在研究中國告密史，故在2014年11月我到南昌附近一個縣城講課之機，得蕭軼兄之介，送我一疊告密資料，後又送我《江西公安史輯要》。交流中得知雲從龍正在用手中所搜的檔案，撰寫一系列文章，甚至為「小人物」作傳寫史，逼近一種真相，完成他所說的「歷史拼圖」，此中結出的碩果便是東方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明星與素琴》。「明星」復有「素琴」，是惹人遐想的文字搭配，其實這是一對名不見經傳的夫妻悲欣交集歷史之「復盤」。

對於撰成本書之檔案的獲得過程，最清晰的表達不是出自他的自序亦非後記，卻是「暗藏」在《明星與素琴》243頁的第二個注釋里：「本書中賀明星的自傳、賀王二人的書信、1956年王素琴的『泄密事件』『文革』中對王素琴的指控等全部為一手材料，為筆者2012年偶然發現，這些材料全部被裝在一個外面寫有『抄家材料』的檔案袋中。以此估計，賀王二人在『文革』中極有可能受到了衝擊，而這些材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檔案，可能永久地散佚了。」現在我們來看雲從龍通過「抄家材料」如何來複盤二位主角的生活與歷史。

冉雲飛：從一份抄家材料檔案袋，還原變革年代的中國人家史

▍一

有了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可以保證自己的研究與寫作，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能否真正起到「復盤」民眾的生活及歷史的作用，那是很難說的。《明星與素琴》之所以讓我們讀後覺得其有歷史感與立體性，當然不只是因為作者擁有那獨一無二的「偶然發現」。而在於作者把「偶然發現」貫穿於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下，讓我們能看到「偶然發現」的「抄家材料」，也能如此鮮活地說話。

如果單用「抄家材料」就事論事，那麼就會像散亂的珍珠，無有貫穿之線條，總是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單是「抄家材料」，你甚至連賀明星與王素琴的家世背景都是一頭霧水，解讀起來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就像注重最新考古材料的歷史研究者，由於其對既有歷史文獻之掌握不夠，功力不深，固有知識儲備有問題，就可能出現只抓住新材料而臆測一通，得出的結論並不牢靠著實。雲從龍那「偶然發現」的一堆材料，若是落到不具備大歷史眼光和相應知識諸備的人手中，其結果也只能如此。就像通史、斷代史、方誌聯袂為史學形成歷史研究的「金三角」一樣，要確定飛機的飛行位置，除了經度、緯度外，還需要有飛行高度，歷史的探尋亦復如此。

通過賀明星1948年因欲入黨所寫的並不豐富的「自傳」，作者很下了一番打撈功夫，將他祖先的歷史都做了比較清晰的梳理，顯然不亞於官方的外調內審，這裡面展示了作者基本的以「抄家材料」為中心的史料搜羅與梳理功夫。為弄清賀明星的家史，因此作者花了不少功夫，尋找《明水縣誌》，以及黑龍江明水縣的文史與黨史資料，其至找到了賀明星堂兄所編的族譜，從而發掘出了賀明星本人也許都不知曉的，其父親及先祖的歷史。

再者，為了考訂賀明星的父親賀文翰在北京讀大學受馬列主義影響，而從北京回到明水縣，借出任日本人的偽職，從而達到地下抗日的歷史，雲從龍擴展閱讀，研究了與街村制有關的史學著述，如李娟的《日偽統治下的東北農村：1931—1945年》。並由此解決了賀文翰生平重要事件的節點：「據李娟的研究，街村制正式廢除於1941年2月，按照此時間節點推測，賀文翰的解職應在1941—1942年之間。」（p.45注釋一）雖然賀文翰有抗日的蹤跡可尋，但也不要被後來的革命性套語遮蔽眼目，否則就有成為別人思想跑馬場的危險。正如雲從龍所說：「必須十分在意材料中那些頻繁出現的革命話語，警惕它對一個真實的賀文翰的遮蔽。」（p.37）

土改是南下幹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明星與素琴》的兩位主角，均未直接參加江西的土改，但這個背景性的說明又非常重要，作者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呢？大多數人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借重《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與羅平漢的《土地改革運動史》等書，事實上作者也是如此做的。但他的排他性在於使用了另一件第一手未公開出版的史料——《魏必達土改日記》。魏必達土改工作的地方弋陽距離賀明星工作的星子縣，大約三百公里，有很強的可比性，從而完成了對江西土改一個麻雀性的解剖。借日記來完成對社會的微觀觀察，在附錄一《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記》一文里，也有與如上自洽性的延續。

從學識與名聲上看，魏必達未必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人，但他與「三農幹部」馬主任在土改中的衝突，是其日記的主線。這說明一些知識人在土改中的狠勁與胡來，的確稍遜於「三農幹部」。要想通過仇恨來形塑新的社會衝突範式，使得社會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必須要「牢記階級仇，不忘血淚恨」。所以「三農幹部」馬主任才非常有底氣地對魏必達說：「現在政府完全依靠三農幹部，你知識分子有什麼了不起呢？不過認得寫得幾個字，我要你寫的時候，你還不是給我寫，難道你還敢不寫嗎？」（p.209）如此直白的表達，想必讓魏必達氣悶而無可奈何。但現實就是如此，你再氣悶也只得承認權力上的差序格局。

對於全國土改包括江西土改的認識，賀明星在給王素琴第十八封信里有比較清醒的認知，說土改既是共產黨對國民黨戰爭取得勝利的基石，同時也是準備馬上打朝鮮戰爭乃至世界大戰之必須。不過作者對此說得更明白：「土改讓社會階層中佔主要的農民徹底翻了身，使新政權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另一個重大意義還在於土改通過無償掠奪大批地主、富農、工商業者的財富緩解了國家財政吃緊的狀況，支援了戰爭。」（p.200）所謂農民徹底翻身云云，在過了兩年後的互助小組與隨之而來的農村合作化中，即化為烏有。支持了戰爭是顯見的事實，但最為久長的影響則是，社會階層特別是底層根基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塑，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這種對社會結構包括民眾自我救助體系的完全喪失——義（塾）田、義學、祠堂等民間救助體系被連根拔起——統購統銷使民眾的胃，受到了空前的管控，故大躍進後的大饑荒，成為一種無法阻擋的邏輯必然。

▍二

賀明星與王素琴的書信，不僅記載了那個時代的戀愛與婚姻觀念，更展示了新頒布的《婚姻法》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國家強力介入私人生活，從婚姻開始，把事實婚姻變成法律婚姻，可謂牽牛要牛鼻子，抓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得鼎之初，戰事甫歇，官方即花主要精力於1950年4月13日頒布而同年5月1日開始實施《中國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其管控社會的用意，夯實社會根基，重建性資源分配體系的意圖（參見拙著《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里《從一美術創作集考察歷史》一文），不少人是看不出來的。近來才有這領域方面的專家予以重視，如張培田編著的《新中國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區檔案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算是在史料上回溯彼時舊觀，但在見解上卻未必能勘破就法律議論法律的「理中客」狀態。好在雲從龍尚能從賀明星與王素琴的婚戀中看出這裡面的社會變遷，算是有眼光的視角。

人口遷徙的因素甚多，在安土重遷的農業中國，自發的遷徙總是稀有的，外在強力——戰亂、逃荒、政府強制等，才是主因。賀明星、王素琴算是到江西的南下幹部，南下幹部是官方政治化的說法，「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是一次特殊的人口遷移，規模巨大的南下幹部及其家眷，最後都在江南安家，並為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p.147）。就像成渝兩地的南下幹部分別是山西幫與山東幫，給這兩個城市帶來了一些不同特質，小到成都人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的餐食中之普遍吃面與饅首等，均不無山西的淵源和影響。

在分析文革揭發材料里說王素琴私自塗改工資級別，並且連升三級一事，倘沒有相當的背景知識儲備的人，讀到這裡也分不清，這到底是事實還是污衊。但云從龍棋高一著的是，利用材料中所說的1963年的「工資改革」，而找到該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批的《勞動部關於1963年工資工作安排意見的報告》，全國有百分四十的職工普調工資，王素琴自可名列其中，說明這項指控不實。至於被指控1955年私自塗改工資一事，他的結論則要謹慎得多，因為沒有直接材料證明而得出是與否的肯定結論（p.257—258）。這些地方，展示了作者「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求實精神。

像《魏必達土改日記》一樣，用類比與「圍獵」（亦類似於軍事上的「圍點打援」）方法，來解決主人公檔案資料缺失所留下的漏洞，從而使人對主人公生活與工作背景的理解，更為豐富和立體，此法在本書中並非只使用了一次。無論是對賀明星的老家東北還是對江西，單靠賀明星與王素琴的書信及其它檔案，其缺失都是相當多的。作者用第一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的日記，既豐富了江西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也關照了賀明星的老家東北之情形，因為此前邵式平在東北地區當過各種官職，尤其是他任西滿分局經委會主任後，考察了各地的工業與工廠狀況。

在日本統治下的大連曾有一個叫中央研究所的單位：「日偽時期東北地區的開發和工業部署，全部是經由此院（應為所——冉注）設計承辦，『其房子、書籍、儀器，日本所花去經費，每年等於帝國大學的二倍。』」（p.90）這個沒受戰爭破壞的單位，不少日本研究人員也都還在，共產黨急欲想利用起來，可是「蘇聯人對該所棄之不用，同時又不讓共產黨接手，後者多次與蘇方商討，要麼被拒絕，要麼便被索要高額租金。明明是中國的地盤，卻要由蘇聯人說了算，這令共產黨很懊惱」（p.90）。如此情形，並不是孤例。「1948年12月1日，他在瀋陽參觀一個兵工廠，根據介紹，那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一個兵工廠，僅各種機床就有七千台，但較好的一些設備卻被蘇聯人搬走了。對此情狀，邵式平只能默默接受。」（p.95）邵式平們為何歷來對如此的蘇聯情形，都默默地接受呢？他們時常當作牌來打的愛國主義，為何往往在這時缺席了呢？

這還不是不解之事的全部奧秘之所在。「蘇聯人非常聰明，他們十分清楚日本殖民者留在東北的工業技術價值，所以接管不久便對一些重要工廠中的設備和技術進行了瘋狂掠奪，部分機器被運回蘇聯，搬不動的則一律破壞，工程圖紙、研究成果以及尚未回國的日本技術人員被運送至蘇聯。」（p.89）與此同時，「當年（指1945年——冉注）11月，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節上公開宣稱，旅順港及大連港區域、滿州鐵路等為『新的蘇維埃領土』，此事傳到中國後，輿論嘩然，引起漫議。1946年1月，又發生張莘夫被殺事件，共產黨又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提出承認中共在東北建立的『民主自治政府』，南京政府接收東北的軍隊應該控制在一定數量內的要求，這些因素糾集在一起，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反蘇大遊行』。」（p.332）

更為弔詭的底牌還在後面。在《明星與素琴》附錄二《4928—1》一文里，作者寫了一位名叫狄陸嘉的工程師，受別人告密檢舉，他也去檢舉別人的過程，從而累積了一本厚厚的審查檔案，其編號名之曰4928—1。狄陸嘉是王雲五兒子的同學，這樣的經歷，就足夠他喝一壺，因為王雲五曾是共產黨的戰犯。狄陸嘉在自我告密（自我交心、自我檢舉）後，仍暗中被別人告密，大約他深知要使自己安全——囚徒困境這事兒，大約他是不明白的，不過高壓下明白也沒用——也要仰承上意檢舉別人之非，以求增加自保的概率。狄陸嘉在《我的同學Y》的檢舉材料里，就檢舉了Y參加1946年反蘇遊行的事（p.333）。這看上去很荒謬的事，在彼時其實是一種常態，1957年因所謂的反蘇言論，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在少數。

冉雲飛：從一份抄家材料檔案袋，還原變革年代的中國人家史

▍三

做舊書商搜了貨物不是為達成立馬可見的利益最大化而屯貨，甚至乾脆不賣而做研究，類同於炒房炒成房東，其間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但老實說，做舊書買賣而兼為學者的，實在不多，孫殿起、雷夢水算是此中聞人。至於葉德輝特別是倫明雖有售賣，但更多是作為藏家而名世。如今做舊書生意在網上知名的要算布衣書局的胡同兄了，他因售書被人知曉，更因其販書日記，而令人銘記。但像雲從龍這樣，直接用手中所搜材料著書立說，應該算是更為稀有。

當然我對雲從龍的見識並不都是欣賞的，如他在前言中所說：「曾經砸中艾薩克．牛頓的那隻蘋果，我們能說那是歷史的必然嗎？儘管上帝說過『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可是，在蘋果砸中牛頓之後，上帝死了，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p.3）事實上，上帝不僅沒死，祂依舊掌管天地及歷史，死的只是尼采，雲從龍這種看法只不過是從無神論，以及後現代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所得出的，人云亦云的結論。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史見，雲從龍的弔詭與矛盾便因此而難解。「當我自己覺得出一本書要『文以載道』的時候，當我覺得作為一個文人抑或知識分子必須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時候，國家、人心、天道、倫常，是否和我處於同一個頻道？假若不是，那我豈不是雞同鴨講，豈不是非常可笑，豈不是要做一個永遠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p.355）與其說這是他對傅雷自殺的不認可，毋寧說是他對堅持尋求真相與理性思考而不得好報的激憤。由前言中的漠視信仰，到後記里他如此糾結便屬必然，這也充分展示了他在這本書里欲說還休，未能道盡的難言之隱。

《易經》「乾卦」中說：「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從雲從龍的名字，我們就不難看出他自己否認的儒家理想，但他的糾結是相當明顯的。事實上「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除了肝筋火旺、虛火上沖的口號作用外，的確沒有什麼用處。無論從政治實操（運營）還是文化使命上，儒家都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如此彷彿是要提著自己的頭髮超越地球。有靈的萬物感應與在上帝之下的萬事互相效力畢竟是很不相同的。

總體說來，《明星與素琴》多是用史實說話，一如傅斯年說「動手動腳找東西」，與史學就是史料學的主旨，若合符節。換言之，即便偶有議論，多半也是得體。但說多了，「舌頭是百體中最小的，卻能說大話」——在賀明星寫給王素琴第八封信後的議論，便不乏過度抒情的毛病。「這真是生機勃勃、富於生活情趣的一幕（這我是同意的——冉注）。這些在顛沛流離中出生的孩子，長大之後，大多繼承了父輩的道路，成就了未來的中國。」（p.147）這是何等的「成就」呢？難不成作者寫王素琴文革遭遇時，就沒想過他這個抒情性判斷——「未來的中國」是什麼樣子么？

另外在一些細節上，《明星與素琴》也有可商之處。如說「尤其是1947年秋天劉伯承、鄧小平挺進大西南創建新根據地之後」（p.195），這明顯是挺進大別山之誤。「但隨著後期兩黨矛盾的加劇，國民黨在暗中進行軍事部署，和平建國的願望最終成了泡影」（p.193），只要讀過鄧小平侄子、學者鄧野的著作《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就會知道這樣的結論或許流於草率。

冉雲飛：從一份抄家材料檔案袋，還原變革年代的中國人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