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艱難，一封信讓周恩來總理潸然落淚，它寫了什麼？

1972年5月4日，「柳青專案組」送來了父親的專案結論，否定了所有莫須有的歷史問題，他又一次「解放」了。到外地「躲病」（柳青患過肺結核，對麥花過敏，每年夏收都要到外地躲避）再不用「偷偷摸摸」，可以光明正大去北京了。

前一年在北京只能住在遠離城南郊的親戚家。當時父親得知《創業史》的責任編輯、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王維玲因病從幹校回京，讓我悄悄和他聯繫請他來和父親見面。相見時艱，百感交集，兩人談了許多在政治颶風中搖曳至今的遭遇和人事。

這年通過王維玲，徵得同意，我陪著父親借住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宿舍里。與王維玲同住一樓，父親和他幾乎三天兩晚促膝交談。

其他同志也常來看望，不斷有人送來自家燒的美味菜肴，並幫助父親聯繫呼吸科專家給他治療。

中青社是團中央的單位，一些同志和胡耀邦熟悉，有人幾次同父親說：「耀邦同志從幹校回來，目前也沒有安排工作，他平易近人，喜歡和同志們談談，許多同志愛到他那裡坐坐。」建議父親也過去走走。於是，我用自行車推著他去了。

胡耀邦和父親在戰爭年代有過同路行軍的暫短經歷。1947年父親從東北回陝西途中，胡耀邦也奉調回晉察冀工作，二人一路同行。此後他們也偶有接觸。

這一次交談，胡耀邦非常關心父親的身體，建議父親給周恩來總理寫封信，請求他的幫助。這是從父親對陝北經濟建設的建議談起的。他說這兩件事情你可以寫封信給總理，把建議全文附上。那年月，許多人困在人生懸崖，想請求總理幫助。總理為了得到這些人的消息，盡自己的能力保護和挽救老同志，設了一個收信機構，當時的形勢，「四人幫」有多猖狂，總理的處境多艱難，局外人也時有所聞。所以，他這樣建議我們：「有許多人給總理寫信，本人不出面，是讓兒女出面。」他把頭轉向我，非常詳細地說明送信的地方，讓我到中南海的北門，在它的斜對面，有一個很不顯眼的門，外面什麼標誌都沒有，門口有人站崗，裡面土院土路，看起好像很冷清，讓我到那裡把信交給站崗的，他準會接收，這是總理給自己設的收信機構。

信是父親口述，我記錄，簽了我的名字。送信的過程順利是因為胡耀邦同志指點周詳。我交信時，那人未置一詞，接了信，轉身向遠處一間很簡易的房子走去，我一直盯著那個戰士進了屋。

我們並沒有抱太大希望，總理太忙了，國家幾年動亂，災難不斷，他要日理萬機，自己尚且高齡，又重病在身。

非常意外，在發信後的第九天，就接到了衛生部的電話，說：「首長十分關心你的健康，讓我們轉達他的問候，並給你安排在京檢查和治療。他已經把你的信件（指建議）轉給了有關方面。」國家大事堆積如山，他還這樣重視一個普通作家的求助，怎不讓人感懷終生？我們幾天不能平靜。

在北京就聽人說，當時正值各省革委會主任在京開會，總理把那份建議在會上親自交給了陝西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讓他回去研究研究。據說總理已多次聽說陝北地區連年災荒，人民生活困苦，當聽到現在還不及當年黨中央在陝北時的生活，總理流了淚。

沒幾天，王震副總理派了他的秘書來和父親交談陝北經濟發展的想法。他也十分關心陝北人民。

9月份，我和父親回到陝西，父親急切地想知道陝西省委對這份建議的看法，陝北有沒有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希望。為此，我給省委打了電話，說父親希望見見領導，談談自己的想法。他們同意父親到省委8號院去。

那是一個晴朗的午後，我用自行車推著父親走出塵土飛揚的小巷。來到省委，落座在一位領導的辦公室。他為我們倒了兩杯水，放了幾片茶葉。寒暄的話不多，就說到看病的問題。他說：「李主任說，在北京檢查，在西安治療，沒必要在北京治病，有什麼要求可以來電話或信。」其實，為看病我們以後沒有找過他們，他們也從來沒有過問過。父親主要是想談談改變陝北現狀的事情。一提到這，領導表現得不耐煩，說：「李主任說了，柳青住『牛棚』住昏了，陝北不種糧食，不以糧為綱，陝北人吃什麼？」話題轉至「主題」，就難以為繼。父親瞪著老大的、無可奈何的眼睛，一言未發。來時的希望一掃而光，只能耐心地把話聽完，我們怏怏不樂，告辭出來。父親坐在自行車的后座上，父女二人相視苦笑，在沉默中走了一陣，他突然說：

「不知是我住『牛棚』住昏了，還是他當官當昏了。」

「就用這種方法能把陝北經濟搞上去？」

「等著看吧！」

他又說：「我們的幹部隊伍相當一部分人知識貧乏，怎麼能勝任領導工作呢？戰爭年代沒有時間學習，和平年代也沒有時間學習嗎？」

「1955年我就這個想法寫成一個建議，寄給當時的第一書記，第一書記沒有收到信，被轉到原陝西省委農村工作部，1957年我催問過書記本人，經查找，原件已不見了。」「唉……」一聲嘆息，大概是在感嘆黨內的某種工作作風和領導方法。為了使空氣不要過於沉悶，我隨便說了一句：「現在有些地方的幹群關係就像剛才的茶水，寡然清淡。」。

從此以後，這個建議再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1978年，父親去世後，我把建議交給了《人民日報》社，時間不長，《人民日報》全文登載。

從1972年5月和胡耀邦同志交談，以後每年到京「躲病」，父親都要去看望他，主要目的是談自己對中國未來發展變革的想法，以後幾年，父親陸續讀了東歐改革的一些書籍，他認為東歐改革的浪潮一定會影響蘇聯，無論早晚，中國改革的一天也終究到來。父親期待和他交換看法。

1973年到1977年， 我沒有陪父親去京，有一年，他回來，對孟維剛說：「這次在京，去看胡耀邦，我對他說：『咱們這個國家和黨為什麼常受極『左』路線的苦，從王明路線開始，好人遭殃，壞人得勢的情況屢見不鮮，我認為主要就是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

這話說了，不知胡耀邦是什麼態度？父親沒把握：「他會反感我的話，否定我的看法嗎？」

父親說：「他不但沒有否定我的看法，反而情緒激動地說：『我的後半生就是要為建立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而奮鬥。』」

在當時的國情下，胡耀邦有這樣為國為民的精神，父親說：「我甚為敬佩！」

父親去世後，曾在團中央工作的肖楓同志說，他聽耀邦談改革想法，覺得十分熟悉，因為在柳青那裡也曾聽到過許多相同的思想。可見，他們交談之深之廣。

不了解父親的人，在改革開放後，僅從他的小說，很難推斷他對改革的態度，作家路遙就問過作協的老人：「如果柳青活著，不知他是『改革派』還是『凡是派』？」

了解他的人們說：「肯定是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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