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個「三大汗」，「電影大國」特別神

最近，阿米爾·汗出演的一部《摔跤吧！爸爸》燃起了中國影迷對印度電影的熱情，也讓我們藉此機會審視一下印度這個電影大國的老傳統和新格局。

《寶萊塢生死戀》

電影神話與全民特性

印度電影的規模一直是個「神話」，年產一兩千部影片，總票房一千多億盧比，論產量甚至超過好萊塢，論觀眾數也就中國能有一拼。若算年均觀影數，30億人次的印度還能甩開中國一截了，畢竟他們的票價極為便宜，通常只有10到50盧比，最高不過150盧比（也就相當於人民幣十塊錢），日均人次最高可達千萬，全國1.3萬家影院能達到這種收入，說是「電影大國」不算虛言。正是由於印度人對電影的由衷熱愛，才支撐起若大的市場，各階層都把看電影當做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窮人也願意排隊買最便宜的前排座，只為在老舊的戲院里耗上大半天，感受銀幕上如痴如醉的夢境，順便把冷氣吹過癮。

寶萊塢是印度電影的代名詞，但印度電影不只有寶萊塢，除了孟買，還有班加羅爾，加爾各答，馬德拉斯等好幾個電影製作基地，由於各邦地緣文化和教育程度不同，從中北部的印地語區到西南的卡納塔克邦，從喜好英語片的精英階層到草根的販夫走卒，口味不盡相同。寶萊塢因為商業上的成功更具覆蓋性，也憑藉海外輸出擁有國際知名度，孟買電影城自然是最著名的「夢工廠」，數百家電影公司在那裡搭景開機，攝影棚與恢宏的宮殿林立，殺青後又被拆得一乾二淨，如此往複，無非是為廣大印度人民製造夢想。

《帝國雙璧》

印度電影 「動輒三四小時，一言不合要跳舞」的標籤，在寶萊塢的推波助瀾下更加凸顯，從沒有強制規定影片中必須要跳舞，一些嚴肅的作品中也沒有舞蹈場景，這個所謂傳統更多是市場催生的。既然廣大觀眾喜歡看，那製片方就紛紛加入這種商業元素（就像港片里多有動作戲和武術指導），演員不會唱不會跳沒關係，有專業編舞、配唱和替身。真正對影片內容加以限制的，還是嚴格的審查制度和政府任命的審查委員會，既然電影放映算得上是社會活動，當局就不可能放任不管，印度早在1918年的《電影法》中就存在了審查制度，獨立後更是沿襲這種管控，有來自警方、海關、教育界，以及宗教團體的審查人員，把印度全國上映的影片分為四個級別，從最公開的U級，到限定18歲的A級，12歲下家長陪同的UA級，以及最嚴格限制觀眾的S級，可以任意刪減影片內容，片方若對審查結果不滿，上訴的最終裁決權歸屬聯邦法院。

神話汲養與重金特效

多年來印度電影一直從神話、史詩中汲取養分，《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兩大文學巨作貢獻了取之不盡的靈感。一如去年的票房大片《巴霍巴利王》，印度觀眾習慣於看到自己的祖先被「神話」，扛著林伽，上天入地，無往不勝。印度電影中崇尚神力，任性開掛的欣賞傳統自從有了CG特效的加持，更是如虎添翼，從《阿育王》到《巴霍巴利王》，十幾年來不斷創造視覺奇觀，這種對恢宏場面的調度能力和審美趨向，在中國也僅有張藝謀能一較高下。

《巴霍巴利王》

有了技術和資本的保證，印度人如今完全有能力在銀幕上實現「七香四洲三千世界」，耗資17億盧比的《巴霍巴利王》才剛剛拍完，下部尚未公映，就傳出了要拍《摩訶婆羅多》的消息，預算高達100億盧比（1.5億美元），陡然把印度電影的成本紀錄提高了6倍。《摩訶婆羅多》這樣煌煌「二十萬行」的民族史詩，即便拍成上下兩部影片，也不足以涵蓋其龐雜的內容，只需取其中婆羅多兩族奪位的主線，用耀眼的特效和扎堆的明星來滿足觀眾的民族熱情，以《巴霍巴利王》的票房成績來看，這部計劃明年開拍、2020年上映的神話巨作，並不難實現其商業目標。

但高投入的精品畢竟是少數，大部分印度電影都有模式化的毛病，經常是帥哥愛美女的愛情戲，好人受冤終復仇的苦情戲，再插入大段的歌舞，追逐打鬥，樂此不疲。架不住這種組合一直受到普通觀眾的喜愛，他們對藝術性的要求不高，更多的是在電影院找尋娛樂和放鬆，最好是大團圓結局，能讓他們帶著愉悅的心情走出影院。

《女生規則》

然而，在這股砸錢上大片的熱潮中，印度電影中的現實主義難免有些落寞，挑戰積弊多年的社會問題需要勇氣，尤其是印度女性常年低下的社會和家庭地位，哪怕出現了《熾熱》和《女生規則》這類呼籲婦女保護的作品，也架不住此起彼伏的強姦案，給印度形象帶來的惡劣影響。畢竟在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半神的英雄，能保護妻女的，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開放的現代文明。

「明星制」與商業性

與這種模式化的情節搭配的，就是從早期好萊塢學來的那套「明星制」。如今的幾位印度大腕兒，所謂「三大汗」：阿米爾?汗、沙魯克?汗和薩爾曼?汗，就是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他們擁有巨大的群眾基礎和公眾影響力（《腦殘粉》里的瘋狂場面可見一斑），印度人骨子裡的「偶像崇拜」情結，足以輕易轉換為政治資源，不少影星當上了政黨領袖，參與社會活動，這在印度比西方更為普遍。

《腦殘粉》

當然影星之間的競爭也是異常激烈的，老前輩一旦漸露頹勢，就要受到赫利尼克?羅斯漢和阿克謝?庫瑪爾等年輕一代的挑戰，阿米爾?汗為了拍《摔跤吧！爸爸》拚命折騰自己，又是增重又是減肥，除了敬業，一部分也是源於這種壓力。至於女星，則很難有如此常青的地位，「寶萊塢頭號美女」的名號轉得飛快：卡琳娜?卡普，普雅卡?喬普拉，卡特琳娜?卡伊芙，索納普?卡普，艾斯維亞?雷……她們就像眾神的曼妙化身，召之即來，足見印度電影業的風順輪流轉，不亞於好萊塢。

《摔跤吧！爸爸》

自20世紀初，以薩達達拍猴子開啟了印度電影史，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古魯?杜特為代表的黃金時代，到如今越來越與國際接軌，印度電影長期自給自足的欣賞模式也在悄然變化。雖然好萊塢大片在印度市場的份額只有10%，但帶來的衝擊是全方面的，尤其是1997年《泰坦尼克號》的上映，造就了英語電影在印度的票房紀錄，給固步自封的印度電影人以震撼——原來大片應該這麼拍！

上世紀90年代後的印度電影逐漸有了改變，雖然還無法擺脫愛情苦情那一套，但明顯的加重了社會反思的主題和槍戰飆車等動作戲，男女人設也出現了一些邊緣人群。相比價值觀的更新程度，印度電影在技術層面的進步更加明顯，各種拍攝手法，特效技術上向好萊塢看齊，阿米爾?汗的《幻影車神》的飆車戲足以比肩《速度與激情》，各種動作片、驚悚片、科幻片也層出不窮，想像力之奇詭，足以挑戰任何自然規律，網上那些腦洞清奇的GIF，其實都截自《雄獅》等本土動作片。

《幻影車神》

然而，在出口商業片的同時，印度電影的藝術性卻被遺憾的忽視了，常年缺席戛納、威尼斯等國際影展，提起大師級名導，也就資深影迷能想起薩雅吉?雷伊，可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傳奇了。大量的印度裔海外移民，也為印度電影的出口創造了條件，但多是寶萊塢主導的商業大片，小成本文藝片也就《午餐盒》等屈指可數的幾部，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導演也會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各大電影節（包括北京、上海），但多數水準尚不足。

「黑澀會」與貪腐

別看印度電影的產量高，觀眾基數大，卻是個高風險的行業。有數據顯示98%的印度影片都是虧本的，遇見市場行情不佳，放映和發行公司內耗，甚至是流感爆發等因素，全國市場都會受到嚴重的波動，2009年就曾發生過票房大盤下跌14%的「慘劇」。在創新匱乏、設施陳舊等各種弊病中，印度電影的資金來源，一直是讓電影人頭疼的老大難問題，別看年產量高，共需數百億盧比的投資，但政府並不會給這些影片撥款，各邦政府還徵收30%到50%的娛樂稅，商業銀行也很少給片方放貸，因為大部分影片還是賠錢的，風險不小。導演和製片人只能自籌資金，其中不少是來自於黑社會的髒錢，也就是說拍電影主要是為這些走私、販毒者「洗錢」。假如影片無法盈利，還很有可能找來殺身之禍，曾有製片人因此被黑幫折磨致死，導演住所被炸毀，編劇被槍頂著腦袋改對白，女演員不得不去陪大佬跳舞，甚至集體給通緝犯們祝壽……從孟買到班加羅爾，許多電影人背後遭遇的是外人不知的屈辱。黑社會對於印度電影業的滲透，還造成了銀幕暴力的泛濫，他們可以直接插手導演的創作，肆意在影片中詆毀政府和警方，侮辱婦女，把自己美化成英雄，這也算是一種「虛構的社會奇觀」。

當然這種被黑社會操控的印度影片談不上什麼藝術性，大多是雷同的情節，但社會影響惡劣，對現實中的暴力犯罪推波助瀾，許多電影人一直在大聲疾呼，希望擺脫這種狀況。可偏偏印度負責電影管理的部門也不幹凈，譬如主宰電影生殺大權的印度審查委員會，決定一部影片的分級和上映資格，前年該委員會主席拉克什?庫馬爾就因受賄罪被捕，家中被抄出大量現金。許多印度影片為了能儘快通過審查，不得不向審查委員會的官僚們行賄，通過指定的代理中介機構送審，否則會遭到各種名義刁難。

此外，電影作為社會文化的載體，在印度民間產生不小的影響力，也擔負著引導意識形態的功能，常會受到複雜的政治勢力，宗教組織和民族主義的拷問。1999年有一部同性戀題材的影片《火》，揭示了印度女性的悲慘地位，控訴落後保守的包辦婚姻，雖然獲得了上映資格，還是遭到了攻擊。

還有一部影片《危險》，原是講述錫克族男青年愛上了穆斯林女孩的「愛國主義」作品，上映後卻引發了孟買和德里穆斯林的大規模抗議，被認為是主流印度教對穆斯林的褻瀆和侮辱，騷亂一度升級到政治層面。畢竟在南亞次大陸這片土地上，電影有其複雜的宗教和民族屬性，並不只是「談談情，跳跳舞」就能讓所有人都歡愉的，像「蒙巴頓方案」這種歷史遺留的敏感問題，一旦觸及，激起爭議就很難平息。由此可見，越是歷史悠久，越是民族成分複雜，創作者要躲避的坑就越多，唯獨阿米爾?汗敢於挑戰此類癥結，借《我的個神啊》用喜劇方式來對印度文化進行反思，呼籲跨族群的和睦相處，甚至與巴基斯坦人步入婚姻殿堂，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真是難能可貴。

中國銷路與文化互探

在中國的亞洲鄰居里，印度恐怕才是最陌生的，不要說日本、韓國等東亞近鄰，就連新馬泰也因旅遊市場的開放顯得熟悉親切，《泰囧》的成功就是例證。雖然印度擁有世界產量最高的電影工廠，但對中國市場的輸出一直很少，除了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缺少移民基礎，不依從世界主流（也就是好萊塢）的敘事手法，獨特的口味偏好，也是阻礙中國人理解的重要原因。

中國影迷所知的寥寥幾部「印度大片」，大多還是通過互聯網獲得的，斷斷續續看個熱鬧。《寶萊塢生死戀》、《阿育王》等具有史詩片的噱頭，繁複的歌舞，恢宏的戰爭場面，視覺上的誇張也頗為直接，人海戰術用起來得心應手，同為文明古國，倒與咱這兒的「盛世奇觀」不謀而合。

《阿育王》

近年來印度電影為了推廣本國文化，進入飛速發展的中國市場，同時規避本就不多的「外片配額」，與中方簽訂了中印電影合拍協議。像王寶強的《大鬧天竺》，成龍的《功夫瑜伽》和黃曉明的《大唐玄奘》，都是在這個協議框架下操作的產物。影片最後的成色暫且不論，但能去印度實地取景拍攝，數百人的中方團隊與印度同行合作，確實實現了文化上的交流，對彼此的品味和技術水準有了更多的了解。反過來，印度電影人也拍攝了《月光集市到中國》，《阿辛哥的奇妙之旅》和《私奔到中國》等喜劇，以功夫和熊貓等中國元素來吸引觀眾，畢竟印度人的好奇心也不小，想知道隔壁的「成龍」們是如何變為買遍全球的土豪的。

《月光集市到中國》

對於印度電影來說，在中國這片早已群雄逐鹿的平原上，能爭取到公映的機會已算成功了，縱然是上映一年的買斷批片也為時不晚。這個美好的開局來自於阿米爾?汗的《三傻大鬧寶萊塢》，2011年該片被中影引進，雖然網上早有資源，但由於爆棚的網路口碑，仍然吸引不少觀眾去影院一睹為快，最終在中國取得了1404萬人民幣票房佳績。中國觀眾突然發現，印度人並不只會拍古裝史詩片，他們的現實題材同樣具有想像力和深度，縱然傳統風俗差異巨大，印度大學生、白領和工程師的日常生活與中國同齡人並無太多不同，《三傻大鬧寶萊塢》中諷刺的教育問題在中國似乎也存在。在《三傻大鬧寶萊塢》上映成功後，陸續有不少印度電影登陸中國院線，阿米爾?汗的另一部傑作，《我的個神啊》更是在2015年收穫了1.1億票房，創造了印度電影在中國的最高紀錄。這兩部印度現實題材喜劇在中國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其中營銷宣傳抓住口碑造勢的功勞不小，可以說為阿米爾?汗在中國影迷中建立了個人品牌，也為其新作《摔跤吧！爸爸》引進中國，奠定了樂觀的票房預期。

《三傻大鬧寶萊塢》

不過，阿米爾?汗的兩次成功，並不能說明中國市場就大度的接納了印度電影，2016年引進的兩部印度大片，《巴霍巴利王：開端》和《腦殘粉》，雖然質量也屬上乘，由於缺少足夠的宣傳，最終在中國的票房慘淡，可見風險並不比本國小。《巴霍巴利王》並非產自寶萊塢，而是南部的泰盧固語出品，同樣展現了印度人拍攝史詩片的工業水準，數碼特效之鋪陳，直逼好萊塢同類影片。但由於中國觀眾對印度歷史和神話系統不了解，出現了認知錯位，邏輯踏空，導致笑場連連，上部的票房僅有749萬，下部的引進恐怕遙遙無期了。

另一位「天王巨星」沙魯克?汗主演的《腦殘粉》，雖然是商業片，但也嚴肅探討了明星與粉絲「相愛相殺」的複雜關係，劇本構思巧妙，一人分飾二角的演技出眾，諷刺的雖然是印度瘋狂的偶像崇拜，放在當下中國社會也具有警示意義，然而由於宣傳不力等各種因素，中國上映後知者寥寥，票房區區153萬人民幣。由此可見，以寶萊塢為代表的印度商業電影，想要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路途遙遠，偶然性極大，還不如通過合拍方式，用一部賣座的「印囧」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印度，培養出更多的文化愛好者，再圖長期效應。

文| 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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