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注重調研決策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必然要求。歷史偉人毛澤東一生一貫重視調研。在其曲折磅礴的人生歷程和中國革命進程中，他不僅始終躬身實踐搞調研，而且創造了獨具中國特色的調研決策理論。從研究事實與真理、決策之事問工農、反對本本主義（早期調研決策思想），到從經驗到理論、倡導實事求是、依具體實際決定工作方針（中後期思想升華），筆者最近對偉人的調研決策思想進行了一次系統學習和研究，並特別擇取偉人早期調研決策的典型事例（為其一生調研決策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進行回顧與梳理，以期對我們做好調研工作，有所借鑒和啟示。

研究實事和真理

毛澤東生於1893年。16歲前，讀了6年私塾，中間停學務農兩年。在井裡灣上學時，即遍讀被塾師稱為「閑書」「雜書」的《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精忠岳飛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他讀了這些故事，發現裡面的人物都是文臣武將，也有書生，就是沒有種田的農民。他分析小說的內容，原來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他覺得這樣很不平等。

毛澤東在小說里關注的事情，現實中發生了。1910年，長沙鬧荒年，有的全家投塘自盡。饑民到巡撫衙門請願遭到槍擊，當場死亡14人。走投無路的饑民放火燒了巡撫衙門、外國洋行。清政府派兵鎮壓，暴動者的鮮血染紅了瀏陽門外的識字嶺。消息傳到韶山，毛澤東久久不能平靜。幾十年後他說，「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

17歲時毛澤東離開韶山，到50里地外的湘鄉縣東山小學堂讀新學。行前，他改寫一首詩夾在父親的賬簿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在東山小學堂，他學習了自然科學、地理、英語等新科目，受到康、梁等維新派思想的影響。翌年，到長沙湘鄉駐省中學學習，接觸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一年後，他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受到比較系統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教育。

從1914年到1918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對他的成長產生巨大影響。在這裡，他認識了楊昌濟、徐特立等一批進步教師，結識了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等一批進步青年，也深受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感染。在這裡，他看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無能。1915年，袁世凱接受了日本侵華「二十一條」，他奮筆疾書：「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同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毛澤東成為熱心讀者並為之撰稿。

在這裡，他開始了社會考察活動。1917年暑期，他約蕭子升外出「遊學」（湖南俗話，指窮知識分子靠作詩寫字送給土財東換錢糊口），一把雨傘、一個挎包，未帶分文，行程九百多里，歷時一個多月，遊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許多鄉鎮，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長、寺廟方丈等各色人等，寫了很多筆記。同學說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第二年春天，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及東岸，經湘陽、岳陽、平江、瀏陽等縣，遊歷半個多月。在這裡，他指揮了平生第一次軍事行動。1917年末，北洋軍隊從湖南衡寶一線沿鐵路向北潰退，一師校區為必經之地。時為學友會總務的毛澤東經校方同意組織學生自願軍守衛學校。他把幾百學生分成三隊，拿著木槍，分布在幾個山頭上放鞭炮，聯絡當地警察鳴槍吶喊，北洋軍倉皇失措，被全部繳械。在這裡，他組織了湖南第一個新型社團——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學會規定的「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5條紀律，其風格與後來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何其相似。

一師畢業前後，多數會員同意「向外發展」，分散到中國乃至世界各處學習考察。1918年8月，毛澤東赴京聯絡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走一批後，到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但他沒有走出國門，在1920年給周世釗的信中談了當時的想法。他說，「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吾人似先研究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關於中國「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恐怕有些困難，不如現在做了。」

五四運動爆發後20天，毛澤東組織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7月創辦《湘江評論》。他在「創刊宣言」中說，「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今後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並提出實行社會改造，「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1920年7月，毛澤東又創辦「文化書社」，籌組俄羅斯研究會，先後介紹劉少奇、任弼時等16位進步青年赴俄留學。這一時期，毛澤東尚不反對「無血革命」，但在驅張（敬堯）以及與譚延闓謀求「湖南自治」之後，他認識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

決策之事問工農

1920年，毛澤東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回湘後著手在工人和學生中發展黨員，1922年成立中共安源支部（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支部），改組湖南勞工會，成立湖南工團聯合會，任總幹事。他成功地組織了安源路礦大罷工和與趙恆惕的說理請願鬥爭。1923年調中央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1925年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為了應對國民黨右派的分裂活動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他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發表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的《革命》第四期上，引起強烈反響。

根據國民黨《整理黨務案》，1926年5月，毛澤東不再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任農民運動講習所（廣州）所長。他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他提倡學生研究各省農民問題，組織了以地區劃分的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農民觀念、民歌等36個調查項目，並親自調查撰寫《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刊在講習所的《農民問題叢刊》上，作為範例。通過社會調查，毛澤東認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他在《農民問題叢刊》第一輯序言中寫道，「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地主階級的特權，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就不會從根本上倒塌。」他呼籲要有大批同志「到那熟悉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些什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1926年11月，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等省的農民運動如急風暴雨般興起。國民黨右派和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攻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擾亂了北伐後方」，陳獨秀也說工農運動「過火」了，「妨礙了統一戰線」。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毛澤東從1927年1月4日開始，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對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首先在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刊發，而後《嚮導》等報刊相繼轉載，並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出版了單行本。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其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刊登。

1927年8月上旬，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到湘贛邊界發動「秋收起義」。他秘密回湘，首先對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調查。在楊開慧家裡，他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在長沙又邀請來省城的五位韶山農民徵求意見，由此確定，秋收起義要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左派名義），要建立自己的武裝，實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這是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相結合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萌芽。

上了井岡山和組建紅四軍之後，毛澤東大力倡導社會調查，並親自做了永新、寧岡調查（可惜材料遺失了），使社會調查成為紅四軍的一個優良傳統。1929年9月，陳毅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把「調查工作」列為群眾工作的第一項。這年底，毛澤東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把對調查工作的認識提到「肅清唯心觀點、以實現對革命正確指導」的高度。他寫道，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要「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離開了實際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

1930年5月，紅四軍回師贛南，攻下尋烏城，在這裡停留了一個多月。毛澤東利用這個空隙開了十幾天調查會。參加調查會的有縣裡的中層和基層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了產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11人。調查涉及尋烏的地理、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舊有土地關係及土地鬥爭等，重點調查了城鎮商業狀況和富農問題。他後來說，「我做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和地主的問題」，「不僅要抽多補少，還要抽肥補瘦」，「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他還說，「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僱農與流氓」。

1930年底，毛澤東轉戰湘贛，沿途做了許多調查。於東塘至吉安途中，就以鄉還是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進行調查；在吉安就分青（青苗）和出租問題進行調查。較大規模的一次，是在興國的永豐區開了一個星期的調查會，他在總結這次調查時說，「實際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反對本本主義

在尋烏調查途中，毛澤東總結「反覆了多次」的鬥爭實踐，寫出了名作《反對本本主義》。文章開頭就提出一個重要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指出，「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他強調，「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絕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這篇文章在戰爭年代丟失，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館又從福建龍岩地委發現並送給毛澤東。3月，毛澤東即寫一說明，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學習參考。

1931年4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下發《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並擬制兩種調查表。通知中說，「現在這兩種表格，我們如能照深刻注意實際的正確的統計填寫起來，是能解決我們許多問題的，特別是現在分配土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除望紅軍政治部每到一處注意填寫，地方政權機關逐鄉去填寫，尤望紅軍中和政府中每個負責人隨時隨地做此種調查和統計」。這個通知是毛澤東起草的，他在通知結尾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1932年初，按照中共臨時中央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要求，紅軍發動贛州戰役，歷時33天，攻城未下，傷亡3000多人。一個月後，毛澤東組織攻打涼州，兩天結束，消滅敵四十九師大部，繳獲一大批槍支彈藥，飛機兩架。同樣是城市，為什麼毛澤東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涼州？聶榮臻回憶說，「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涼州是敵人的薄弱點」，「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涼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

進入涼州後，也要打土豪，建政權。紅軍戰士看見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就把他當土豪。楊成武團抓了100多人，只有五六個是土豪。毛澤東召集連支部書記以上幹部會，說「為什麼搞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第一個原因，沒有認真地很好地調查研究」，你們抓的土豪，「有的屬華僑」，「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抓人權。第二個原因,是聽不懂本地話。越是聽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涼州有一大收穫，就是在龍溪中學圖書館搜集到一大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除了自己讀，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說，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來的《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後不久又寄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在書上面寫道，你看了前一本書，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這本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1933年下半年，毛澤東在瑞金主持「查田運動」。那時的中共臨時中央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的政策。毛澤東為了具體指導這項工作，先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王觀瀾帶工作隊到瑞金葉坪鄉試點，而後推廣到三個區，最後推廣到全縣。王觀瀾回憶說，「起初只從表面生活來看，從政治勢力來看，隨著鬥爭的深入，才開始從剝削關係、剝削數量來分析」。當年10月，臨時中央政府印發了毛澤東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其中明晰地提出了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原則和標準。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共中央又一次印發，作為當時土地改革的指導文件。

1933年11月，毛澤東就鄉級蘇維埃建設對興國縣的長岡鄉和上杭縣的才溪鄉進行調查。為什麼進行這兩個調查，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的說明中這樣寫道：「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實際執行都在鄉蘇與市（鎮）蘇（蘇維埃），這是人人了解的，但鄉蘇、市蘇應該怎麼樣進行他們的工作，卻有很多人不了解」，「在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機關中，發生了敷衍塞責或者強迫命令的嚴重錯誤」，「大大障礙了蘇維埃任務與計劃的執行」。「另一方面，無數的下級蘇維埃工作同志，又在許多地方創造了許多動員群眾的很好的方法」，「上級蘇維埃人員的一種責任，就在把這些好的經驗收集整理起來，傳播到廣大區域中去」。「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毛澤東總結的這兩個鄉的經驗，是一種非常具體的指導，以「才溪鄉調查」為例，報告綱目如下：

行政區劃

代表會議：代表數，代表團，代表與居民的關係，代表的政治表現，代表的調動與補選，女代表；

此次選舉：共寫9條，5條選舉規則，1條會前準備工作，1條會中活動，1條到會情況，1條選舉結果；

鄉蘇下的委員會：介紹了8種工作委員會；

擴大紅軍：8、9、10三個月各村動員當紅軍情況及其主要經驗；

經濟生活：勞動力問題，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價，經濟公債；

文化體育：日學，夜學，識字班，讀報團，識字牌，俱樂部，牆報。

…………

1934年7月，中央紅軍主力準備轉移，中革軍委委託毛澤東寫一本《游擊戰爭》的小冊子。他用一個月時間，寫了3萬字，分為3章。第一章《概論》，論述游擊隊的任務、組織及游擊隊如何發展成為紅軍。第二章《游擊戰術》，論述戰鬥動作要則、襲擊駐止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後方、對付敵人「圍剿」和追擊以及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事項。第三章《游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政治工作的目的、內部的政治工作、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等。他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說，「書里好多事是主席領著我們粉碎前幾次『圍剿』親身經過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陽鎮、會昌、於都等地開調查會、走訪群眾我們聽說過的。」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條結論：掌握了先進理論，把握了中國實際，並通過調查研究的中介把二者具體地結合起來，形成正確的方針與政策，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這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條核心經驗。

據近年披露的一則史料記述，陳毅和薄一波在延安的一次交談中，曾推心置腹地談到紅四軍的一段歷史。井岡山會師後，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當時很多同志不習慣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司令部對外」，不願做艱苦的創建根據地的工作。於是，在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選掉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上了陳毅。陳毅說，「我掛了幾天帥，感覺自己不行，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後一比較，就察覺出問題來了。」恰好這時中央通知陳毅到上海開軍事會議，他向當時主管軍事的周恩來彙報說，紅四軍離開毛澤東的領導不行。周恩來與有關同志溝通後，讓陳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的信，即「九月來信」，主要內容就是請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陳毅回井岡山後傳達了這一指示，毛澤東表示先弄清是非，再考慮復職。他們一起找人座談，調查研究，聽取意見，於12月份召開古田會議，作出了毛澤東重新擔任前委書記的重大歷史決定。

在艱苦險惡的早期革命歲月里，我們的隊伍是用腦袋來作「抵押」、來投票選擇既能帶領紅軍隊伍應對危局，又能立足實際、高瞻遠矚，指出中國革命未來走向的組織「靈魂」和權威領袖，毛澤東最終成為了這樣的「靈魂」和領袖。這與他終生重視調查研究，積累實踐真知，最終升華為領導和指導中國革命不斷前進的雄韜偉略，無疑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