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時代越躁動，就越需要倔強的靈魂

編者按

2017年5月2日，著名學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原會長、汕頭大學終身教授王富仁教授於在北京因病去世。王富仁教授一生致力於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國左翼文學研究，近年來更是鼎力倡導「新國學」理念，皆成就斐然，尤其是他的魯迅研究在學術界有重要的影響。王教授正是這樣一位純粹的學者，在學術上只談學問不閑扯的精神最值得人所敬重。

越是在一個躁動混亂的時代，就越需要一個沉靜倔強的靈魂。尤其是處在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一旦出現觸碰底線的社會事件，在短時間內就能引起全社會的大討論，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到，中國人現在需要怎樣的價值觀和精神，而魯迅的思想「恰巧」被屢次提及。2011年我們曾經採訪過王教授，他當時回答說，「魯迅思想的真正特點是追求中國人精神上的人性的發展，而他的思想一直沒得到真正的重視、估價。」

原文：《躁動時代更需要沉靜倔強的靈魂》

本報記者：綦曉芹

魯迅的思想一直未被真正的重視

記者：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30周年，全國各地都在舉行紀念先生的學術研討會，魯迅與當代中國、反思魯迅研究，等等，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尤其是魯迅精神遺產對當下的意義成為討論重點。您怎麼看待魯迅與當代中國這一問題？

王富仁：當前魯迅的價值對於我們中國更加重要。他的思想一直沒得到真正的重視、估價。魯迅思想的真正特點是追求中國人精神上的人性的發展。雖然過去我們對魯迅作了各種解讀，肯定他的歷史價值，也對他的思想做了宣揚，但往往離開了他自身這一真正的追求。

人性的發展是魯迅終生追求的目標。它與我們平時說的文化上、思想上的發展是不同的，既不同於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革命思想，也不同於胡適的西方科學民主觀念，這種批判不是依照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宣傳西方某些固定的思想，而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新的解讀、反駁和批判，尤其是對儒家文化的一種批判。在當時的歷史時代，魯迅先生追求人性的發展表現在人的精神氣質的發展上，這主要體現在他的文化偏執論上。之前我們肯定了魯迅的很多方面，但很少思考他「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立人主張，而這是他關於人性發展的集中體現。它不是一種物質上的追求，而是對心靈的追求，思想上、精神上的追求。只要你的靈魂上是一種人性的發展、人性的澄明，有了這樣一種眼光和心靈，人對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這種心靈的發展不是集體主義的，是個人的，用個人的精神來看待世界，而不是人云亦云。到現在，我們中國人重視的仍是大家怎麼看，個人與別人的說法不一樣就感覺是錯的，這就是所謂的集體主義。這兩句話從學術來講，在強調馬克思主義時期，我們容易把這兩句話當作唯心主義，遭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國家重視物質的發展，而不是精神。因此，這兩句話也一直被大家忽視。

當然，魯迅所說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並不絕對地排斥集體主義。在外部物質發展上我們應該重視集體主義，但在精神追求上我們不能講究集體主義。比如在戰場上所有戰士都衝鋒陷陣，是一種集體主義，但每個人的內心想法、他的思想內在的支撐點是不同的，每個人的精神、心靈、靈魂等方面都要重視自己的發展。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總是關心人家怎麼看，老是想著教導大家應該怎麼做，年輕人應該怎麼做，群眾應該怎麼做，他就不重視你怎麼對待這個世界，你在這個世界上要追求什麼，不追求什麼。所以，我們要發展個人，「人立而後萬事舉」，有了人精神上的發展，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事情就能做了。如果每個人都沒有自己的精神，沒有自己的個性，什麼事情都做不成的。所以這兩句話體現了魯迅追求的獨特性，它的思想的獨立性，而且這種思想在當前中國社會、現當代歷史發展上是最重要的。

物質對靈明的遮蔽造成精神的混亂

記者：也就是說在您看來，現在我們對人性的發展重視不夠，甚至部分知識分子也不懂得尊重人性的發展。這是否與我們當前的社會道德困境有關呢？近幾年發生諸多的社會事件表明，社會的道德底線正在節節後退。

王富仁：是這樣。我認為，「文化大革命」之後所面臨的所有問題，都是把原來精神和心靈上的追求轉移到外在的物質方面了。大家都在追求金錢，每個人都想在這個社會上出人頭地，這樣人與人之間就變成了仇人，但冠以平等競爭等旗號。雖然我們也強調個性，但其實沒有個性，別人都是我的敵人。近30年來，由於物質對靈明的遮蔽，甚至說壓迫，造成了精神上的一種混亂，人性的淪落，因此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事情，比如丈夫殺妻子，妻子殺丈夫，父親殺兒子，兒子殺父親，甚至母子之間也成了敵人。為什麼成了敵人？是因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物質上的幸福，有間房子，爸爸佔了兒子沒有，兒子佔了父親沒有，怎麼辦，有的是打官司，爭執不下就是互相殺戮，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人與人之間沒有了愛，這個世界就是吃人的世界，又回到了原始時代。事實上現在社會上很多事情是很野蠻的，比如人販子，奴隸社會才把人當作一種商品啊，現在我們卻把人的價值商品化了。面對這樣一種現實，我們再回頭讀讀魯迅，就可以看出魯迅對於中華民族的價值是其他人無法代替的。

記者：這是對我們當前的魯迅研究非常好的提示。

王富仁：尤其是魯迅研究學者應該意識到一種歷史使命，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優秀精神一個個毀掉，3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都做什麼了？圍繞金錢推波助瀾，沒有針對人性的發展承擔起這個歷史使命。如果一個國家養了這麼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他不是政治家，在物質方面上不生產具體的產品，而對精神上的問題又漠不關心，光想著獲取自己的個人利益，壓倒別人，出人頭地，那成了吃人的一個人。

所以說魯迅的《狂人日記》也好，雜文也好，對當下社會都有很好的啟示。你可以感受一下，魯迅在雜文中批判的很多東西在現實生活中不但有，而且變本加厲，駭人聽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不關注魯迅，再不把魯迅關於人性的思想宣揚出去，得不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那就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失職。儘管中國物質大發展了，GDP變成世界第二了，這麼多錢不但沒有給中國人精神上帶來幸福，反而帶來很多的痛苦和困惑，使青年人在人生髮展中找不到自己的出路，那麼這些錢又有什麼用呢？所以說我們應該認識到魯迅的價值，重視魯迅的價值。在魯迅整個生涯中，各派政治勢力都在圍剿他，都在壓制他，如果沒有魯迅在前面給我們趟出一條路來，我們可能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我們如果還不想通過魯迅的作品、把魯迅的思想推廣出去，那我們就有愧於我們的民族，有愧於世界。

讀書是一種精神的追求

記者：針對當前諸多的社會現狀，不少人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因為畢竟我們曾經是禮儀之邦，現在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都在學習、宣傳、推廣傳統文化，祭孔、建立書院、百家講壇，等等。魯迅先生有著深厚的古典學養，雖然他反駁、批判傳統文化，但他的反駁與批判是在充分消化的基礎上，您認為魯迅先生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我們當前學習、消化傳統文化有何借鑒？

王富仁：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問題。我們是把中國古代思想家當作一個教條，通過它實現自己對於物質的追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做一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還是做一個真正關注民族、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的人呢？所以任何知識分子對於傳統思想家都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從對人的關切出發的，對人的關切也就是對人的精神發展的關切。如果從這個方面來解讀孔子，孔子依然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是在關注著學生的成長和發展的。魯迅同樣如此，他對青年學生的培養也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如果我們現在提倡儒家文化時，不關注現在青年人精神上的發展，而只是標榜自己說這就是儒家文化，我代表儒家文化，讓自己成為一個名人，那這種文化就沒有價值了。

其實，先秦的知識分子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相通的。先秦的知識分子讀書不是為了做官，不是一種物質的追求，而是一種精神的追求、靈明的追求、內心的追求。有了文化，心明眼亮了，覺得這是有價值的，然後傳承給他的學生，這就是先秦知識分子。到了「五四」時期，無論是魯迅、陳獨秀、胡適，都不是想著通過新文化運動可以升什麼官，或者得到了多少錢，他們是關心著中華民族的發展，關心著青年一代人的發展。所以說陳獨秀第一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辦的雜誌也是《新青年》，李大釗也寫了《青春》，魯迅也是，大家都是在關注著青年人應該怎麼辦，應該如何發展。所以「五四」時期和先秦時期的知識分子是相通的。而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寫一篇文章是為了爭教授，不是想著關心人，不是想著青年人如何活得比自己更加幸福，精神上更加敞亮，而是通過這個把自己抬高起來。

所以，現在問題不是傳統文化是什麼樣的，而是我們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如何應用傳統文化，為什麼研究提倡傳統文化的問題。如果不是為了自己成名，而是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就不會否定「五四」，不會否定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關心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關心青年婦女兒童的發展。魯迅把人分為10等，最低等就是婦女和小兒。提倡新文化之後，就應該首先關心到婦女兒童的發展，關心到青年一代的發展，這才是中國民族的前途和未來。如果你只是關注自己是否能成名，是否能當官，那你必然就會參與到現實世界掠奪中去，大家都在搶，而不去想著怎麼給人一點精神上的鼓舞，不是出於人與人之間的愛。只要是人與人之間愛的文化，古往今來都是一樣的。相反；只要不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所有文化都是吃人的。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285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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