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曹植七步賦詩，詩從何來？

兄弟鬩牆乃至手足相殘雖然有悖於人倫綱常，但自古迄今都屢見不鮮，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對其胞弟曹植持續多年的猜忌和迫害就是眾所周知的典型事例。與此相關還有一首堪稱婦孺皆知的《七步詩》：「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過這首詩的來歷相當可疑，在現存最早的幾種宋刊本曹植詩文集中均未見收，直到由明人輯校刊刻的曹集中才開始出現，其後遂相沿成習。而早在《世說新語·文學》篇中就已經記載過這首詩的創作本事：「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所引錄的詩作不但比明人所刊曹集多出兩句，文字也大有出入。清人沈德潛在編纂《古詩源》時選錄的就是這種多出兩句的《七步詩》，只在小注中輕描淡寫地說：「一本只作四句，略有異同。」並未再做深究。同時期的另一位評論家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中認為兩者並無軒輊：「繁簡二本並佳。多二語，便覺淋漓似樂府；少二語，簡切似古詩。」儘管試圖居間調停，可終究無法消除讀者的一系列疑問：為什麼會有不同版本的《七步詩》？兩者之間存在何種關聯？到底該以哪一種為準？最後或許還將面對這樣的質問：七步賦詩的故事究竟是否真實可信？

油畫作品《七步詩》

《七步詩》溯源，真否？

對於這首詩的真偽，現代學者往往各執己見。黃節的《曹子建詩注》（商務印書館1933年）剔除過一些「傳訛者、誤入者、疑存者、復增者、斷落不完者」，《七步詩》就赫然在列，只是格於體例，沒有詳加論說。郭沫若在《論曹植》（載1944年《中原》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版《歷史人物》）中則明確指出：「過細考察起來，恐怕傅會的成分要佔多數。多因後人同情曹植而不滿意曹丕，故造為這種小說。其實曹丕如果要殺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詩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殺他的話，詩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殺，何至於僅僅受了點譏刺而便『深慚』？所以這詩的真實性實在比較少。」分析得頗合情理，然而畢竟只是依照常情進行推論，缺乏確鑿無疑的證據。余冠英雖然也明白「這故事是不大可信的，因而詩的真偽也難判定」，但依然把《世說新語》中的那首《七步詩》收入其《三曹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可見對此仍是信疑參半。陸侃如在《中古文學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中則直接將此詩繫於黃初四年，對其真實性顯然毫無懷疑。而受業於陸侃如的張可禮在編著《三曹年譜》（齊魯書社1983年）時，又對此詩闕而不論，並未接納老師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各家意見雖然並不一致，可在研究過程中大多隻注意到《世說新語》中的記載，未能進一步追溯七步賦詩故事的淵源。

精擅中古史事考訂，對古典文學也很有興趣的黃永年在1985年寫過一篇《從七步詩的由來評曹植詩的整理》（載中華書局1991年版《學林漫錄》第十三集，相繼收入上海書店2006年版《學苑與書林》、中華書局2007年版《黃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仔細梳理了《七步詩》的遞嬗演變。除了前人早就習見的《世說新語》，他在《太平廣記》中又發現了一段標明「出《世說》」的內容，記載曹丕、曹植兄弟一同出遊，路見兩牛相鬥，其中一牛不敵，墜井而亡。於是曹丕責令曹植在百步之內賦成死牛詩，且不能提到「牛」、「井」、「斗」、「死」等字眼，若不能應命，便將施以斬刑。孰料曹植揮筆立就，而時間尚有餘裕，隨即乘興「重作三十言自愍詩」：「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略作比勘之後不難發現，《太平廣記》所引詩作和《世說新語》又有所不同。此外，據《太平廣記》所述，賦詩時限定的條件原是「走馬百步」，並非《世說新語》中所說的步行「七步」；而在這篇「三十言自愍詩」——即後世所謂《七步詩》——之前，曹植還寫過一篇在前人所輯曹植集中都失收的《死牛詩》。經過仔細的比對核查，黃永年認為《太平廣記》中引錄的才是《世說新語》的原本，而今本《世說新語》很可能經過後人的點竄刪削；至於明人所刊曹植集中新增入的《七步詩》，則並非源自《太平廣記》或今本《世說新語》，而是利用《初學記》、《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加以輯錄，其內容又有所節略改易，和最初的面貌相差更遠。由此可知，不但七步賦詩的故事出於誇張附會而並不可信，即使追溯到最初的源頭，這首詩也出於小說家言，未必真實可靠。

黃永年

黃永年讚賞丁福保，當否？

黃永年對《太平廣記》的史料價值評價非常高，在《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2002年）中曾特別指出：「此書可說是一大寶庫。但對它下功夫鑽研利用的人一向不多，中華書局出版了錢鍾書的《管錐編》，第二冊有關於《太平廣記》的二百十五條札記，錢氏學貫中西，但此札記只是著重從文學角度來探討，如從唐史研究的角度，應可寫出更多的札記，找出更多的寶貴史料。」他本人就有不少論文的史料取資於此，還為學生講授過「《太平廣記》研究等即使知名院校也未能開設的課」（《對指導研究生的自我評估》，收入《學苑與書林》），以至於「學術界流傳著這樣的一段佳話，凡是喜好在自己的論著中徵引《太平廣記》的，都可能是先生的學生」（曹旅寧《記我的老師黃永年先生》，載中華書局2011年版《學林漫錄》第十八集）。這條被前人忽略的重要史料，正是他為了授課而重溫此書時偶然發現的，其欣喜自得不難想見。

為了徹底了解前人校訂《七步詩》的詳情，黃永年又順便翻閱了明清以來多種經過整理的曹植集，逐一評論其優劣得失。在檢覈近人丁福保所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時，結果竟然令他大感意外。此書最初由丁福保創設的醫學書局在1916年鉛印出版，中華書局在1959年又重排付印，雖然蒐羅範圍較廣，但舛訛疏漏頗多。黃永年原以為「丁福保先生的書多不詳出處，向來不為學術界所重視」。尤其是逯欽立所編相同性質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問世之後，因體例嚴謹、校勘詳審而後出轉精，丁書早就已經廢而不行，乏人問津了。沒想到丁福保勘定的《七步詩》，卻讓黃永年由衷地擊節嘆賞，甚至「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丁氏「在『煮豆然豆萁』四句之下加了條小注，指出：『《文選·任彥昇行狀》注引《世說》作「萁在灶下然」，餘三句同。』這是前人所從未注意到的」；其次，「在『煮豆持作羹』六句下又有小注指出：『今本《世說新語》載此六句，與《初學記》、《御覽》不同。』可見他已經從這兩部類書里找到了『煮豆然豆萁』四句的出處」；最後，丁氏「在《七步詩》後隔了《棄婦詩》、《寡婦詩》、《七哀詩》三首增添了《死牛詩》，引用《太平廣記》俊辯『曹植』條，並在小注中指出：『今本無《死牛詩》，即煮豆詩與此敘事亦異。』」這些細緻周詳的校訂輯補，使得素來高傲的黃永年也不由地驚嘆「我所找到的資料，丁福保先生居然早已找到了」，「不能不使我欽佩他的淵博」，語氣中明顯帶有幾分失落。相形之下，逯欽立所做的校訂則令人頗感失望，「丁書所提到的《文選》注、《初學記》、《御覽》、《廣記》一條也沒有引用，當然也沒有收入所謂《死牛詩》」。丁書的整體水準雖然遠不及逯書，但就這首《七步詩》而言卻是佔盡上風。

然而繼續深究下去的話，就會發現黃永年對丁福保的推崇稱許其實並不得當，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丁氏所做的校訂輯補，其實完全迻錄自清人朱緒曾的《曹集考異》（蔣氏慎修書屋1914年鉛印《金陵叢書》本），根本沒有絲毫自己的新發現。即使是黃永年在文中指摘丁書，「在編寫體例上還不夠精密，如應該把《死牛詩》緊接《七步詩》，把《廣記》所引《世說》的異文注到《七步詩》之下，又如把《廣記》載本《死牛詩》的『囟』字改為『山』，『峍』字改為『歘』（按：黃氏原文誤作『飆』）而不說明理由之類」，也都原封不動地承襲自《曹集考異》。只不過朱氏在曹植詩句下原先還引錄過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的一則評論，其中提到：「魏曹子建《牛斗詩》云：『行至土山頭，歘起相搪揬。』見《太平廣記》。」可知朱氏在校改文字時還是交代過依據的，只是丁氏在過錄時有所刪略，才由此遭到黃永年的批評。

丁福保畢生喜好藏書編書，憑藉個人收藏而纂輯的《說文解字詁林》、《文選類詁》、《佛學大辭典》等資料集和工具書，都是匯聚各家著述，取精用弘而成。在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時也是如此，對於前人所做的校勘輯佚相當倚重，只是各部分參考借鑒的對象水平參差不齊，才導致全書有畸輕畸重的弊病。而且由於所涉內容太多，頭緒紛繁複雜，也未及一一標明來源。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的「紀昀」條中曾根據稿本上的署名，判定舊題紀容舒所撰《玉台新詠考異》實際上是其子紀昀所著，「殆善則歸親之意」，隨後批評「近人丁福保又添入八朝全詩中，攘為己有」。仔細覆按《玉台新詠考異》和《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也就是倫明所說的「八朝全詩」，後者有不少校語確實源出前者而未作說明。丁氏將《曹集考異》的校補內容迻錄到自己的書中，情況也與此相仿，這正是他在編纂此書時的慣常做法。未能明確交代資料來源確實有欠規範嚴謹，可倫明徑直斥其「攘為己有」也不免有些言重。丁福保憑藉一己之力而能在短時間內編纂出這樣大部頭的著作，且其宗旨在於嘉惠學林而非謀求私利，對此還是應該抱以「了解之同情」，不能一味地求全責備。

丁福保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早年曾擇取善本輯印過《漢魏六朝名家集》（文明書局1911年），其中曹植部分選取的是清中葉知名學者丁晏所撰《曹集銓評》。儘管丁氏憑藉此書而被譽為「曹集之功臣」、「思王之知己」（吳棠《曹集銓評序》），但正如黃永年所言，他在校訂《七步詩》時「難免粗疏之失」，多有「浮泛不切之詞」。相形之下，《曹集考異》就顯得更為翔實精審。朱緒曾在自序中簡述過撰著此書的大致經過，他有感於「隋唐舊帙既佚」，而行世的曹集又多「承訛踵謬」，「於是尋源竟流，核其原采之書」，廣泛參考了明清以來各家校訂的曹植集以及歷代史傳、類書、總集、詩文評等。他自稱「緒曾譾陋寡聞，敢希七步；篇籍不去，實所醉心。舟車自隨，暇即改定」，雖多有謙退不伐之詞，也可知其寢饋多年，才得以撰成此書。丁福保在校勘曹詩時並沒有貪圖便利沿用舊編，還是重新加以審查比較，並最終捨棄《曹集銓評》，轉而參酌《曹集考異》，足見其不循虛名，擇善而從。

而以黃永年之博雅多聞，之所以會一時失察，也屬情有可原。據朱緒曾之子朱桂模在《曹集考異跋》中回憶，朱氏校輯此書始於道光二十年，至咸豐三年才完成初稿。其後修訂不輟，直至咸豐十年去世時仍未及付印。而書稿則被友人借閱，先是迭經戰亂下落不明，後又不幸遇火慘遭焚毀。直到同治九年，朱桂模才輾轉得到早年抄錄的初稿副本。兩年之後，他在諸多師友的協助下開始校核整理全稿。直至光緒元年，方告最終蕆事。成書的過程固然充滿艱辛波折，其後的付梓流傳也並不盡如人意。等到全書正式出版，已經進入民國，而且知者寥寥。今人趙幼文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中雖曾言及「朱緒曾《曹集考異》（按：趙氏原文誤作『曹集撰異』），丁晏《曹集銓評》，多據舊本及類書檢校，矜慎詳密，號稱善本」，但在校注過程中仍以《曹集銓評》為底本，偶見引用《曹集考異》，似乎也是從黃節《曹子建詩注》中轉引而來，並未見過原書，否則就不會對大量僅見於《考異》的校輯成果視而不見了。更有甚者，趙氏在《前言》中明明說用丁福保的書核對過，但在校訂《七步詩》時卻對其中校訂輯補的內容「一概視而不見」，無怪乎黃永年覺得此舉「比逯欽立先生之不用丁書更不好理解」。專門研究曹植的學者尚有如此疏失，對偶爾涉足於此的黃永年就更不必苛責了。

儘管由於一時大意失檢而給了丁福保不虞之譽，但黃永年在文章最後所發的一通感慨卻依然值得重溫：「近年來古籍整理的新成果紛紛問世，這自是大好事。但希望至少要把前人舊成果中的好東西吸收進新成果里，能夠自己提出好東西從而超越舊成果就更為理想。如果連舊成果都不能注意擷取，那就未免令人掃興。」距離他當年說這番話，倏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古籍出版事業也越來越呈興旺繁盛之勢。可毋庸諱言，在大量新近印行的古籍中混雜著不少整理草率之作。雖然時常標榜著創新突破，實際上卻是敷衍塞責，甚或粗製濫造。與其如此，倒還不如像丁福保那樣，多擷取一些前人舊成果中的好東西給讀者呢。（文/楊焄）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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