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鏡》編劇查理·布魯克專訪

從五年前的第一季在英國黃金頻道第四台上映開始，《黑鏡》（Black Mirror）就給整個社會提供了話題。目前，《黑鏡》第三季由「奈飛」公司（「Netflix」）出品。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黑鏡》都被認為是繼承了《陰陽魔界》（The Twilight Zone）的黑暗畫風，並一發不可收拾的預言了一個不完美、日益渾濁的黑色未來。不出我們所料，查理·布魯克（Charlie Brooker），《黑鏡》的編劇和製作人是個深刻、敏銳的人。這一點，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來，比如他對真人秀的厭惡，對電子產品的排斥，對社交網路的抵觸，當然，還有對豬一樣的傻瓜政客的憎惡。但最好我們還是聽聽他本人怎麼說。

「在好萊塢，沒人敢說出心裡真正的想法。」

—－查理·布魯克（Charlie Brooker）

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最新專輯《你想要世界更黑暗》（You Want It Darker），可以當作巧克力愛好者們的宣傳標語。同時，它也能夠賦予這部英劇一個非常契合的定義。查理·布魯克（Charlie Brooker）,作為以短小精幹著稱的英劇《黑鏡》的主創之一，被認為是繼《陰陽魔界》（The Twilight Zone）之後鮮有觸及該類題材的大師。由「奈飛」公司（Netflix）出品的《黑鏡》第三季，包含了六集故事，這六集就像是六部分開的電影一樣，打造出了現代主義的品牌形象。有人甚至將布魯克奉為「後現代主義的大師」。特別是從2015年9月21日開始，《每日郵報》（Daily Mail）上連載了關於前首相戴維德·卡梅倫（David Cameron）的自傳故事《請叫我大衛》（Call me Dave）。這本書里講了一個小笑話引發的醜聞：卡梅倫差點被迫在學生開學典禮上將他的陰莖插入一隻死豬的腦袋裡。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黑鏡》第一季的第一集《國歌》（National Anthem）,我們可以發現故事裡同樣有一個虛構的首相，為了拯救被綁架的威爾士公主，被迫在電視直播上和一頭豬（這一次是活著的）發生性關係。雖然他的預言價值並沒有感動原作者，但是這種思想幾近扭曲的情節已經足夠引起大眾對於它如何能在這樣的電視劇裡面通過視覺表現出來而產生濃厚的興趣了，同時也表達出了對於民粹主義政治的一種不安。

「正是這樣一種巧合使我對於我自己的精神健康產生了疑問……這實在是太奇怪了，這種雷同是不正常的。我甚至開始懷疑我是不是活在別人的監視之下或者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裡。好幾個小時里我都覺得不舒服。在所有的劇集里，沒有任何一集能讓我有這種想法：有一天，也許我們能夠『回歸現實』……」

最近，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沃多(Waldo)的故事又產生了某種關聯。沃多（Waldo）是第二季《沃多時刻》（The Waldo Moment）中虛構的一隻動畫熊，它在大選時以極其粗俗的方式表達出了對於政界的厭惡和不滿。這一次，布魯克回答時選擇了迴避，根據他的說法，這集的原型是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譯者註：前倫敦市長，卸任後支持英國脫歐）,也有別的評論家指出其原型本來是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一位義大利幽默作家、演員。這位演員在某天突然大喊著「去你媽的（Vaffanculo）」然後投身政治。然而，布魯克作為「英國製造」娛樂業（其實也就是一半靠才華，一半靠欺騙）的頂尖製作人，他確認說：「在這集裡面，主角控制著沃多，並且對政界滿懷敵視都是事實，但這並不能說他就是改革的領導者或者想成為那樣的人。這種沉重的責任把他徹底擊敗了。而特朗普最不缺的就是去領導的勇氣，但是其結果卻是令人恐懼的。」

說到比這些還要再私密一點的話題，我們還可以討論到另外一集《馬上回來》（Be Right Back）。這集故事裡，一個女人和一個假裝他已死的丈夫的人工智慧機器人生活在一起。最近，美國科技新媒體網站The Verge宣布，這集電視劇源自俄羅斯機器人製造者羅曼·馬祖倫科（Roman Mazurenko）的靈感。在羅曼·馬祖倫科死後的幾個月里，他的好朋友將他死前在所有社交網站上的的信息全部集中起來並且輸入到一個機器人大腦中，使得這個機器人代替羅曼的位置，在他死後能夠自動回復人們提出的問題，並能與他們「交談」。這樣的方式貌似也成功了。今後，不管查理本人再怎麼說，所有這些從這位英國編劇腦袋裡面產生的想法都逃不開從「巨蟒劇團」(Monty Python)開始到邁克·李（Mike Leigh）的《裸露》（Naked）而形成的傳統所造成的影響，並且很有可能在某一天它們都會成為報紙上的頭版頭條。而這，都或多或少的給人們帶來了恐懼。

在《黑鏡》中最讓人感到震驚的是人物們所使用的黑色幽默和反諷的語氣，都非常具有諷刺意味。這樣的風格是很英式的，對么？

這點確實，我本人受「巨蟒劇團」的影響很大，還有克里斯·莫里斯（Chris Morris），阿曼多·揚努奇（Armando Iannucci）(《副總統 Veep》的創作人)，還有在60年代寫過轟動一時的《火星人襲擊地球》（Quatermass and the Pit，1967）的奈傑爾·內爾（Nigel Kneale）等人的影響。一方面，我是受到了諷刺喜劇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有來自最黑暗的科幻小說和恐怖電影的熏陶。所以，《黑鏡》是所有這些類型作品的濃縮版本。

採用電視劇是希望避免《1984》里那種未來式氛圍，因此，《黑鏡》里不會去描述一個明確的世界，也因此，不會出現類似於邪惡的組織或者不清不楚的結構。

說到缺少惡人的角色，我想說，一個機器人威脅說要毀掉世界和一切事物這從來都不是我喜歡的部分。這些情節我看到過太多次以至於現在都不會令我害怕了。我也很難想像一位商人在他的辦公室里嘟囔著說：「我要造一個機器來毀掉地球！」我覺得用這樣的東西來毀掉我們自己會比那些東西來得更讓人膽戰心驚（他從口袋裡把自己的智能手機拿了出來）。

說到這個話題，能不能說明一下劇里高科技產品的概念具體是怎樣產生和運作的呢？

我們和約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以及他的團隊在製作每一集的特效時合作都非常緊密。我們對於所有想像出來的產品都有一個詳細的清單，記錄著哪些點子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只要電影腳本確定了，我們就著手討論挑選產品清單裡面可以用得上的。為了讓人們認可這些成果，這項工作必須非常細緻，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和需要謹慎考慮的部分。我很享受這種過程，去研究那些尚未出現的科技，因為這一過程涉及到非常科學嚴謹的方法，最後卻可以用非常簡單的話表達: 「如果這個東西存在的話，那麼肯定它一定是以這樣的方式來存在，而不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因此，我們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在於去設計這些產品。當然我們也得把每一項產品註冊登記，以防哪天賣掉這個專利就能掙錢。儘管如此，好吧，我還是認為如果谷歌哪一天要是想商業化《黑鏡》裡面某種邪惡的發明一定不會給帶來人們什麼好印象。

「我認為如果谷歌哪一天要是想商業化《黑鏡》裡面某種邪惡的發明一定不會給人們留下什麼好印象。」

——查理·布魯克（Charlie Brooker）

在這部電視劇里，您覺得什麼是最難在這部劇裡面實現的部分？

很奇怪，很多事情你從來都沒期待過。比如說，在《急轉直下》（Nosedive）這集裡面，我們看到很多東西都在屏幕上，人物也變成了後端產品。而這其中那些用來支撐劇情的邏輯分支都要更加複雜一些。在聖誕特輯中的《白色聖誕節》(《White Christmas》)這一集裡面,把人們「困」在現實世界裡的這個想法著實是一個挑戰，並且······

在第三季里，布魯克超越了劇本原有的已經很接近成熟的步驟，挑戰了新的類型：他先是選取某個故事題材（偵探類，羅曼蒂克類的，恐怖類的，婚姻類的，未來故事類的······）在這其中加入一些長期或者短期之內會實現的高科技的產品。很明顯這樣的未來思維因素改變了一切。「我們先是產生一些想法，然後把這些想法以最壞的場景中付諸於現實邏輯。這一過程類似於將事物從現實中轉化到喜劇中去的誇張手法。」它將「製作人」（showrunner）用一種讓人意料不到的方式理論化。在這次的新一季里，它還給我們詮釋了軍隊如何在虛擬世界中實行任務。這一款新的電子遊戲的開發是基於人們內心最深處的恐懼，也模擬了雄蜂傳播花粉的過程。每一集情都不一樣，並且都給人們帶來同樣讓人生氣的愉悅感，這種愉悅感來自於去探索自己制定規則下的宇宙。在這個宇宙里有大大小小神奇的發明創造，而這些創造又不會讓你覺得陌生。總的來說，隨著情節高潮部分到來而讓你冷汗直流，連去廁所也不想去的那種緊張也會給人帶來愉悅感。每一集獨一無二的製作方式由於沒有刻意營造的懸念而大受歡迎。布魯克深諳極致之道，他自己把這個叫作「假設想法」（What If Ideas），他完全不害怕直面觀眾們內心無可否認的某種程度上陰暗的偷窺癖，以及深度挖掘目前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人類臨近崩潰的最大壓力點。但同時，他也不會忘記對正義的時刻思考。《黑鏡》中的詼諧並非粗鄙而明顯的，相反地，它是不動聲色卻又發人深省的。

《黑鏡》裡面每一集的腳本都是完全不一樣的，能和我們說說這些製作和參與的人員們是如何在電視劇的藝術表現形式上達成一致的呢？

我們試著儘可能早得與每一位導演簽好合同，有時甚至是在腳本寫好之前。每一位導演的反應也是不同的，所以每一種情況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不設定規則。總的來說，因為每一集都是不一樣的，就像一部短電影，所以導演們也覺得非常吸引人，這也讓他們有了自己發揮的空間，可以在每集的視覺社會裡自由發揮各自的個性和特色。

那麼在拍攝過程中您又主要負責什麼呢？

有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新的點子或者是台詞，又比如說有技術上難題的時候，我還是比較能派上用場的。這些時候我就會在正在拍攝的這段情節里加一些內容，重新編寫一遍。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會事先制定好這集故事裡的世界規則，然後提醒他們哪些事情會破壞這些規則。其他時候，我都盡量保持在外圍觀察，因為我不想插入到演員和導演之間，去破壞他們二者保持的關係。

也許在今天，真正具有破壞性的是去試著做一些並不完全具有諷刺意味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在最近15年生活在脫歐前，撒切爾後時期英國的土地上，如果你不知道首都馬麥醬（Marmite）或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重要性的話，你可能就不會知道誰是查理·布魯克。但是，一切英式的東西，不管是正常的還是奇特的，在電視里出現的還是在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對於布魯克來說都是耀眼的，並且就像里奇· 瓦斯（Ricky Gervais）或 盧梭·布蘭德（Russell Brand）一樣具有尖酸刻薄的人物性格。舉一個例子，在2004年喬治·布希（George Bush）快要成功當選的時候，那時候還是編輯的布魯克，比任何時候都要喜歡譏諷人的他，列出了三個最負盛名的刺客的名字：「約翰·威爾科斯-布斯，（John Wilkes-Booth），李·哈維·歐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約翰·亨克利·喬丹（John Hinckley Jr）,我們需要你們的時候你們在哪裡呢？」 這段話自然就導致了後來《先鋒報》（《The Guardian》）需要站出來發表聲明去做解釋。但是木已成舟，布魯克的信箱里塞滿了辱罵他的話，還有人威脅要殺了他。甚至有些人計劃要穿越國界線，找一名狙擊手用來步槍去解決掉他。「那時候我只敢在靠著牆走路，在樹下，時針的滴答聲里。」布魯克開著英式的玩笑說道，好像有著一些痛苦溢於言表。另外一件事，比這件事情還要久之前就發生了。

1998年，查理·布魯克還不到30歲，他主要的愛好在於去騙騙那些在雜誌社裡因為某些目的而信任他的人，換種說法是， 那些牆頭草們。1998年，他在「PC地帶」（PC Zone）的雜誌上專門讓他去介紹一種革新式動物園的（當然這是假的）專欄里，寫了這樣一篇文章：《赫爾穆特·維爾斯特勒殘酷的動物園》（《Helmut Werstler』s Cruelty Zoo》）。文章講述了一位著名的德國心理學家鼓動孩子們使用動物來發泄，他讓孩子們把動物活生生的綁起來去疏通動物身體的血管。這篇文章還配上了很多用Photoshop做成的圖片，圖片上可以看到各色的孩童瘋狂地敲打著猴子的頭顱，直到把它敲成碎片。我們只能把這個解釋為布魯克給人們開的一個殘忍又荒唐的笑話。很多年以後，在開了自己的網站「電視回家吧」（「TVGOHOME」）後，他也做了類似的事情。他在網站上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複製了很多電視節目，但是，這些節目和原本的節目千差萬別，可以說，這些節目都是讓人完全接受不了的。這些主意全都是出自於布魯克扭曲的大腦，就像節目的名字：《反對毒品的稻草》（《Una paja contra la droga》），故事簡介是這樣的：主持人羅蘭德·羅榮（Rowland Rivron）穿梭於倫敦商業區那些最黑暗的角落，向那些好奇的人攀談著，他給了他們這樣的提議：要是誰願意在攝像機面前自慰的話，他就送給那個人一袋可卡因粉。這些節目的播出都讓布魯克在英國社會惹怒了一大幫得罪不起的敵人，比如性手槍樂隊（Sex Pistols），班克斯（Bansky），等等。

您從新聞寫作到科幻作家的轉變是一種自發性地轉變嗎？

是的，因為我之前就寫過很多電視喜劇的劇本。我感覺自己有時候在做那些新鮮事情都是憑運氣的。我也並不比別人優秀多少，我只是在策劃的時候會找很多不同方面的專家來和我合作。可能我唯一缺少的就是將我的這些不同的事業永遠保持在同一水準上的能力而已。我在電視事業上越用心，我在做其他事情的上需要花費的精力也就越多，特別是寫劇本的時候。

那為什麼現在要參與到媒體事業中去呢？

因為一個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要有一個清晰必要的承諾，這樣他才會對事情的認識更加明了。我越來越難做到站在一個簡簡單單的觀眾的角度上去看了。如果說電視劇里某一個場景演得不好，我的腦子裡就會想到一切可能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我做《屏幕擦》（ScreenWipe）的時候,嘗試把所有的新聞消息都變成娛樂人們的「秀」，就像人們在看《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的遊戲一樣。這才能讓我粗俗一些，擁有嘲諷者該有的距離感······

您年輕的時候，還做過關於傳媒的社會學研究。您那時候的老師是誰呢？比較讓您記憶深刻的相關讀物又有哪些呢？

實際上，我沒有······我那時候其實是個遊手好閒的學生，成績也是半吊子。因此，我那時候唯一感興趣的也就是那些專門製作電視廣播的工作室。我寫了一篇30分鐘的情景喜劇，並且在實踐課可以使用的教室里把它拍攝了出來。我現在已經把這篇東西弄丟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絕對是爛透了。它講述的是一位絕望的老兄，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聽起來像是自傳，是吧？（大笑）其他的嘛，我就從來沒集中精力在理論課上過，當然也沒聽懂過。這相對於我今天在做的事情來說是非常諷刺的。為了畢業拿到學位，我不得不寫一篇記錄，而我決定用遊戲的主題來寫，那時候正好是世嘉五代（Sega Mega Drive）遊戲盛行的時候吧，我想。但是我沒有這麼做，因為不合規矩。所以我花了七年的時間投身另外一項完全不同的工作中去，一項我從未做過的工作·······我說這些都是想說明，那些電視，電影和某些英國評論都對我產生了非比尋常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比那些偉大的理論要大得多。

在20年不到的時間裡，布魯克在「書獃子」（「Nerds」）雜誌社（PC地帶，PC Zone）里逐漸成長起來，他寫的滑稽短劇可以媲美當時的「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11點晚間秀」「The 11 O』Clock Show」），他在《先鋒報》上撰寫了許多反諷類型的連載報道，他參加了多次為慶祝《屏幕擦》而舉行的宴會······總之，在開始著手準備《黑鏡》之前，這位鬍子濃密的作家已經有經歷了足夠多的時間去了解科技，去嘲諷政治化的媒體，去鋒利他戰鬥的筆尖。八月中旬的時候，在新一季上映的歡呼下，他又一次在推特上惹怒了保守派黨員戴維德·戴維斯（David Davies）,因為這個人堅持要給難民的孩子們做牙齒檢查來測驗孩子的真實年齡。「咦？在他們檢查牙齒的時候我也可以拍他們嗎？可不可以穿著統一制服去檢查呢？」總之，對於我們來說，布魯克的風格是一個大發現，但是，對於其他一些人來說，《黑鏡》可能只是某項計劃的高潮部分。一個對電子遊戲充滿熱愛的怪人的作品，而這個怪人卻從未停止向魅力無限的矽谷（Silicon Valley）進行的實驗去學習的渴望。

在最新一季里《遊戲測試》（Playtest）裡面，主人公試玩了一款虛擬現實的遊戲。您本人最近玩過VR嗎？

正是因此，我其實也是參考了微軟全息眼鏡（Microsoft HoloLens）使人們能夠看到全息照相的辦公室或者房間里的那部分功能的。同樣我也有一個Oculus Rift眼鏡，用來看劇中的虛擬之家。這完全就是人們期待達到的目標！但是這也讓我覺得難受極了，因為焦點沒對好，我都要吐了·····然而，我最近也試了Playstation公司的「Kit VR」組合。我的天哪，根本不值得信任。我發現「空間侵入者」（Space Invaders），「毀滅戰士」(Doom)，「馬里奧64」（Mario 64），還有第一個Playstation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你玩這些遊戲的時候會覺得這也許會改變一些事物。這裡面有些東西確實是有效的。我用這個系統玩了一個汽車的遊戲，令人震驚的事我覺得裡面有些東西很真實，我能夠辨認出來。到達了某一個程度的時候，我的大腦馬上命令我接受指令，並對我說：「去那邊！」這實在是太奇怪了。之後我試著從窗戶里把頭探出去，但是又會有個聲音突然告訴你不能這麼做。簡直是奇怪至極！

在您看來，所有這些高科技在未來給人們指出的是哪一條道路呢？

我想，在未來十年內，人們就可以戴著VR，穿著虛擬的衣服走在街上。但是我不敢想像這些帶來的精神後果······人們經常說「哦，有了這些VR眼鏡，不久之後人們肯定都不想活在現實生活里了。」我想告訴他們的是，他們這種人特別讓人掃興，他們應該自己先去嘗試嘗試再下結論。但也有可能，從現在開始的未來幾年裡，也許這話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最讓人吃驚的是，有些人直到現在還把布魯克當作仇視科技的人。而「製作人」百萬的粉絲們卻一直都否認這一點，他們認為這恰恰相反。布魯克一直是一個憂心忡忡而又熱情滿滿的人，他永遠都在期待著將要發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這位主人公年輕時候的歲月，你就會發現，他的熱情最後絕對不會是說說故事，拍拍電視喜劇，打打電子遊戲那麼簡單的。

您的童年是怎樣的呢？

實際上，相當恬靜安穩。我生長在一個綠草悠悠的小村莊，非常英式的地方。有點像霍比特人裡面的地方！越長大，我就越對喜劇感興趣，那時候是有點刺激和令人興奮的。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或者說最讓我震驚的還是核戰的危險給我帶來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個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我還記得有時候電視上會播放相關紀錄片，這讓我驚恐不已。有一個節目叫《威脅》（Threat），裡面會播出一些我看過的最錯亂不堪的圖像畫面。有時候也會播出一些BBC放出來的劇作······有些片子很天馬行空的，內容很奇怪，甚至可以說是先驗的。

您還保留著您在童年接受過的貴格會教育（十七世紀在英國盛行的宗教改革運動，與英國國教意見不合）嗎？

從宗教分類上來說，可以說我的父母確實都是貴格會教徒。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嚴格意義上的改革派。相對而言，我的祖父母們是虔誠的貴格會信徒並且在社會上也處於中心位置，我的父母在某些教規上並不嚴謹遵守，而我就更加不把貴格會當作一個宗教組織了。所以說來我並不特定的去相信某一樣東西。我和我的祖母在武裝解除核武器的問題上經常意見不合。我還參加過遊行，等等。這些事情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你。只要每次在社會上出現和核相關的事情，我就會跑到街上去。但是，簡要地說，就是在今天，我也依然對宗教類事宜不太敏感。

您的父母以前是從事什麼的呢？

我的父親在我出生的時候是一名電工，但後來因為生計上的原因，他成了社會勤務兵。我的母親之前是一名服務員，後來自己開了一家手工製品的商店。生產和銷售衣物。他們不是那種會逼你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的父母，他們還會在我剛剛投身喜劇行業的時候非常支持我，我那時替一本雜誌寫了一篇稿子叫《呼嚕！》（《Oink！》）說到這個，我在製作總理和豬那一集策劃的時候坐在我媽媽旁邊那個場面一定非常奇怪······

那您去好萊塢推銷自己的劇本和想法的經驗給您帶來了什麼樣的感受？去那裡工作不會讓您特別動心嗎，就像之前那些其他的英國人一樣？

我們可以說是這樣的，那次的體驗很有趣·····但是，說實話，我也並沒有準備好讓全世界都能發現我的好點子。你去赴約，然後人家不停地對你說你的一切想法簡直都太棒了，你出來之後自己心想：「哇哦，恐怕這次他們會買下我給他們提出的五個電影的方案了！」然而，實際他們並沒有買任何東西。事實就是沒有人敢把心裡想的東西真實的告訴你。而到了最後，我把一季《黑鏡》做完以後，覺得自己好像做了六部電影一樣，而在電影院的話你就要等上好幾年去排電影的檔期。有時候，你是等不到排片機會的。從這一點上來看，我的確選擇了屬於我的領域。

在您看來，您覺得今天這個時代什麼才是最顛倒混亂的？

在最新一季里，我們嘗試了一些讓人「感覺良好」的劇集，因為我們不想讓大家認為我們的故事都是僵硬的只會搞恐怖和災難類型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拍攝一些給人產生希望和念想的劇集。並且可能如今就正好是這樣的；混亂，其實是試著做一些並不完全具有諷刺意味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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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英國倫敦的電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