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道隆：世界的失序狀態正走向另一個高峰

編者按

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發源地的英美兩國，相繼發生了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總統的事件，將世界的失序狀態推向了一個高峰。回望歷史，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每一輪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全球化高潮，都相應地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對其作出回應，每一輪全球化的擴張，幾乎都終結於民族國家的誕生和重建。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給民族國家種下了毒瘤，如何重新剔除這些毒瘤，重塑民族國家，並重新啟動更加普惠的全球化和技術發展，才是這一輪政治失序帶給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原文：《新一輪政治失序是重塑民族國家的反饋》

作者：北京大學 邱道隆

世界失序狀態的新高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逐漸進入政治失序的狀態，在歐洲隨即爆發了歐債危機和近些年的難民危機，在東亞地區，此起彼伏的民眾街頭運動風起雲湧，拉美左翼政府先後面臨執政危機，直至在西方現代民主制度發源地的英美兩國，相繼發生了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總統的事件，將世界的失序狀態推向了一個高峰。

許多人認為，世界之所以出現如此混亂的局面，是自由民主制度在世界範圍內的失敗，民主主義演變為民粹主義，製造社會分裂；也有人認為，是資本跨國流動的力量在全球製造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引發了不滿。這些角度都有其道理，但是光靠一種力量，是很難在全世界範圍內同時引發變革的。究其原因，乃是至18世紀以來在歐洲形成的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在新時代下產生了危機，民族國家賴以生存的要素受到了嚴重的侵蝕，無力行使原有的職能，也無力應對現有的危機。

在發達世界，民族國家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民族國家的超國家化，使得政治主權與經濟主權的範圍不再交疊重合，政治主權失去了對經濟主權的控制，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三角結構開始失衡；第二，民族國家賴以整合公民認同的教育和文化力量失去了效用，無力整合湧入的移民和難民，使得民族國家內部認同混亂，地方政權被異質文明架空，最終導致了社會秩序乃至政治秩序的危機；第三，技術進步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並由此導致了城鄉之間、新老世代之間、以及在族群與經濟階層相對應的國家內的族群之間的嚴重的價值觀對立，導致民族國家內部的思想分裂和對立衝突。

戰後，歐洲逐漸走向聯合，最終形成了歐盟和歐元區。歐洲一體化是對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一次超越性嘗試，它在一定程度上將各國的經濟主權讓渡出來，削弱了民族國家管控經濟的能力。但是，這種經濟主權的讓渡卻引發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統一，引發了歐債危機。各個發展不均衡的歐洲現代民族國家之間在權利義務關係上的不對等，使得無法制約本國經濟主權的各個民族國家政府，訴諸於全民投票的方式，以人民主權的形式來抗衡一體化的超主權行為。

在大西洋的另一頭，美國引領的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尚在醞釀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無不都是超主權範圍的存在，更不用說美國在戰後主導的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都造成了美國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世界化」和「超國家化」。

以美國和西歐為主導的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導致了產業和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削弱了發達世界中民族國家制約資本的力量，經濟力量開始超出政治主權的駕馭範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鏈再分配和稟賦優勢在全球的重新組合，使得大量的加工製造業流出發達地區，湧向正在進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中地區。發達世界的產業逐漸空心化，讓位於新興的技術型企業、金融企業和服務業等高附加值產業，人力成本極大提升，知識和技術造成的鴻溝極大地增加了發達世界的貧富差距和失業率。

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新技術的推動下，發達世界的民族國家已經無力對資本力量的流動進行制約，極大地喪失了經濟主權。儘管總體財富在全球化時代下得到迅猛增長，但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卻逐漸增多，因為通過產業鏈分工使得經濟的增長所帶來的社會效益，與底層民眾面對貧富差距所帶來的心理變化，這兩者之間的度是不匹配的。

民族國家文化整合能力的衰弱

發達世界主導的全球化運動，使得發達世界的少數精英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製造業的轉移，給產業接納地帶來了經濟起飛和中產階級的崛起，卻在發達世界製造了一個巨富的上層社會和一個不斷分化的下層社會。

全球化一度給發達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繁榮，廉價的商品從世界各地湧入，極大穩定了發達世界的物價和生活水平，發達世界在二戰後依靠經濟繁榮和社會福利打造的中產國家曾經一度引領全球。但是隨著全球化加速而造成的中產塌陷，橄欖型社會終於淪落為「M」型社會。資本回報率遠遠高於勞動回報率，政治權力節制資本的能力大大削弱，社會運動開始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發達世界人力資本的上升、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使得它們不得不大量引入廉價的勞動力來填補人力資本的空缺。二戰後大量殖民地脫離母國而獨立，但是都以某種形式與母國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官方語言的使用和前往母國的便利性。來自不同文明但說著與母國相同語言的殖民地居民大量湧入母國，從事母國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各種工種，積極融入母國的主流社會。

在這種背景下，從18世紀以來致力於整合文化認同的民族國家，開始轉向多元文化建設，但並不順利。在歐洲許多地方，主流文化似有被異質文化所取代的趨勢，社區中的宗教、民族、管理機構乃至社會組織，也有一些已經不在民族國家政府的控制之下，移民和難民成了當地社區的主人。

重新整合文化認同的努力遭到了巨大的抵制，即便是生活優渥的移民二代，在主流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上也無法被發達世界所同化和吸納，進一步惡化了發達世界民族國家的政治秩序。阿拉伯世界的動蕩幾乎摧毀了那裡在二戰後建立的民族國家，大量中產階級也淪為難民，進而湧入歐洲。出於人道主義和吸納中產難民的需求，歐洲大量接收了異質文化的難民，卻無力通過民族國家傳統的方式來迅速同化和整合難民的認同。

民族國家價值觀的對立和社會割裂

掌握新技術、外語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裡的年輕人群，與民族主義情緒強烈、保守主義傾向明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其他人群之間，在主流價值觀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上產生了嚴重的割裂。

相比之下，通過掌握世界性的社交工具、在高校里接受自由主義理念，第一類人群對流行於世界範圍內的主流和強勢話語體系更為熟悉和認同，他們在城市中所從事的行業也更多聚焦於技術發展誕生和推動的第三產業，例如金融、藝術、影視、律師等，在全球範圍內都有他們互動的身影，因而對於開放多元的價值觀有著深刻的認同，一種全球化的「世界主義」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而第二類人群則相反，他們在價值理念上更趨保守，強調傳統社會的價值和觀念，對於第一類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往往認為其離經叛道，破壞了傳統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石。他們所從事的往往是因技術進步而受損的第二產業，對於自身利益受到的剝奪有著切膚之痛，生活的範圍也相對局限，他們對於技術的發展帶來的生活變化和組織變革更加難以適應和接受，因而更傾向於接受相對封閉一元的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為了在選舉中獲勝並掌握權力，這種價值觀上的分裂為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所強化。民主制下的多黨選舉不僅無力彌合社會的分裂和分歧，相反，通過不斷將各個不同群體的價值觀納入競選綱領，變成政黨的意識形態，選舉民主正在加劇這種分裂和對立。黨派的利益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之上，社會的撕裂久久難以彌合，民族國家開始分裂為兩個觀念截然不同的社會。

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歐洲的皇室之間互相通婚，用著同樣的貴族語言（例如法語）。他們對於其他皇室的熟悉程度，要遠超過對自己統治地區的民眾的熟悉程度，這種撕裂在當下的世界中似乎又以類似的方式出現了。但是，歐洲皇室最終沒有能夠避免席捲歐洲大陸的民族主義浪潮，最終都歸化為本民族的代表。如今，強大的民族主義也正在重複著這一歷史劇本，逼迫著本民族的精英重新以民族國家的代表身份來界定自己。說到底，當今世界歸根結底還是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世界政府的時代還遠沒有到來。

發展中國家的新危機

在發展中世界，民族國家的危機主要體現在：民族國家建設任務沒有完成，本身存在著危機，這些危機過去被掩蓋在強人政治之下，如今在新技術的衝擊下重新爆發，造成了新的危機，更有甚者，原有民族國家的政治秩序崩潰，民族國家瓦解，導致了「失敗國家」。

當前世界政治失序中體現出來的發展中世界的民族國家危機，與其歷史上民族國家建設的不完備密切相關。西方列強憑藉武力和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組織形式，征服了許多不發達地區並建立起了世界範圍內的殖民地，將這些地區作為原料產地和產品傾銷市場。二戰後，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任意劃分的國家邊界和扭曲的經濟結構，使得這些地區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它們往往經濟落後、戰亂頻仍、政治腐敗。

發展中世界主要的問題在於，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幾乎缺乏統一性和自主性。經濟上，它們產生了畸形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缺乏完整的工業門類體系，在國際市場上依附於發達世界，許多國家接受了西方的發展援助和新自由主義改革建議，國內市場過度向外部世界開放，大量民族企業被擊垮或被外資控制，金融市場過度自由化，貨幣極易受到干擾和攻擊。

在政治上，大量精英階層接受西方教育，與本土實際狀況和民眾脫節，往往是國家上層結構的民主化與地方的部落制並存（例如非洲），精英缺乏共識，開放的政治體系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和影響，缺乏自主性（例如烏克蘭）；中央權力無法滲透到地方，央地關係缺乏制度性安排，地方政治和地方精英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許多地方的語言文字甚至都不統一，許多不同的民族被任意劃分在一個國家內，導致了歷史上無盡的種族衝突和民族仇恨。

在文化上，傳統文化蘊含在地方上，現代化帶來的文化衝擊造成了生活習俗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弱勢文化毫無招架之力，但是隨著新技術的傳播，弱勢群體抗擊強勢文化的能力通過移動網路的力量得以加強，各式各樣的文化復興運動以網路助力的集體行動表現出來。即便在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問題也任重道遠。

另一方面，大量民族國家隨著經濟下滑引發了內部崩潰和外部干預，逐漸淪為「失敗國家」。阿拉伯世界的民眾運動推翻了強人政治，在許多國家引發了不同武裝力量之間的內戰。

全球化與重塑民族國家

當今世界的政治失序，說到底是在一個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里，同時並存著前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後民族國家三種不同的形態，而在全球化和新技術的衝擊下，民族國家無力解決本國內政治－經濟－社會三者失衡狀態，因而憤怒的社會動用各種手段（選舉和社會運動），要求政治權力重塑民族國家。

無論是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還是其他所謂的政治失序現象，無非是民族國家對重新構建平衡的自身的一種反饋而已。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經濟不但沒能夠換來一個全球化的政府和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相反，卻刺激了地方政治和地方社會的極大復甦和振興。民族國家自身的邏輯，帶來了這一輪新的政治秩序大調整，不是歷史的鐘擺在回撥，而是民族國家的鐘擺在回撥。

不管是全球化的回潮還是所謂保守力量的崛起，都是民族國家試圖重新完善自身的努力。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言，社會變革滯後於技術變革一直是人類許多災難的根源，當下的政治失序也不例外，技術可以快速地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和被人們所運用，但是社會的變革卻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回望歷史，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每一輪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全球化高潮，都相應地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對其作出回應，每一輪全球化的擴張，幾乎都終結於民族國家的誕生和重建。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給民族國家種下了毒瘤，如何重新剔除這些毒瘤，重塑民族國家，並重新啟動更加普惠的全球化和技術發展，才是這一輪政治失序帶給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7期第3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