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與毛澤東的感情 宋慶齡與鄧中夏

1933年5月，鄧中夏被捕，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竭盡全力奔走營救，但最終與他一同被捕的女人出賣了他。同年9月21日，鄧中夏就義，血灑雨花台。

鄧中夏與毛澤東的感情

「星城」結緣

1915年6月，鄧中夏考入「星城」長沙的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專修科，師從具有強烈愛國主義和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家楊昌濟，經常在星期天到楊昌濟家聽楊先生傳授新知識、講解新思想，與毛澤東在楊宅相遇相識。

毛澤東當時在湖南第—師範讀書，楊昌濟在湖南第—師範兼課。毛澤東得到楊昌濟的賞識，成為其得意門生，因而毛澤東也常在星期天到楊先生家，與先生女兒楊開慧情同兄妹(後來結為連理)。

在湖湘的土地上，鄧中夏屬高個子，毛澤東身材比鄧中夏還高，又年長中夏一歲，中夏對毛澤東以兄相稱相待。他二人都性格豪爽，志存高遠，對國家大事的見解，往往一拍即合。二人在求學求知求真理的道路上成為莫逆之交。

「北大」攜手

鄧中夏在北大讀書期間，始終與毛澤東保持信息交流，不時給在長沙的毛澤東傳去北京出版的新書報和北京新文化運動的消息。毛澤東曾兩次進京，與鄧中夏朝夕相處，兩人攜手並肩，友誼進一步加深。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為赴法勤工儉學事宜到北京，與蔡和森等八名新民學會會員住在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七號的一座四合院中。鄧中夏多次到那裡看望毛澤東、蔡和森等人，與他們來往密切。每逢星期日或假日，鄧中夏就和毛澤東到鼓樓後豆腐池胡同九號楊昌濟家(同年楊昌濟應聘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探討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秋，蔡元培主持建築的北京大學沙灘紅樓落成。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在紅樓一層東南角。蔡元培、陳獨秀的辦公室也在這個樓里(因此沙灘紅樓後來被視為五四運動司令部所在地，如今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鄧中夏、毛澤東幾乎每天都在北大圖書館泡上幾個小時。10月16日，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被李大釗聘為圖書館助理管理員(月薪8元)，在第二閱覽室辦公，鄧中夏常去他那裡，與他幾乎天天見面。毛澤東在北京的活動，常有鄧中夏攜手相伴的身影。

心心相通

「八七」會議之後，鄧中夏與毛澤東天各一方，沒有機會再見面。但他們心心相通，在不同的戰鬥崗位上相互支持，相互學習，生死依依。

鄧中夏在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一直關心毛澤東在井岡山上的鬥爭，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農村游擊戰略並經常與人辯論，反對黨內「左」傾思想對毛澤東的批評。1930年9月，因洪湖根據地的需要，中共中央任命鄧中夏為紅二軍團政治委員、中共湘鄂西特委書記。在此期間，鄧中夏始終貫徹毛澤東的游擊戰略思想，率領紅軍主力在敵人重兵圍剿圈之外，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有力支援了毛澤東指揮的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

1930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紅二軍團枝柘坪軍事會議上，鄧中夏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解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賀龍有些奇怪地說：「鄧中夏除了毛澤東外，他什麼人也看不起。」鄧中夏對賀龍解釋說：「那是因為毛澤東是在中國，在中國的農村，組織並且領導著井岡山的農民，真槍實彈地和國民黨的軍隊進行戰鬥。毛澤東的經驗是從戰爭中真實地總結出來的經驗。」「他是正確的，所以我相信他的經驗！」

鄧中夏借鑒毛澤東在井岡山危難中「東固」岷山的經驗，與賀龍率領紅二軍團，一固湘鄂邊，二固荊、當、遠，三固鄂西北，終於找到適合紅二軍團(後改為紅三軍)發展的地域，把鄂西特區擴大成湘鄂西蘇區，從原先的鄂西七八個縣的蘇區，發展成包括洪湖蘇區，洞庭特區，湘鄂邊蘇區，歸、興、巴蘇區，鄂西北蘇區，鄂北蘇區和廣闊的游擊區。蘇區建設和紅軍建設都發展到鼎盛時期，管轄三十餘縣。

鄧中夏的軍事戰略思想，得到六屆三中全會中央的肯定和讚揚，並總結成經驗向各個蘇區推廣，但卻遭到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以非常手段奪取了中共中央領導權的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宗派集團以莫須有的罪名，撤銷鄧中夏的一切領導職務。鄧中夏忍辱負重，出生入死，繼續為黨工作， 1933年5月15日不幸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

毛澤東得知鄧中夏犧牲的消息，無比悲痛。1934年1月2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江西瑞金沙洲壩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黃公略、趙博生、韋拔群、惲代英、蔡和森、鄧中夏……他們在前線上，在各方面的戰線上，在敵人的槍彈下屠刀下光榮地犧牲了。我提議靜默三分鐘，向這些同志表示我們的哀悼和敬仰！」

宋慶齡與鄧中夏

由於叛徒出賣，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５日，鄧中夏與互濟會援救部長林素琴不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

為了營救鄧中夏出獄，黨組織做了不少工作，花費了大量金錢，當時黨的經費十分困難，宋慶齡和何香凝都曾親自幫助募捐。就在組織盡全力營救，法院也考慮釋放施義外出治病時，情況發生了變化，與鄧中夏一起被捕的林素琴叛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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