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Silvie走了，遺言我們要終生永謝翻譯家

文 |閻連科

如果說文學場，多少也是個名利場，那麼在這個場域里，翻譯家是為別人的名利添柴加薪的人；甚或說，他（她）自己也是別人名利炎熱的柴薪吧。如果說，好作品是和名利無關的物，那寫出好作品的人，無論他的作品已經譯出去，或是還如梵高、塞尚的靜物畫樣寂在自己本土的語言里，想他在當世的文化里，不可能不是讀了許多翻譯作品的人。而這時，寫出好作品還在寂處靜坐的人，並不是文學場上最孤獨、靜默的哪一個，而是那些把寂作好文譯進、譯出的人，是那些給他寫出寂靜好文帶來潤物營養的翻譯家。

翻譯家在熱鬧的文學場，就像一項工程竣工慶賀時，被忘在角落參與重要設計和勞作的工程師；在寂好的文學作品裡，他就是一個農人看見豐收而坐在田頭抓起凝望著的那把土。

對當代文壇言，如果說每個中國作家都是一棵巨大的樹，那麼翻譯家，則是那棵樹裸露在外的最大的一條根，不僅要給那樹提供充足的養，還要被人們踏來和踩去，蹲坐和踢打；如果說，每個中國作家都是一條通向文學未來的路，而翻譯家，則是那個路上許多界牌和里程碑中被砸斷埋去、再也沒人想起去扶正的那塊斷倒並埋在路邊的碑石了。

我們忘記翻譯家，就像容易丟掉用過的一支筆；疏忽翻譯家，像端起一碗好食時，而疏忽了在廚房做飯、炒菜的人，哪怕那個人是偉大的廚師或母親。

就前天，28日的傍晚，Sylvie Gentil（林雅翎）到底離開了中國這個文學場。

Sylvie Gentil

她是翻譯家；是極好極好的翻譯家。她對中國文學的愛，勝過許多中國作家對中國文學的愛；對中國作家的愛，也勝過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愛。法國人，卻有近20年的時光都住在北京工體的周邊上，就像一個中國人，半生都在國外默默地蟄居和生活，讀書、寫作和翻譯。把閱讀、翻譯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當成自己的吃飯和穿衣。

莫言、徐星、李洱、馮唐、楊繼繩和我等，許多中國作家走進法國是通過她才打開了巴黎文學場上的那扇門。《紅高粱》、《無主題變奏》、《花腔》、《萬物生長》和《墓碑》，那些在中國或響亮、或沉寂的虛構或者非虛構，由她的心血浸潤、翻譯後，才在世界文學在法國那最為巨大、熱情的賣場上，有了中國作家的響動和一絲絲的光。

人都說，法國讀者是對中國文學最有熱情的人。在世界各國、各語言的翻譯作品裡，大勢是中國文學只有在法國才有一點回到家的樣；有一點走向驛站而不被歧視當作主人接待的樣。可在這個溫暖的過程中，Sylvie Gentil是那種傳遞溫暖最為執著、敬業而默默的一個了。無論她獲得法國文學翻譯獎、還是中國傅雷翻譯獎、再或是法國文化貢獻最高榮譽勳章等，她的這些榮耀和光芒，對我們就像一個母親把一桌好菜擺在桌上後，自己躲在廚房吃那剩下的菜；而我們，關心的是桌上的飯菜是否好吃和好看，是否替自己在客人面前搬回了一成面子和虛榮。我們只關心自己的作品被譯到法國後，有多少讀者和書評，有多大的響動和影響力，至於那些翻譯家，如Sylvie Gentil這樣的人，如把一個個中國作家帶往法國交給翻譯家的陳豐那樣的人，都已經不在我們的視線了，都已經被我們放入可遺忘的名冊里。只有作品譯去在法國那個文學大國里，在巴黎那個世界文學的大賣場，無聲無息時，我們才又想起他們來，想起把無聲無息結出的怪罪之果和抱怨擲到他們的頭上去；把一切與文學有關、無關的冷落都嫁到他們的頭上和臉上。

到現在——Sylvie Gentil女士離開我們了，在59歲時，她離開了中國這個文學場，這時的我和「我們」們，才想起徐星和他的幾本小說，是她最早將其視為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文學探索之星譯介並推向法國的；《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等，是她最早譯去讓法國讀者眼前一亮的；《墓碑》在法國的響動，是她幫助在那兒擲地有聲的。還有別的作家和作品，數十本的當代中國文學，有響的和無息的，都浸泡著她翻譯的心血和寂寞。

而今的這個我，無論在世界上是響或息 ，鬧和寂，細究起來，都是從法國出發起腳的。都始於陳豐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中文名：金卉）二位才華出眾的翻譯家及Claude Payen（中文名：巴彥）老人的翻譯。

在我由法國Picquier Poche出版社已出的十部作品裡，有五本是經由Sylvie Gentil的翻譯才在出版後有些響動的。《受活》《四書》《炸裂志》《耙耬天歌》和《發現小說》等，還有她剛著手翻譯就不得不永遠擱筆的《日熄》和《堅硬如水》等小說，一如中國文學在世界上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影響大，而我也壓根不是媒體上說的在世界上怎樣和怎樣。

我知道我僅是中國作家之一的小說家，僅是被翻譯後書掉在地上會彈起一些灰的人。就這彈起灰的一點點的事，如果沒有法國這個世界文學的購物場，沒有陳豐女士一本本的推介和Sylvie Gentil一本一本地譯，Picquier Poche出版社一本又一本地出，那些彈起灰的事，是連一丁點的可能都沒有。

法國是許多世界作家和一些中國作家有可能走向世界的一道門。而對我自己言，陳豐、Sylvie Gentil、Brigitte Guilbau和Picquier Poche 出版社，使我走向這道門的路或者修路的人，而今天，Sylvie Gentil的走，不光是我前邊的路上坍塌的一個大坑和一座橋，也是許多中國作家和整個中國文學走向法國、去往世界的路上塌陷的難以填補的一個黑汪汪的洞。這對她的家，丈夫、女兒和親友，那種苦痛和永遠的殤傷，也會如黑洞一樣讓他們永遠的望著、又永遠的望不盡和念不斷。對他們，對我們，虛無、殤淚、愁念、憂思和想起來都在心底生出的人世的冰寒和文學的冷，大約都因為4月28日18：05她的走去而成為永遠了。

說起來，我和她認識是十幾年前經由徐星介紹的。是2004年，陳豐把《受活》推介到法國後，有兩個翻譯家，都翻譯了開頭又覺得這部小說的語言不可譯，也就都推辭擱下了。而那時，當我見了她，她卻微微笑笑說：「如果確實沒人譯了我來譯！」於是間，她把二年多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受活》的翻譯上。其結果，《受活》在法國出版後，讀者的意外和驚喜，讓我和陳豐及出版社，都感到種了一棵枯桃樹，卻結了一樹大蘋果，連其它語言、國家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凡懂法語的，都用「完美」和「無可挑剔」來形容她對《受活》的譯。從此後，我所有難譯的小說，就覺得在翻譯上無礙可行了，由她翻譯就可以、也可能給別國他人的翻譯提供借鑒了。

可現在，她卻急急切切走掉了。

想起春節後，她在離開北京前，我們全家都到她的家裡去，他們夫婦再到我家來，並約好四月她回到北京我們討論《日熄》翻譯的事；想起她生命的最後翻譯出版的書是我的《耙耬天歌》和《發現小說》時；想起她要離開這個世界前，在翻譯中止筆的小說還是我的作品時；想起4月17日，徐星告訴我她已肺癌晚期，他先一步到巴黎她的病床邊上去，望我晚一步安頓、安頓趕過去，而今我和香港的翻譯家Jessica Yeung（楊慧儀），七計劃，八準備，終究還未及過去她就走掉了；望著她先生馬丁在簡訊上告訴我的她已經「七天沒有進食」、「九天沒有進食」的話，虛無就像黑夜、黑洞一樣圍在我身邊，情緒低落到覺得寫作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活著也是一件無意義的事，而死亡和離去，又是那麼可怕和不可逃避、又不能面對的事，人就空空獃獃，心如被黑沉沉的虛無挖走了樣，只剩下一具軀殼窩在椅上和沙發上。

或者軀殼也已不在了，只還有看不見的魂靈在那一瞬間，像飛蛾一樣茫然地飄飛又找不到可落下的枝丫和腳點，就開始一遍一遍地想，她在生命的最後會對她的家人遺囑一些什麼呢？會對她酷愛到如吃飯、穿衣一樣的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遺囑一些什麼呢？就覺得，無論她在生命的最後說些什麼話，遺囑一些什麼事，可能因為她一生所愛和翻譯的是在世界上還處於邊緣、落寞的中國文學，而法國巴黎並不會因為她的離去而感到驚訝和傷逝；而中國和文壇，會因為她是一個法國人，而覺得與己無關，並不把她的離去當作一個偉人、名人的離世樣，但我卻從昨天到現在，總覺得她面對這活著都已想到、且並不在意的尷尬和冷落，一定、一定在離世前的遺囑中，會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作家說下這樣一句話——用無言遺囑的方式對我們大家輕輕說：

是作家，就終生、永遠要感謝所有、所有的翻譯家——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把我們的作品譯出去，把別人的作品譯進來，還是我們自小在中國吮吸的文化、文學的乳汁里，從來就沒有離開過翻譯作品的營養和翻譯家的血。

親愛的Sylvie Gentil——你走就先自走去吧，願您一路平暖；願我們永遠和文學在一起。因為我們和文學在一起，就會有很多人漸漸忘記你，但記住，也一定有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人。

2017年4月30日 於香港科大

原標題：《Silvie走了，遺言作家要終生永謝翻譯家》

【作者簡介】

閻連科|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作家。

【相關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