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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全國的下崗潮,為何發生於90年代?

那是1999年的除夕夜,屋外爆竹聲聲,煙花綻放,人們告別洪水滔天的去年,辭舊迎新、歡度佳節。既然是過年,春節聯歡晚會自然是繞不開的話題。舞台上,黃宏、句號表演一個叫《打氣兒》的小品,其中黃宏扮演一位下崗職工,句號扮演街道辦官員,得知句號對下崗分流有怨氣,黃宏如是說: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誰都能一帆風順呢,誰這輩子還不遇上點事呀。你就那我來說吧,十八歲畢業,我就到了自行車廠,我是先入團後入黨,我上過三次光榮榜,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並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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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完最後一句話,許多下崗職工當場就把電視關了。下崗意味著失去工作,意味著衣食無著,意味著迷茫與不安,有多少人會主動要求下崗?還有,一個多次上光榮榜,被廠長器重的人才,如果真為國家著想,應該留下來幫企業度過難關。怎麼還主動要求下崗,甚至以此為榮呢?勞模下了崗,留下來的都是什麼人?領導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是整天喝茶看報的閑人?所以說:這段台詞不僅讓下崗職工心裡不舒服,還有很大的硬傷。

1


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


每次看到這個小品,就會想起曾經的下崗潮。時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將近二十個春秋過去了。隨著光陰的流逝,這個群體正日漸衰老,有的人年過半百,依然忙碌於社會底層,掃大街、賣饅頭、踩三輪……每日起早貪黑,補貼家用;有的人退休在家,撫養孫輩,替工作在外的子女盡點綿薄之力;有的人貧困交加,不堪重負,身患絕症,英年早逝……列夫·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人都是一樣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如果採訪社會底層的下崗職工,他們的人生經歷或許不同,但基調會有非常相似。


據2000年、200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記載,1995-1997年國有單位職工人數變化不大,分別為10955萬人、10949萬人,10766萬人。但從1998年開始,人數就開始暴跌:1998年,8809萬人;1999年,8336萬人;到2002年,這項數據已經滑落至6924萬人。6年間,國有單位職工減少將近4000萬,其中大部分是因為下崗潮。與此同時,城鎮集體單位職工人數也呈大幅下降之勢,從1995年的3076萬人變為2002年的1071萬人,減少2000萬。下崗人員增多,城鎮登記失業率攀升,1995年2.9%,2002年4.0%,需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不是整體的失業率,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馮蘭瑞認為:如果再加上城鎮新增長勞動力、農民工等,「九五期間」,失業率可能達到21.4%,一個驚人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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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崗潮,是許多職工做夢都想不到的。計劃經濟時代,能夠成為國企職工,端鐵飯碗,是數億農民夢寐以求的事情。一個人在國企上班,好比進了保險箱。生病了,去職工醫院就診;子女長大了,去子弟學校讀書;冬天天氣冷,有職工澡堂;無聊了,廠里有電影院。幹了幾十年,身子骨不行了,退休後,子女可以繼承父輩的職位,哪天駕鶴西去,單位還得派幾個人,幫著料理後事。工資不高,但福利很高,內部等級森嚴,排資論輩的現象比較普遍。因為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盛行,加之沒有失業的危機,效率不高,人浮於事。但要說工人階級本性懶惰,那就有失偏頗了。本來按照約定,國家終身僱傭工人,中途不能辭退,可為什麼還會發生下崗潮呢?因為當時國有企業普遍效益不好。


2


效益不佳的原因


重複建設導致產能過剩。1998年11月,朱鎔基到遼寧考察工作,聽取省委彙報後,曾說:「我為什麼對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三年脫困有信心呢?因為現在我作為總理,要死死地把住不許重複建設這個關。」市場需求就這麼多,但為了政績,為了陞官,許多地方領導盲目批項目,擴大產能,致使供給嚴重大於需求。1996年,全國彩電生產能力3000萬台,每年銷售量不超過2000萬台,電冰箱、汽車的生產能力也閑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潞安礦務局用世界銀行貸款,建了常村煤礦,花了幾十億,1995年剪綵,到1996年底都沒有開動過。產能過剩,加劇市場競爭,使許多國有企業生產閑置,員工無活可干。賣不出產品,自然就掙不到錢,企業的效益便大大降低了。

技術設備落後。建國初的、民國的,甚至晚清的設備依然在使用,改革開放前,國有企業大部分利潤上交國家,沒有資金更新設備。後來效益不好,負債沉重,工資都難發,設備就更難顧及了。因此,資源消耗高,產品質量差等問題便應運而生。90年代,中國機床行業的技術水平,只相當於國外70年代的,數控機床比例很低,不到10%。上海國有企業集中,曾是出口的主力,產品質量最好,可在90年代初也因為技術設備的落後,逐步處於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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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包袱沉重。到90年代末,許多國有企業已經有三四十年的的歷史了,時間一長,退休職工就多,他們的養老費用當然得單位出,人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總不能嫌別人老,就棄之不顧吧。還有之前提到的,企業辦社會,要花錢供養非經營人員,還有醫院、學校、電影院等機構,這又是一筆沉重的開銷。據當時的調查表明,國企非經營費用支出占管理費用支出的40%。高福利,背後是高支出,在工廠效益不佳的時候,無形中成為了負擔。福利和工資一樣,一般只能加,不能減,你要是提出減少福利,使員工利益受損,容易引發不滿,成為眾矢之的。


私企、外企、進口商品的衝擊。相比於國有企業,私企、外企出現在中國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沒有這麼多退休員工,不用經營醫院、學校,而且用工成本較低,可以僱傭較多廉價勞動力,甚至開「血汗工廠」。辭退員工也相對容易,幹得好就上,干不好走人,非常現實。經過十幾年發展,1980年至1997年,個體企業工業總產值由1億元增至20376億元,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工業總產值由24億元增至20982億元,1997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總數為113722億元,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了,這些企業的壯大自然會威脅到部分國企的市場份額。還有就是國外商品的湧入,1992年,因為大搞基本建設,鋼鐵價格猛漲2-3倍,國內的鋼企個個賺的盆滿缽滿,可惜美好的事情總是短暫的,國外鋼企見有利可圖,紛紛湧入,供過於求,價格又猛降,不用說,緊隨而至的就是虧損。


冗員過多。199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朱鎔基做總結講話,他分析了三大行業的冗員情況。首先是煤礦行業:「我記得統配煤礦是360萬人,頂多有120萬人就足夠啦,多了240萬人,人工成本占噸煤成本的三分之一。」然後是鐵路系統:「鐵路系統現在也是虧損的一塌糊塗,去年虧損100億元,也是因為300多萬人有100多萬人就夠了。」最後是糧食系統:「糧食系統更不得了,現在有400多萬人。前幾天,我請了國家糧食局的一些老同志來座談當前的糧食問題。大家都感到過去300萬人,現在400萬人,減一半都沒有問題。」冗員多,意味企業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削弱了競爭力。但在國企,只要人家遵紀守法,你就得終身僱傭,裁員是極其困難的,畢竟得罪人的事情。


此外,再加上原材料價格上漲,會計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內部監督機制、職業風險機制缺失,領導貪污腐敗,地方政府盲目決策,經營、管理觀念不適應市場經濟等原因,國企經營更加困難。不巧的是,隨著泰銖貶值,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鄰國紛紛口吐白沫,一片哀嚎,中國出口嚴重受挫。種種原因,致使國企連年虧損,債台高築。1990年虧損348.76億元,1995年虧損540.61億元,實際資產負債率高達85.15%,。原本國有企業由財政撥款,1983年改為從銀行貸款,由於經營不善,貸款不斷攀升,還本付息能力差,貸出去的錢銀行難以收回,一些領導適應了撥款的日子,根本就沒有還錢的打算。可銀行的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儲戶來提款,你得有錢給人家。今天這家企業還不回來,明天另一家企業又還不回來,不良債權的數量如此龐大,極易導致金融危機,若是真發生了,老百姓的畢生積蓄又找誰討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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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變人生的下崗潮


如果坐視不理,任憑國企繼續虧損,情況將持續惡化,最終難以挽回。可如果搞兼并、破產,違背之前的契約,讓職工下崗,也會產生諸多問題。國企職工曾為國家做出過貢獻,現在遇到困難了,就將其解僱,於情不合,過於殘酷,企業效益不好,責任並不全在職工;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養老問題如何解決?下崗以後,失去生活來源,靠什麼活下去?如果在上海、蘇南地區,可能還好點,要是在東北,或者內地的落後地區呢?能夠給下崗職工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嗎?十幾年前,兩千萬知識青年返城,他們集會、抗議,高呼要工作、要吃飯,場面令人動容,如今幾千萬職工下崗,上有老下有小,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失去工作,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犯罪率會提高多少?


還有,企業平時並沒有給員工發放足額工資,現在要辭退,就得給予補償,3000多萬人,為國家效力多年,1998年,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費性支出4331.61元,假設每人補償2萬,不算多,算出來總和就是6000多億元。然而,1996年國家財政收入不過7407.99億元,而且90年代以來,財政年年赤字,入不敷出,教育、國防、經濟建設等方面也需要錢,所以補償款恐怕給不了多少,中間要是再來點貪污腐敗,到手的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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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還是選擇了後者,「犧牲一代人」,根據「抓大放小」的原則,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中小型企業轉為民間經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其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而不是比重。於是一家家企業集團成立,一家家不景氣的工廠改制、破產。改制後,職工買斷工齡,領取部分資金,相當於遣散費,黯然離開工作多年的單位,「以廠為家」,成為一個職工家庭永遠的回憶。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現象令下崗者深惡痛絕,一個是貪污問題,比如本來要給每位員工補償4000元,領導一看,有利可圖,便對員工說:上面只給了2000元。中間2000元進他們的腰包了,下崗人數越多,賺得越多。還有就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幹了這麼多年,驀然回首,自己下崗了,工廠卻被賤賣,成為廠長個人的。1998年6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報道:「河南沁陽企業:差的送好的賣。」次日,朱鎔基總理批示道:


「請嵐x、邦x、家x同志閱。並請馬忠臣同志一閱。把國有企業改革的莊嚴任務,簡單化為「賣企業」,而且是半送半賣,還美其名為「改革」,這股風也不知是從哪裡刮來的。要煞一煞才好,否則將直接干擾當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工作。「


只不過「從頭再來」?


昨天所有的榮譽

已變成遙遠的回憶


勤勤苦苦已度過半生


今夜重又走入風雨


我不能隨波浮沉


為了我致愛的親人


再苦再難也要堅強


只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夢就在


天地之間還有真愛


看成敗人生豪邁

只不過是從頭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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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你聽過,是劉歡的《從頭再來》。對於這首歌,人們褒貶不一,有人覺得振奮人心,確實能夠鼓舞鬥志;還有人聽後,認為「只不過」三字把再就業說的過於輕鬆,現實中困難叢叢,哪有這麼簡單。下崗後,飯碗沒了,家庭收入迅速下滑。1997年10月-11月,江西省社科院社會學所曾對南昌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發現490多人中,45.7%月收入低於120元,30.4%在120-200元之間,14.9%在201-400元之間,大部分屬於低收入人群。


1999年,中國人口高達12.59億,數量多,就業壓力大,許多職工下崗的時候,已經四五十歲了,小時候只讀過小學或者初中,沒知識,沒一技之長,年紀大,干體力活也力不從心,這樣就很難找到工作。回家後,看著父母重病在床,沒錢醫治;小孩吃一個星期爛菜葉,天天哭喊,就覺得自己很無能。在生活的重壓下,有的職工變消極、悲觀,甚至自暴自棄,帶著全家自殺。當然,如果有知識、技能、能力、關係、門路,下崗後日子過得不一定差,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1999年,一份對多地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下崗工人)80% 一90% 是進人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以及過去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苦臟累崗位或臨時就業崗位。」相比於同樣條件的男性職工,下崗女職工就更加艱難了,她們連苦力都幹不了。2003年《中國改革》也刊載了一篇調查報告,李培林先生對東北撫順、本溪等四座城市下崗職工進行調查,其中42.6%的人認為當前社會很不公平,37.7%的人認為太不公平,至於家中的主要困難,除了吃飯,依次是:子女教育費太重,有病看不起,養老沒著落,以及住房、冬天取暖、穿衣等問題。


經過下崗潮的衝擊,下崗職工對小孩的教育問題更加重視,他們不想子女重蹈覆轍,整天累死累活,非但掙不到什麼錢,還受人白眼。本世紀初期,高考人數連年增長,2008年超過1000萬,這在以前是不敢想像的,背後寄託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雖然高校擴招了,可中國的教育資源畢竟有限,何況省份之間還不公平,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要想有競爭力,還得買教輔、到老師家補課,這又是一筆開支,就算考到了,也不一定交得起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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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吉林大學一個團隊走訪了200多位東北下崗職工,以下是部分受訪者的回答:

「我們現在要求不高,能買米能買油,粗茶淡飯餓不死,就行了。」「能實實在在給點錢就啥也不說了。」


「我們這好多兩人都下崗,孩子都像你們這麼大都上學呢。……我,晚上出去撿破爛去,白天賣了五塊錢,夠嗎?這孩子生活費在哪出?我們家姑娘上大學呢,爺們還有病。白天出去撿怕人笑話,晚上出去,…欠水費,卡我電。……這法律應該欠水卡水,欠電卡電,現在卡著你老百姓,一個禮拜沒有電了。」


「……現在富的太富了,輕輕鬆鬆好幾百萬,窮的太窮了。以前大米八毛一斤,現在一塊多一斤,什麼買時都得尋思尋思。買菜一個月真是啥菜便宜買啥菜,肉是半個月吃一回……。」


「有時都不想活了啊。沒有生活來源呀……你就等著餓死,……這下崗那下崗,飯都沒有吃的。孩子大了上學你能不愁嗎?現在供個大學多少錢,掙多錢的孩子能上學,當父母的沒能耐的,孩子大了將來上學不就完了嗎?現在孩子上學交學費咱父母都累,別說上大學了。對不起孩子啊,孩子以後咋整?……」


「現在招工,要去一個月400到500塊錢,真都不如低保,採暖啥的還能給你免了,農民工干這活行,他不用考慮(採暖費,水電費,子女教育費等)……現在老闆太黑,人有的是,400一個月你干不幹?你不幹,農民工干。就這價,農民工干也不容易。」


「現在吧,有門道不下崗,一個月好幾千,咱這樣一分錢沒有,你有本事,有技術沒有用,老子英雄兒好漢,你爸爸厲害,你啥也不用干。


青年下鄉,中年下崗,一個人無法選擇出身,也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在歷史的洪流面前,大多數人就像一粒沙子,被風浪裹挾著,漂來漂去,想要掙脫,又無可奈何。多年後,某個黃昏時分,翻出那本發黃的下崗證,看看鏡中衰老的容顏;回首曾經的曾經,逝去的年華,沒了當初的焦躁,多了份風浪後的沉著。2011年,一部電影登上熒屏,叫《鋼的琴》,講述的就是下崗職工的故事。男主陳桂林,本是位鋼鐵工人,下崗後迫於生計,組建了一支婚喪樂隊,奔波於各大紅白喜事現場。在陳桂林原先工作的廠區里,有兩根煙囪,非常高大、壯觀,是廠里的標誌性建築,「以廠為家」的年代,職工們只要一抬頭,就能看見它們,久而久之,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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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今,工廠不行了,煙囪也要被清除。爆破當天,原來的職工們聚在一起,久久凝視,戀戀不捨。煙囪的消失,意味著時代的終結。對此,廠里的老工程師說:

「在有的人的眼裡,它是成長的記憶,在有的人眼裡,它是回家的坐標,在有的人眼裡,它就是兩根煙囪。可是在我的眼裡,它就像一個被我遺忘許久的老朋友。當有一天聽說它要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一直就在我的身邊。我不知道是該竭力地挽留,還是該默默地看著他離去。突然有種莫名的憂傷。似乎覺得有話要說,可又不知道說些什麼。時光荏苒,社會變革,如今為了時代的進程要求他們離開,我們總要試著做點什麼。如果我們成功,他將會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如果我們失敗,他將會成為一段美好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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