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矽谷蹭了幾天飯，發現這是一場巨大的「真人秀」

一年三分之一時間泡在矽谷的中國投資人和創業者，都在找些什麼？

文 | 孫然

20多個來自中國和矽谷的創業公司CEO，以及真格和紅杉的投資人，抵達矽谷的第一頓聚餐，在Pola Alto市一家華人餐館的包間里。侍者穿著唐服，流利地在普通話、粵語和英語間轉換。外面下著小雨，一街之隔，就是蘋果公司在矽谷的大型零售店。

觥籌交錯間，中國AI公司出門問問成了飯桌上討論的焦點。這是李志飛2012年從Google離職後創辦的公司，4月份剛拿到大眾汽車1.8億美金D融資。

「美國沒有有出門問問和科大訊飛這樣（發展迅速）的案例。」

「在應用落地上，國內AI公司的發展速度比矽谷快10倍。」

在美國做AI創業的人，尤其羨慕。

另一點不爭的事實是，如今國內的AI項目拿融資，遠比海外容易。

但投資人和創業者組隊出現在矽谷，顯然有所希冀。

一方面，這是一次典型的中國「矽谷AI游」，但並不是官方之間的嚴肅拜訪。投資人會聯繫矽谷公司中熟識的華人工程師，對方會以交流分享的名義申請公司的會議室，並出面與國內的來訪者交流。每張工卡能順利帶4個人進入園區。

這20多位創業者多為技術出身，涉足金融、醫療、內容各種垂直行業。四天的日程里，真格安排了Google、Facebook、Open AI的參觀，在斯坦福以及伯克利大學的宣講，以及與幾家被投Local企業的坐談。國內的創業者們，希望看看矽谷大公司是如何選取AI技術研究方向，又是如何落地的。

而「矽谷AI游」的另一面，是一場巡演。在Google和Facebook的參觀過程中，三分之二的時間，這些來自國內的CEO才是坐在台上的人，向台下的矽谷華人工程師講述自己的創業經歷。這是一種巧妙而低成本的HR。背後的期待也很明顯，在矽谷結識、並私下挖些牛人回去。

在大洋彼岸挖人，對於他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畢竟這不是一場「劉姥姥進大觀園」式的參觀。過半的人，都有在美國留學或工作的經歷，或者每年固定跑上幾趟矽谷或西雅圖。靈智優諾CEO金靈、杉數科技聯合創始人兼CTO王子卓等幾位從斯坦福畢業的校友，更像是來了次拜訪老友的返校之旅，輕車熟路。

類似的活動，近期我已經聽說了四場。今年AI帶火了矽谷，更帶火了矽谷的華人工程師。

無處不在的校友

「別有用心」的蹭飯，和長期抗戰的挖人

一棟隱藏在Pola Alto民居巷子中的褐色二層小樓，有著與外表不符的熱鬧氣氛。

每隔一段時間，真格基金美國負責人王思培和投資合伙人蔣為，就會邀請一幫矽谷工程師來這裡開party，相互交流，做技術分享。

當這種Party的量積累到一定程度，真格相信總會勸服自己看中的人出來創業，或者很多人由此找到契合的合伙人。徐小平投資過的趙勇（參與創辦格靈深瞳和馭勢科技），此前是Google的科學家，也是在一場聚會上，動了創業的念頭。

時常開辦工程師Party的真格矽谷辦公室一角

Pola Alto房價很貴，但矽谷有Google、Facebook這類頂尖科技公司的AI實驗室，以及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學的頂尖AI實驗室。

李開復曾對國內外AI技術人才做過一個評價，「如果以圍棋比喻，國內或許有七八段選手，但九段選手都在美國。」

這就是為什麼Pola Alto的住宅區這兩年吸引了不少早期風險投資機構，為什麼真格基金在斯坦福附近租下這棟二層別墅，作為矽谷辦公室的原因。

所有為了織網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早期基金甚至需要在創業者萌生創業的念頭之前，就捕捉到他們的動態，確保他們創業融資時第一個想到真格。所以我們的辦公地點都是追著他們跑。」一位真格基金的工作人員表示。真格基金的人脈網，囊括了高校教授、知名實驗室學生、大小公司的技術工程師、創業者、華人創業組織和大學華人學生會，並聘用了許多有大公司管理或創業經驗的諮詢人員。

中國對矽谷的人才有多趨之若鶩？矽谷投資人Alex曾對36氪形容，只要在國內上過媒體頭條，做AI和機器人的創始人，一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矽谷挖人。

氪信（CreditX）創始人朱明傑一到矽谷，就在朋友圈把自己的坐標發了出來，每到一個地方，都重新標註，就為了把「好基友」都炸出來約見，順便去各家矽谷公司「蹭飯」。創業前他曾在雅虎、eBay、微軟亞研院做技術工作，人脈廣泛。這點在挖人這場長期抗戰中有很大優勢。

「灣區很多純技術初創公司，有10個技術都算不小了。牛人不好找，但是一個牛人頂10個普通人，通過技術驅動的方式組合十來個牛人，產出更可能遠遠超過在幾百個一起天天雞血加班封閉開發管理的普通人才。」他相信以工程師為本，是矽谷公司能成功的秘訣。

大部分CEO都準備先勾搭上「牛人」，後續長期說服。也有創業者目標明確，要從矽谷挖回一個首席科學家。

在真格安排的參觀活動之外，他們把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王小雨幾乎用盡所有空隙時段，在舊金山安排了5場面試。她的目標很明確，需要優秀的演算法工程師、產品經理和local的BD。由於國內生活成本更低，在矽谷月薪三萬美金的人，可以接受回國四萬人民幣的月薪，相當於此前的六分之一。這對於創業公司十分划算。

至於怎麼在矽谷撈牛人？校友人脈網的作用，此時空前強大。

明略數據聯合創始人孔譽乾，通過自己和公司實驗室同事的校友人脈，轉上幾道聯繫上了矽谷的技術公司。他希望此次能達成些代理合作。這是他第一次去矽谷，但只需轉兩三道關係，他就能順利聯繫上Facebook的華人技術工程師。

10年前他從北大計算機系畢業，和他同屆的學生，三分之一選擇出國深造，其中不少人留在矽谷就業，如今已經成長為大公司或創業公司的優秀技術人員。

AI創業者的校友圈，十分緊湊，總能找到些關聯。這幾日我耳邊時常有這類對話：

「你是北大哪級的？」

「你那年去的斯坦福？」

「那我們是一個實驗室。」

「……」

不出5句，兩個陌生人已經熟絡起來。

在矽谷這個華人佔比超過三分之一的地方，斯坦福、清華、北大、上海交大等名校校友資源像個散發輻射的巨大能量球。好比你可以不會一句英語，憑粵語走遍澳大利亞。就算人生地不熟，憑藉校友關係你同樣可以在矽谷如魚得水。

大公司和投資機構挖人的手法，與創業者沒什麼不同。通過二度、三度、甚至四度人脈，聯繫Google和Facebook這類大公司的華人員工，組織參觀。

一位Facebook早期員工說，經緯、IDG、紅杉、真格基金，所有能叫上名字的一線中國美元基金，全都來過。「早些年很誇張，中國的投資機構辦完論壇後，直接用Facebook的資源和場地就開始聊項目挖人，現在則收斂很多，會後轉移到其他地方開Party。」

人才的需求方如饑似渴，供給方也蠢蠢欲動。

在矽谷，人人都在談論創業。大公司的華人工程師，幾乎都動過這個念頭。趙勇離開Google創辦格靈深瞳前，業餘時間已經在自家地下室搗鼓了一陣實驗。

胡夢蝶從北大畢業後赴美國深造，後來進入Facebook。據她觀察，一個趨勢是，從前都是有一定工作年限的資深員工，回國創業或被挖走，現在回國呈現出年輕化趨勢，更多工作兩年的人離開。雖然技術領域更偏好具備一定年限的員工，但AI創業正好處在時間窗口，timing is everything 。

一位矽谷大公司的華人工程師，甚至創建了一個華人組織，定期每周三聚會，討論的主題就是創業。

當然也有人在猶豫，最大的顧慮在於家庭，能否找到合伙人，以及擔心已經不熟悉國內的商業環境。

「牛逼的人早就被投資人和初創公司盯著了，不乏沒想好方向先被硬投一筆錢拉出來乾的。」朱明傑說。

很多人好奇，矽谷公司對這樣大張旗鼓挖人的中國考察團作何感想。其實它們大抵清楚對方的目的，只要挖牆腳不過分高調，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態度源自矽谷多年形成的特殊文化。常規而言，保持員工的穩定性對公司很關鍵，但矽谷的公司從60多年的繁榮中得出一個規律——人員流動更有利於激發技術變革。

矽谷投資人吳軍曾在《矽谷之謎》中記錄，2011年加州政府曾以不互相挖角為由，起訴Google、英特爾、蘋果和Adobe，索賠3.24億美元。四家大公司不服上訴，法院於是在判決中將罰金提高至4.15億美元。

這種寬容的態度，讓工程師們跳來跳去成了一種常態。矽谷的科技巨頭，特別是Google，甚至給人一種「大學感」。就像美國的大學，矽谷大公司的園區周圍並沒有圍欄，只要不進入辦公樓，你可以在園內隨意穿梭。而很多跳出來創業的人，會用「畢業」一詞來替代「離職」，而Google刻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也無處不在。

Google園區內部，彩色的座椅正好貼合公司Logo的色彩

王小雨曾在Google北京、歐洲和日本分部任職，2016年出來創辦了面向海外市場的手機音頻APP Castbox。大部分矽谷的創業公司，從創立起就是全球化的，Google有一項傳統，任何產品只要英文版出來了，半年內就能拓展到其他幾十種語言。這套打法也被王小雨帶到了Castbox。成立5個月時，Castbox已經支持70種語言版本，市場拓展到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在矽谷大佬、Paypal聯合創始人麥克斯·拉夫琴創辦的移動支付公司Affirm，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CTO的手指正飛快地在機械鍵盤上打字，他的工位靠近過道，穿插在普通員工中間，桌子對面另一個不起眼的工位屬於麥克斯·拉夫琴。「矽谷創業公司的CEO都沒有獨立辦公室。」這家公司的員工說。

Facebook的Campus

與其說是公司園區，更像一座餐飲、娛樂、休閑功能齊全的小鎮

抓住學生，未來的技術骨幹和創業者

大學校園，同樣是人才庫。

潑辣修圖聯合聯合創始人宮恩浩，如今還是斯坦福在讀博士生。一個月前百度員工通過Linkedln（這已經是中國創投圈勾搭矽谷人才最主流的途徑）加了他微信，提出百度總裁張亞勤會帶隊來斯坦福辦一二十人的小規模論壇，希望通過他召集學生參加。這背後，百度在物色好苗子。

吳恩達在百度任職時期，曾利用個人影響力，將百度在美國的技術團隊擴充至1000人。他離職後，張亞勤兼任起百度美研董事長這個「超級HR」的職能，矽谷顯然是他的第一站。

就在百度在斯坦福召開宣講會的同日，京東技術高層也出現在矽谷，幾日後也有一場校園招募。「中國公司或風險投資人來斯坦福辦活動，平均半個月就有一場。」宮恩浩說。

真格基金對斯坦福大學有種特殊情結，這家中國最好的早期投資基金的合伙人兼CEO方愛之，就出自這所名校，真格基金成立後，也投了不少出自斯坦福學生的項目。

此行的這場斯坦福宣講會座無虛席。

早春的傍晚尚有寒氣，從兩扇木質雙開玻璃門不住地往屋裡灌冷風，很多學生避開風口貼牆站著聽講座，台上的CEO與他們之間距離是個未知數，這也是最令人神往的。有的公司估值已經過億，而創始人此前還在這所校園裡讀書。比如杉數科技聯合創始人兼CTO王子卓，幾年前他就在樓上的活動室做作業，甚至也在同一間會議室舉辦活動。

每位參與論壇的CEO都有10分鐘宣講時間，闡述自己公司的商業和技術方向，並在隨後接受學生的提問。

但會後的自由交流才是正題。畢竟二十多位CEO中，有9家是帶著校招名單來的。

真格基金也在尋找目標，用創業者光環吸引潛在的優秀創業者，比如拉來戴雨森站台分享。戴是聚美優品的聯合創始人，在研究生階段從斯坦福輟學，同陳歐一起回國創業，聚美是徐小平最引以為傲的項目之一。所以當戴雨森以明星創業者和學長的身份，出現在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創業宣講會上，可想而知，對下面坐著的學生有多大的樣板性誘惑。

而台上的熱絡後，真格基金聯合創始人王強也點出了這一切的核心主旨——「要創業，找真格」。

矽谷AI創業 vs 中國AI創業

在矽谷的創投圈眼中，儘管美國仍佔有最先進的AI研究實力，但AI技術的應用落地，卻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大洋彼岸的中國鋪開。原因在於中國的法律法規，對大數據歸屬權等問題，尚沒有嚴格的規範。

從好的一面看，最強勁的生命里總是滋生於混沌的環境。以AI＋醫療為例，美國的醫療大數據掌握在民眾個人手中，且法律高度重視隱私權，創業公司要拿到訓練模型用的數據十分不易。但在中國，醫療數據掌握在醫院手中，只要與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就可以獲得寶貴的數據資源和應用場景。

鍾昕創立的圖瑪深維，是一家用AI技術做醫療影像診斷的創業公司，在聖地亞哥建立了技術團隊，但數據獲取主要依賴國內。今年他的計劃是和20家三甲醫院達成合作，以拿到數據資源。

另外一家用AI技術做安防的初創公司，通過與公安部門的合作，已經獲得了16億人臉識別數據，幫助公安做水客識別，平均每天能抓100個逃犯。商業場景已經迅速鋪開。

「世界級的財富，來自世界級的場景和數據。」很多AI創業者達成了一種共識：如今演算法最優，不是最重要的，有了龐大的數據量去跑模型才是關鍵。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AI落地速度明顯快於矽谷。

但也有觀點認為，AI從業者不應此時回國創業。一位在矽谷創業的華人對36氪表示，「2015年是個回國的分水嶺，那之後國內的競爭已經非常激烈了，回去就相當於在股市的最高價買入。」他認為國內雖然做得快，但不精。在國外創業，正可以參考國內已經做出來的商業模式。

從「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風向變了。更多中國的AI創業者，開始考慮用中國速度，做出海的生意。

不過說回AI創業的核心，依舊是人，特別是如今奇缺的技術大牛。技術出身的朱明傑此行感慨頗深，「灣區的公司氛圍還是非常的tech，技術驅動是基因里的東西，大家高度自驅，帶著技術的榮譽感。即使有各種福利，氛圍寬鬆，跳槽頻繁，效率還是很高，引領著創新改變世界。反觀國內公司，普遍的雞血堆人力模式，太多有激情的老闆只缺一個碼農，這導致技術人員很難真正作為核心來得到尊重，發揮創造力。」

的確，高薪並不是挖回矽谷大牛的必要因素。關鍵在於挖回來怎麼養。技術驅動的文化，才能讓這批被投資人和創業者瘋搶的金子，真正地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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