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三位日本戰爭遺孤

牡丹江機車廠，是我出生和生活了許多年的地方。

牡丹江機車廠有多少日本戰爭遺孤，我不知道，那時候我還小，沒有想到也沒有能力去探究。在後來的工作中，約略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應該是日本開拓團的後代，少部分也有日本在東北興建的工廠的日籍員工的後代。作為侵華經濟戰爭的手段，開拓團和日籍技術工人，不像戰略部隊士兵那樣手上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也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無奈無助，但是並不能忘記他們也是侵略集團的一部分。牡丹江機車廠的廠志上，就記載著日本管工對中國工人的欺壓，有的工人甚至被欺壓至死。我曾親眼看到過當年日籍管工的後人到牡丹江機車廠探訪，代表他們的父輩跪在廠領導面前謝罪。

由此種種吧，我是一直沒有對日本戰爭遺孤太上心的。當《小姨多鶴》火了起來，當一些回到日本的日本戰爭遺孤在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回拜中國養父母時，我的記憶也被翻捲起來——其實，日本戰爭遺孤，離我也並不遠。

我記得最清楚也最深刻的有三位，其中曾住在我家樓上的于斌老師印象最為鮮明，現在我都確認我寫的「于斌」這兩個字準確無誤，他的樣子就像在我眼前。還有兩位，一位是住在同一幢樓的鄰居宋嬸，另一位是我校友的母親王嬸，樣子記得不大清楚了，也不知道她們的名字，只有一種印象，她們皮膚很白，潔凈而能幹。

于斌老師應該是在我出生前就住在我家樓上，他是我的音樂與體育老師，同時還是年長我十四歲的哥哥的音樂和體育老師——不，更準確地說，于斌老師跟我哥哥，是亦師亦友的。

從我有記憶起，家庭周邊的生活中，就有于斌老師。他長得很黑，就是比黑人只差那麼一點的黑。有圓圓的腦袋，圓圓的眼睛，圓圓的鼻子，高興時會用粗壯的雙手托住我的兩隻小腳，把我高高舉起來——當然，是在我長大以後，我才知道于斌老師把我舉得並不高，因為他身材是奇矮的，很矮很矮的那種矮，可能我三四年級的時候，身高就超過他了，他有一米四還是一米五？現在沒法知道了。

于斌老師有很好的音樂和體育天賦，至少在當我老師的那五年間，我們學校所有的音樂活動、唱遊活動都是于斌老師來指揮指導；每年廠級和校級運動會上的總裁判長，也一定是他。

我哥哥因為時代的關係，沒能上大學，一輩子就是普通工人，可是他會很多樂器，唱歌的水平也相當高，這很得宜于于斌老師的幫助與指導。

少時不知大人愁。可能是我長到上初中以後吧，才知道于斌老師是日本戰爭遺孤，母親說他是「琉球」，就是說于斌老師的祖輩是生活在琉球群島的，他的身材等體貌特徵，是典型的琉球人種的樣子。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日本戰爭遺孤的身份，還有他過於矮小和很顯蒼老的樣子，他娶妻是很晚很晚的，大約是1980年代中後期的樣子。于斌老師結婚後，還在我家樓上住了一段時間，於嬸嬸是位海林的鄉村教師，個頭也不大，年紀看來也不小，經常圍一塊顏色鮮麗的四方頭巾，不愛說話。因為工作關係，他們一直分居。後來於斌老師搬走了，據說是為了就近於嬸嬸。

于斌老師和於嬸嬸生了一兒一女，但是夫妻關係一直不是很和睦，個中緣由我不太清楚，只是機車廠的很多老人，相對是同情于斌老師的。

後來，中日邦交越來越密切，但是我再也沒有見到于斌老師，聽說他的哥哥健在，生活在日本，想法找到了他，于斌老師回到了日本。此後的消息全都很零星了，據說于斌老師回國的時候，於嬸嬸是堅決不去的，于斌老師於是領著女兒走了，於嬸嬸帶著兒子依然生活在海林。再後來，于斌老師老了，就生活在日本的老年公寓。

宋嬸是個異常美麗的女子，皮膚是那種很透很透的白，一雙忽閃閃的大眼睛，住在我家隔壁單元，對我們這些孩子，一向很溫和。宋嬸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比我大，叫什麼名字我不記得了，小兒子叫強。

宋嬸的婚姻也是很不如意的，那位宋叔，他自己家人也不是很待見他，整天無所事事的樣子。聽說他愛喝酒，喝多了就打宋嬸，罵她是「日本娘們」。但是平常的宋嬸給人的印象一直是溫和有禮的，在工廠里上班，早出晚歸，又照顧著家裡的丈夫孩子，愛洗衣服，總是很忙的樣子。

我上高中的時候吧，宋嬸帶著兩個兒子回日本了，宋叔則一直生活在廠里，不知道為什麼沒跟著去。但是據說宋嬸是經常接濟他的，畢竟，是幾十年的夫妻，還有孩子。

王嬸是我認識的這三個日本遺孤中最幸福的，她嫁了一個高高大大的中國工人，罩著嬌小的王嬸就越發玲瓏可愛，夫妻很恩愛，他們生有三個孩子，長子叫玉，我叫玉哥哥，二子比我小一歲，小女叫小玉，常跟我一起玩。

王嬸是很早就找到了在日本的親人，好像當時是她母親還在，所以得到了更多的關愛。第一次回日本探親回來，就給帶了一對有老虎圖案的純毛毯子，小玉很喜歡，我們去玩的時候，就拉著一起坐在那綿軟的長毛上。

也是在我上高中的時候吧，忽然有一天玉哥帶著小玉他們就跟我們道別了，還沒來得及做什麼，他們一家就搬去了日本，再沒見到。工廠里的老人們說，其他的日本遺孤也有沒回日本定居的，但是有時會回去看看親人，也有見到王叔王嬸一家人的，說他們在一個城市的邊緣生活，玉哥和弟弟承包了一片垃圾場，每天開車負責運送，王叔也相幫著，王嬸則不工作了。

我認識並記住的這三位日本戰爭遺孤，現在應該是七十歲或者是八十歲往上的年紀了，不知道都是不是還在。

在我的記憶中，于斌老師、宋嬸、王嬸都說中國東北普通話，有中國東北的父母親人。以他們的年齡看，在戰爭期間，他們都是孩子，不可能作惡，他們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就不知道了——無論他們的父母是做什麼的，中國東北的善良老百姓，都給這些孩子家的溫暖，養育他們長大了。而他們，無論自己親生父母是誰，無論最後歸向了哪裡，在他們的青春年華中，也有那麼二三十年的時間，是在牡丹江機車廠辛勤工作的，跟這裡的普通工人一樣。牡丹江機車廠歷史上那些值得銘記的數字里，也有他們的汗水。

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被侵略被欺壓的屈辱與慘痛的，也是不會忘記曾親密在一起的家人的。

戰爭改變了太多，回首往事，不勝唏噓——祈願和平，祈願昌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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