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我為什麼不支持鄭也夫自薦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文 | 田方萌

今年3月23日，社會學家鄭也夫在《南方周末》上刊發了一份「自薦書」，表示要競選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一職。鄭也夫是北京大學退休教授，中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學術界和輿論界德高望重。這份自薦書發布一個多月後，《中國青年報》於5月3日報道了此事，標題為《一場失敗率99%的毛遂自薦》。文章稱鄭也夫預想「……同行間公開競爭的輸贏吸引，會激起一些風浪」。然而應者寥寥，只有一位青年學者與他聯繫，並表示支持之意。我不知這位青年學者是誰，肯定不是我。

我與鄭也夫教授相識多年。早在人民大學讀研期間，我就上過他兩門課，之後還考取過他的博士生。雖因留學未能拜在他門下，我亦深受也夫師的言傳身教。我幾乎讀過他的全部著作，並為其中幾部撰寫過書評。評價也夫師在社會學界的學術水平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因為我未讀過大多數當代中國社會學者的著作，無法進行比較。不過，也夫師競逐社會學會會長，藉此舉推動制度變革，我至少應當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可讀過自薦書後，我即決定採取不支持的觀望態度。在解釋這一立場的真正原因之前，我想先說明哪些因素不構成理由。

《中國青年報》的報道稱：「一位社會學家對……記者評價，鄭也夫的『自薦』是『堂吉訶德式』的。」讀過那部西班牙名著的人都還記得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的滑稽場面。與堂吉訶德眼中的假想敵不同，鄭也夫面對著一個實實在在的敵人，那就是老大不振的中國社會學會。說「老」是因為該會已經成立近四十年；說「大」是因為該會已有2300多名個人會員；說「不振」是因為參加過社會學會年會的學者，大都會感受到一股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陳腐氣息。

鄭也夫教授

2013年7月，我在貴陽參加過一次中國社會學年會。我本以為這是國內社會學界最高級別的學術會議，可參會經歷令我大失所望。年會共設四十多個論壇，大多緊跟「城鎮化」的政策步調，還有一個解析「中國夢」。我不認為社會學不應當研討時下的政策問題，可這屆年會似乎將學科建設拋到了一邊——會上甚至沒有一個關於社會學思想史的論壇。這屆會議收到1300多篇論文，大多數分論壇可能沒有篩選就發出了邀請，導致發言質量參差不齊。由於與會人數眾多，我參加的某分論壇僅為每位學者留出十分鐘宣講論文，用於討論時間就更少了。

我不支持的理由更不是因為也夫師獲勝機率很小。今年7月，中國社會學會將舉行換屆選舉，也夫師知道自己「當選會長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只是他不願僅僅「宣揚一種理念」，而要「以一種包含了此種理念的行親自登場」。「寧可個人受挫，也要攪動一池死水」。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很值得褒揚的。我與也夫師一樣，都有為中國學術的制度建設出一份力的心愿。我和他的分歧不在於目的，只在於手段。

對我來說，與其呼籲改革既有組織，不如退出後加入其他組織，或者重建一個新的組織。「呼籲」（voice）和「退出」（exit）是已故經濟學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對任何一個組織，如公司、學校或國家，甚至包括戀愛關係，成員都可以通過兩種方式表達不滿。一是像也夫師這樣批評組織存在的問題，呼籲領導採取改革措施，甚至有意取而代之。另一種方式則是退出，比如妻子對老公總抱怨，離婚再嫁了；員工對老闆有意見，另謀他就了；國民嫌環境太污染，移居海外了。

參加過一次社會學會年會後，我也決定「退出」，不再參加今後的年會。會開成這樣，是組織者有問題；開成這樣我還參加，是我有問題。中青報記者採訪的某位教授也有此觀感：「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學者，沒有幾個參加年會的。」在這位教授看來，「年會的學術水平『很平庸』，『年會的價值還不如一場讀書會』。」另一位青年學者也表示，他周圍很多年輕學者「都以不參加年會為榮」。就像某台辦的春節晚會不好，你關了電視，上網看片不就結了？

即使對話語權很大的個體成員，通過呼籲推動組織改革的成本，很可能都大於退出組織的成本。中青報的報道稱，中國計算機學會從形式化的官僚體製成功轉型為公正有效的民選體制。中國社會學會也不是沒有可能推進改革，但這不是一個人的活兒。制度變遷不同於學術爭論，一百個物理學家說不過一個愛因斯坦，並不意味著愛因斯坦能夠按照他的意願制訂物理學會的規則。何況，也夫師本是學術江湖中的獨行俠，現在卻要自薦當武林盟主，很多同仁一時還難以接受這一角色轉換。

根據也夫師發起的網上調查，在提交問卷的160位社會學者中，有八成贊同直選，幾乎全體都贊同差額選舉。考慮到對現行體制不滿的人更有可能參與調查，實際比例不會這麼高，但也說明相當數量的會員支持差額直選的改革方案。也夫師說：「有意思的是，這麼高的數據，和現實中無人來電，形成了明顯的反差。」我想這恰好說明，絕大多數不滿者雖然擁護改革，也認為呼籲的成本太高，甚至不願為此公開表明身份。

社會學有一派叫做「功能主義」，講事物的「顯功能」和「隱功能」。在「觀察者網」上刊登的一篇評論中，專欄作家張小寶點出了社會學會年會的顯隱功能：「辦會的內容並不重要，請來的人才重要。每年的各種基金、課題的評委都會在此時集中亮相，有需要提攜後生的導師要趁這個機會帶著弟子好好挨個拜會，否則兩年內拿不到省部級基金的博士後就不能順利出站、發不出A刊的青年講師們無法晉陞副教授。」簡言之，年會是社會學界的大派對，私下往來交易的隱功能遠重於公開學術交流的顯功能。在隱功能或潛規則支配組織活動的機制下，聚焦於後者的改革如何可能成功？

當退出的成本小於呼籲，而且有其他選擇時，我們何必關心中國社會學會和它的年會？退出並非一種消極舉動，相當數量的成員用腳投票，這本身就會對組織造成改革壓力。整整五個世紀前的1517年，馬丁-路德為反對教會腐敗，在教堂大門上貼出了《九十五條論綱》，結果被逐出教會。在他的影響下，基督新教漸漸興起，並迫使教會採取了一系列改革。今天，同樣為了「宣揚一種理念，推動一項變革」，也夫師是否可以考慮採取另一種策略？

【作者簡介】

田方萌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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