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九周年祭

地震發生67個小時後，一個北川的倖存者在廢墟下發現了一個活著的女人。他到處尋找救援部隊前去營救，但當時北川縣城道路未通，部隊人手不夠──被發現還活著的人越來越多。

他帶著一把簡陋的鐵鍬，一直嘗試在廢墟中尋找親人，然後他聽到了那個來自廢墟下的聲音。他說話並不急切，臉色平靜，只是不停重複著「那裡還有一個活的，那裡還有一個活的」。我和一個朋友陪同他去認清地址，以便轉告給救援部隊。

5日17日，搜救隊員在清理映秀賓館的廢墟,試圖找到倖存者

那棟房子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模樣，只剩下一堆倒塌的牆壁和慘白色的瓷磚貼面。一個年輕女孩死在牆體下，裸露出的紅色磚頭蓋住了她的下半身。旁邊，廢墟下留出一個大約長1米、高0.3米的縫隙，輕微的哼哼聲，從這裡傳出來。

只有趴在地上，才能看清楚那個女人的情況，但裡面太黑，我只能看見一隻手朝外伸著。在她上面，一層一層累積起大約3米高的牆體。無法脫身。

我們輪番不停朝里喊話:「你怎麼樣了？再堅持一會兒。」沒有聽見清晰的回應，還是一陣哼哼聲。有那麼一剎那，我彷彿聽到裡面傳來「還好」的話音。我們趕緊遞上一瓶礦泉水，瓶蓋先擰鬆了，從黑暗的縫隙中塞進去。我趴在地上，看見一隻手伸向那瓶水，握好，慢慢移回到黑暗中。我聽到微弱的喝水聲。

那個倖存者一直用四川話鼓勵著這個女人。我們又放了一瓶水在縫隙口，確定她的手可以移動到那個位置。旁邊又擱了一包巧克力，告訴她我們馬上去叫救援部隊。

5月17日，映秀鎮的一家網吧在地震中坍塌。一位父親前來尋找被掩埋的孩子。

消防隊員就在對面另一堆廢墟上救另外一個還活著的人，他們答應很快就過來。我記住了那個位置，在一棟快要倒塌的「綠色火鍋城」的隔壁，以防萬一，我匆匆拍了一張照片。那時，更多的志願者和家屬正到處在尋找還活著的人，她只是其中一個，而且短時間內還有水喝。我不知道她的親人是否還在？如果在，此時在哪裡尋找她？

當天下午，我們看見全國各地湧來的救援官兵跑步進入縣城。路仍未打通，但挖掘機進展很快，我們確定當夜就會有大型吊車開往縣城。有了機械，就能提高救人的速度。我的朋友向一個熟識的醫療隊隊員說了這個女人的狀況，並簡單告知了她的位置。隨後我們離開北川。

災後第2天，陽光終於照射進這個峽谷。地震後的大雨洗去了血跡，但加重了空氣中的甜臭。大量難民開始從綿陽返回北川，徒步，或者攔車。在北川縣城入口的任家坪收費站，救援部隊、志願者和難民，構成一個龐大的人流。人們臉色依然平靜。

在綿陽，那些從附近災區來的難民，大多住在九州體育館。這個開闊的場地位於綿陽市東的高新開發區，大約有2萬名難民擁擠在體育館內外。儘管餘震不斷，但這裡卻顯得很安全。每天，大約有1000名難民從這裡出發，回到災區去尋找他們的親人。

5月14日，都江堰，一位倖存者在廢墟中尋找自己的家人

政府起初打算勸說這些人不要盲目回去，北川的高山上仍有泥石流，餘震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但對活著的人來說，無所事事待在體育館是一件殘忍的事，從早晨到日落，突然空閑下來的時間，像專門給人機會去回憶和想像。你知道親人就在某個地方，卻不知生死，不看見屍體，你無法相信事實。

在體育館的水泥地上，家庭仍然是劃分人群的小單位。一疊被褥、一塊草席、一個牛仔大包裹，每個家庭仍然有自己鮮明的特色，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家庭不再完整。一個十幾歲的男孩走過來問我:「你知道×××還活著么？」我沒聽清他說的那個名字。他扶著一個老頭慢慢挪動著腳步，站在我面前說話，卻像耳語，聲音太小了，他甚至不敢大聲說出他的問題。他的父母都失蹤了。

失蹤意味著也許還有希望。在體育館，隨處可見尋人啟事。A4白紙上，電腦列印出黑色的名字，他們的年齡、性別、工作單位，如今成為唯一可識別的特徵。尋人啟事大多顯得簡單和莊嚴，只有活著和死亡兩種選擇，情感強烈的，也最多加上一句「媽媽和妹妹在找你們」。一個貼滿尋人啟事的牆壁，會讓人同時感到希望和絕望。

5月18日，綿陽中心醫院的牆壁上貼滿了尋人啟事

更多的尋人在廢墟上展開。在北川縣城，一個穿著鮮綠色毛衣的中年男人在廢墟上可以徒勞地搜索一整天。他只能大致猜測出他的家人地震時在什麼位置，翻開一個小石塊，移動一堆紅磚頭，撬開一個水泥板，然後一無所獲。有時，他從廢墟走下來，盯著遠處發獃，嘴裡喃喃念著一個人的名字，隨後再次爬上去，一個石塊，一堆磚頭，一個水泥板。

大多數時候，我們幫不了什麼忙。我只能在背包裝滿水，送給隨處碰見的任何一個需要的人。在北川縣城通往茂縣的路口，經常會看見從山上走下來的村民。這裡有兩條公路:通往茂縣的大橋被攔腰斬斷;通往平武的土路塌方。大石頭像有生命一樣，刻意堵住希望。

但山裡的人總是能找到新的路走出來。兩天後，原本沒有路的地方，現在有了繩索可以攀登。老年人伏在親人的背上逃出來，他們還帶著被褥、簡單的衣服、牛仔大包裹。他們親眼看見村莊被掩埋，地縫吞噬生命，堰塞湖的水一寸一寸淹沒房屋，但所有人的臉仍是不動聲色。

與此同時，另一批人卻沿著同樣的山路，朝山裡走去。他們來自更遙遠的地方，新疆、青海或廣東，是外出打工的壯年男女。地震發生後，他們在第一時間跳上火車，從綿陽火車站出來，就急忙趕到北川。有時候，他們會在這個十字路口猶豫，不知道走哪一條路才能抵達自己的村子，但父母和孩子杳無音信，顧不得那麼多，隨便挑一條路就走。同樣，他們也背著沉沉的包袱、食物和水。我常常勸他們先去九州體育館找一找親人，山裡的危險正一步步擴大，但沒有人肯聽。對親人命運的焦慮，遠遠超過對自身危險的擔憂。

5月14日，一對青年夫婦災後重逢。男青年的妻子剛剛從震區汶川縣走出來

人們都來不及考慮更遠的未來。一個家庭一個家庭被打碎，他們現在最完美的夢想是只要家人都還活著。每當在九州體育館看見那些尋人啟事時，我常後悔自己當日沒有問清楚，那個廢墟下還活著的女人的名字。也許她就是體育館眾多黑色名字中的一個。

災後第5天，我再次和那個朋友在成都碰面。在交換了這兩天的見聞後，我問起那個女人的狀況。「她死了。」朋友盯著我說，「那個醫療隊隊員給我發來了簡訊，說按照我們提供的位置去找，發現她已經死了。」

5月19日，全國哀悼日的第一天，我再次前往九州體育館。陽光變成了毒射，照得人直打哆嗦，部分難民從體育館內搬到了外面的陰涼處。館內的空氣終於順暢地流通起來，氣味不再像我們第一次去時那麼難聞。

尋人啟事張貼得越來越多，但同時增加了另外一些啟事。一張名為「資助您與您的孩子」的啟事寫著:「如果您同時具有以下幾點，請一定與我們聯繫:1.重災區農村人口;2.家中有小孩，且15歲以下;3.父母一方在災難中遇害的單親家庭。」這是來自北京的一群志願者張貼的，他們希望能點對點地直接資助難民。

5月18日，從北川撤離的母女倆終於睡上震後第一個安穩覺

在體育館正前方的草坪上，政府搭建了幾個巨大的藍色帳篷。那是臨時設置的學校，其中一個帳篷里坐滿了幾百個小孩，四周簇擁著難民、志願者和記者，攝影機架設在每個角落。一個小男孩到講台上做了一個簡短的演講，開始領唱那首《拍手歌》:「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

我站在帳篷里的後方。小男孩的頭頂懸著8個大字——「自強、自立、自信、自愛」，在教室的兩旁同樣貼滿了鼓舞人心的名言警句。但歌聲響起，我面前卻很少有小孩拍起手，他們大多帶著善意的微笑。偶爾，你會看見一張平靜、不動聲色的面孔。

14時20分，政府召集了大部分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到體育館前面的廣場上。那裡有3個大屏幕電視正24小時直播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的聲音是從四面八方的喇叭聲中擴出來的。原本不知道默哀此事的難民，一個一個站到了體育館前方的門廊上。14時28分，空氣中散發著緊張的味道，汽笛一片，陽光仍是毒辣。我們每個人懷著各自的心事。

這是地震後的第7天，救援部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少，政府開始進入災後重建和防疫控制。我路過一個平靜的難民，再路過一個悄無聲息的哭泣者，然後我看見一個中年婦女抱著一個電視主持人號啕大哭。有幾分鐘，那裡誰也沒說話。

5月19日，綿陽九州體育場「許願牆」上，孩子們表達了受災後最強烈的心愿

在體育館一樓，災後心理重建的志願者開闢了兩面牆，取名「心愿牆」。粉紅色的心形即時貼，粘滿了整個牆壁，我一則一則看過去。一個叫李麗的人寫道:「孩子，媽媽想你。」一個沒有留名的小孩寫道:「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為什麼今天就有人自殺？」

更多的人表達了抗災的決心。這時，我看見一個小女孩拿著一張空白的即時貼粘到了牆上，她穿著一件黃白紫交叉的鏤空背心，粉紅色的發束拖著一個馬尾巴。她寫道:「我希望這次大地震並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夢。這樣就沒有人妻離子散，房倒屋塌了……」旁邊，另外一張小紙條輕快地寫著:「快樂一點！OK？」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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