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里的海上絲路

1990～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將「海上絲綢之路」變成一個家喻戶曉的概念。然而，許多學者認為，除絲綢外，海上貿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類，是以不斷有人相繼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寶石之路」等說法。

實際上，自19世紀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將橫貫東西的路上交通線命名為「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n）以來，「絲綢」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貿易及文化交流符號的角色，傳遞的是以絲織品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向外輸出的歷史背景。由於絲織品不易保存，即便我們能從航海文獻或船舶賬目中尋覓到隻言片語，實際上能夠以實物形態出現在我們面前的貿易絲綢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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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仙山不死葯

中國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確立文化傳統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內陸國家，與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兩河文明完全或部分地依賴大海而生存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通過海路交通與其他幾個文明中心產生互動，是隨著歷史時期古代王朝版圖的擴張、沿海地區的開發逐步展開的。「海洋」概念之於中國傳統文化，起初籠罩在頗具神幻色彩的迷霧之下。自戰國以來，沿海的燕（河北）、齊（山東）等國相繼派遣方士入海尋找「不死之葯」。實際上，通過目前考古學發現和研究，我們能發現的遠遠超出虛無縹緲的歷史傳說。

自上世紀中期以來，從雲南晉寧石寨山墓地、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大武鄉窩托村漢墓、廣東廣州象崗山西漢南越王墓、安徽巢湖北山頭漢墓、雲南江川李家山漢墓、山東青州西辛戰國墓、江蘇盱眙大雲山漢墓等墓葬中先後出土11件裂瓣紋金屬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為銀質，經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錯的凸瓣狀，十分引人矚目。

「黑石號」沉船出水陶瓷

這種捶揲技法與公元以前古代中國制器傳統（鑄造）不同，具有明顯的域外風格，確切來講，與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亞帝國（Pathian Empire，公元前247～224年）的關係最近，在中國流通的時間集中在戰國晚期到西漢年間。由於山東、江蘇、廣東都是沿海地區，一部分學者認為這類器物來自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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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異物碧流離

有漢以來，由於文字記錄的豐富，海外貿易以更為翔實的面貌浮現在我們眼前，西漢時期甚至出現了官方主導的海外貿易。《漢書·地理志》中記錄了一條從越南北部及兩廣出發，抵達印度東南海岸的貿易路線。當時海外貿易我們的主要輸出品是黃金和絲織品，而意圖獲取的主要對象是「奇石異物」，甚至包括活犀牛這樣的生猛活物。實際上我們不僅在廣州地區的漢墓中發現許多陶質犀牛角，遠在長安的帝陵中也發現了域外進獻的犀牛。

1975年西安市東郊白鹿原南陵附近發現20座從葬坑，其中有一具犀牛骨骼。犀牛骨骼雖已斷裂，但整體結構和大骨節保留得還較為清楚。據鑒定是生活在東南亞爪哇島的獨角犀。南陵的主人是漢文帝之母薄太后，崩於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看來王莽雖然熱衷於製造新生事物，令外國遣使獻活犀牛卻並非他首創。

如果我們參觀兩廣地區的博物館，看到最多的一類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滿目的寶石與玻璃。雖然並不能簡單對等，但文獻中提及的「璧流離（即琉璃）」通常被認為是玻璃，玻璃製作的歷史悠久，來源複雜，但兩廣地區發現的玻璃器中，甚至有與羅馬玻璃十分接近的產品。至於瑪瑙、琥珀、石髓、水晶等寶石珠飾更是比比皆是。廣州象崗山西漢南越王墓還出土了非洲象牙、蜻蜓眼玻璃珠、乳香、琥珀、金珠泡飾等極具異域風格的文物。

這一時期，遠至羅馬帝國、托勒密埃及、帕提亞王朝的人群已經對孟加拉灣以東的居民有了一定的認識與了解。成書於公元1世紀中葉托勒密埃及時期的文獻《紅海航行》（The Voyage Around the Erythraean Sea）記錄經過印度洋東海岸以後，「海洋終結於一片叫作秦（This）的土地，那裡有一個非常大的叫作秦尼（Thinae，也就是中國）的城市，那裡的生絲和紗線以及絲綢通過大夏徒步運送到婆盧羯車，也通過恆河出口到利穆利。但是進入秦不容易；也很少有人從那裡來」。

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明代景德鎮青花瓷

羅馬時期的商貿據點也發現於黃支國故地康契普拉姆（Conjetveram）附近的阿里卡梅杜遺址（Arikamedu）。這裡發現了直接由羅馬或敘利亞、埃及等地中海東岸商人經營的貨棧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從中發掘出20件帶紀年銘文的陶器，銘文用婆羅米文拼寫泰米爾語，年代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其他出土文物有：安弗拉罐、產自義大利阿萊佐（Arezzo）的陶器、羅馬玻璃器、綠釉陶片和羅馬錢幣等，還有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寶石、珍珠和薄棉輕紗。

此外，同樣在上世紀4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奧（Oc Eo）地區發現大片古代遺址，越南半島在漢代是外國使臣登陸的地方。經發掘，在這裡發現了羅馬皇帝安東尼（Antonin，138～161）、馬克·奧略留斯（Marc-Aurèle，161～180）兩位皇帝的錢幣；許多羅馬玻璃珠和玻璃殘片，其中一片是羅馬攪胎玻璃，屬於公元前1世紀產品；典型的羅馬印章。這就清楚地說明公元2～4世紀確實有羅馬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從事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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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國內陷入分裂對峙局面，西邊的大秦（羅馬）和安息（帕提亞）等國境內也都發生了比較大的動蕩和變化，拜占庭帝國與薩珊波斯崛起，陸上交通興盛，相比而言北朝的對外交流更盛。南朝的海外交往對象在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有一定的發展，但總的來說盛況不及北朝。這一時期的重點是以佛教為主的多種宗教的傳入與發展，南朝佛教與東南亞和南亞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可惜保存至今的實證不多。

隋唐時期對外交流呈現海陸並重的局面，東至日本、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國）都出現了比較成熟穩定的航線。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北方受戰爭影響增大，吐蕃勢力崛起，陸上交通受阻，海上交通達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出現了穩定的從中國經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到波斯灣和東非的航線：「廣州通海夷道。」東邊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活動亦趨活躍，在政治、經濟、宗教等領域都展開了頻繁交流，現在日本仍能見到許多早至唐代的中國文物。

1830年前後，馬六甲海峽的一處棧橋景象

唐朝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同時揚州、明州（寧波）、泉州等港口城市也逐步興起，海外貿易獲得的巨大利潤引起了商人集團的重視，再也不僅僅是獵奇性質的納貢進獻。這個格局被其後五代的南漢、吳越和閩承接並大力發展。唐代後期，許多波斯、阿拉伯人來華經商，廣州即其聚集地之一。鑒真和尚第五次東渡失敗，旅經廣州時，見到「不計其數」的婆羅門、波斯和崑崙商船。當時的廣州可謂是各國商賈雲集的國際化都市。

唐代晚期開始，陶瓷成為對外貿易的大宗商品，從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產品可窺一斑。以著名的「黑石號」沉船為例，此船1998年發現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東南海域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附近，根據發現地點命名為「黑石號」（Batu Hitam），其中出水中國瓷器和金銀器多達6萬餘件。

「黑石號」沉船出水陶瓷

據調查，沉船多數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紀中期，有紀年銘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約佔90%，包括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河北邢窯、河南鞏縣窯和廣東窯系等相關窯口產品，還有粟特和阿拉伯風格的金銀器等，有學者認為這條船從揚州起航，經廣州等地駛往波斯灣，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國際貿易港——西拉甫（Siraf）。

「黑石號」沉船出水陶瓷

印度尼西亞爪哇島北岸海域出水的「井裡汶號」沉船也是震驚國際的重大發現，船中出水完整器約15萬件，中國晚唐五代瓷器佔全部船貨的75%，以越窯青瓷為主，此外還包括中國青銅器、中東玻璃瓶、玻璃原料、金屬器、印度佛教飾件、馬來群島錫質刀具、稜錐等（可能來自馬來群島），阿富汗青金石、印度紅寶石、藍寶石、珊瑚珠、紅石、象牙、象牙製品等；一同出水的「乾亨通寶」款鉛錢表明了這艘沉船的沉沒年代，「乾亨」是公元917年南漢的年號。

「井裡汶號」沉船出水文物

鑒於貨物種類的多樣性和數量之巨，學者們推測這是一艘在印尼島嶼之間游弋的接駁船，來自中國的貿易船隻一般在沿岸的小島停泊，以換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給，同時也進行商品貿易，船中的中國瓷器也許要運送到中東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國。而這種輾轉接駁的方式是明初鄭和大寶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貿易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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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他每中用的物件來」

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的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可謂空前。尤其是「混一聲教，無遠弗屆」世界性大帝國元帝國的建立，刺激和促進了海路交通的發展。除了自行出海貿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時期兩代官府都經營海上貿易，直接參与海外貿易利益分配，據《元史·食貨志·市舶》記載：政府給本讓商人出海博易，回國後政府得七，商人得三。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盛與官府任用穆斯林理財及管理海運有關。例如宋末降元的泉州市舶使司蒲壽庚，就是阿拉伯人出身，除蒲氏以外，還有掌管泉府司和市舶司的回回人沙不丁和合不失。泉府司「掌領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即為皇族理財，還一度「專領海運」。元朝政府對於海外貿易的態度可謂務實：「咱每這田地里無用的傘、摩合羅、瓷器、家事、簾子博換他每中用的物件來。」（《元典章》）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出口產品包括紡織品、陶瓷器、金屬器和日常生活用品，這些商品的大多數在宋代以前就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宋元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對亞非各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尤其以陶瓷技術的傳播為最。進口商品據統計不下250種，以珍寶和香料為主，另外特別重要的還包括藥材、紡織品以及少量手工業品。這一時期的貿易仍然以轉運貿易為主。

目前發現的宋元時期沉船及港口遺址都凸顯了當時陶瓷器在亞非各國的風靡盛況。當時的外銷陶瓷以龍泉窯青瓷、景德鎮窯青白瓷和青花瓷為大宗。例如目前發現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號」，南宋時期沉沒於廣東陽江市附近海域，應是從中國海域駛出，赴新加坡、印度等東南亞地區或中東地區進行海外貿易的。

「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瓷器

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鉛綠釉陶和醬黑釉陶等品種，器類以各種形式的碗、盤、罐、盒、瓶、壺為主。這批陶瓷器分別來自我國宋代南方地區著名窯址，包括景德鎮青白瓷、龍泉青瓷和福建地區與外銷瓷密切相關的磁灶窯、德化窯產品。

另外，元代中後期出現的新品種青花瓷，一經燒成便迅速擴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國的大批精美絕倫的青花巨件，是元時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貿易興盛的印證。在波斯灣古港口基什島、霍爾木茲，地表隨處可見中國龍泉窯、景德鎮窯生產的瓷器，埃及開羅郊區的福斯塔特遺址，也包含了從唐五代到明清時期的大部分中國知名陶瓷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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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成天下走

明清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仍然繼續發展，但與宋元時期不同，其發展趨勢呈現出矛盾重重的困局。總的來看，中國並未順其自然地進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格局，從主觀意願上看，明清兩代政府逐漸閉鎖，到清代限制四口通商甚至僅保留廣州一口通商；從客觀上講，民間貿易及走私在沿海地區活躍，中國不可避免地捲入了全新的世界經濟體系，但由於失去了面對海洋的主動權，最後不得不在船堅炮利的歐洲列強面前被迫開始了痛苦的近代化歷程。

明初鄭和下西洋，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官方貿易，與宋元時期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不同，更側重「懷柔遠夷」的政治功能，是不計成本「廣施國威」的外交手段。從隨行譯員馬歡在《瀛涯勝覽》中的記載來看，鄭和船隊攜帶的龍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國均廣受歡迎；從考古發現來看，文獻所記載的鄭和船隊行經的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及東非地區都有15世紀以後的中國瓷器遺存。1975年南中國海西沙群島北礁礁盤上發現一艘明初沉船的殘骸，出水銅錢400多公斤，其中大部分是「永樂通寶」，學者們認為這可能是鄭和下西洋時沉沒於西沙群島航道的寶船之一。

描繪鄭和下西洋場景的畫作（約作於1558年）

鄭和船隊和中國瓷器相關的遺存在肯亞也有發現，在肯亞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島（Lamu Islands）上，位於大陸沿海的格迪（Gedi）古城遺址中就出土了數量眾多的明初龍泉窯瓷器和景德鎮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開羅市郊的福斯塔特遺址，也出土了數以千計的15～18世紀中國瓷片，主要包括龍泉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青花瓷、單色釉瓷器以及各類彩瓷。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5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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