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以安樂死的名義，納粹的一場國家謀殺

天下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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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明揚

1939年夏天，希特勒的私人醫生莫萊爾提交了一份供希特勒和納粹黨高層傳閱的「醫學計劃」：《毀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

納粹高層對這個計劃顯然很滿意，也是，元首的私人醫生起草的文件，這其中的干係都不懂還混啥第三帝國。

乍一看，這份計劃還挺有那麼些現代精神，高舉「安樂死大旗」，比荷蘭這些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不知道領先到哪裡去了。不過，此安樂死非彼安樂死，很可能，這是安樂死在史上被黑得最慘的一次。

格茨·阿利在《累贅：第三帝國的國民凈化》一書中，驚心動魄地揭開了納粹德國「安樂死」的黑暗歷史。這麼說或許有些誇張，畢竟，納粹干過的突破人類極限的大事件實在是太多了，這只不過又多了一件，而已。

在格茨·阿利這位德國歷史學家的筆下，整個事件看起來都那麼水到渠成眾望所歸，還真不是希特勒一個人的鍋。

二戰前的德國，「優生學」「遺傳學」這些所謂的現代科學理論正大行於世，又詭異的和希特勒的「生存競爭理論」產生了極端的化學反應。在當時德國醫學界一些頂級醫生看來，「安樂死」這麼好的東西應該更大範圍的推廣，「除了那些因為不能、不願繼續忍受無法治癒的痛楚而主動希望人為加速死亡的人之外，那些『無可救藥的智障者，無論其事天生還是因癱瘓最終導致智力問題的」，是『構成為了毀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而採取的行動的主要對象』」。

簡單說，就是智障弱智精神病等殘障人士也應該「享受」安樂死的待遇。這段話的精髓後來被莫萊爾醫生捕捉到了，「毀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

根據《累贅：第三帝國的國民凈化》一書的估算，1935年到1945年期間，在德國政府的主導下，有近二十萬德國人死於這場這場以安樂死為名義的國家謀殺。除了德國猶太人，在二戰期間，沒有第二個德國國內群體遭受過比這更大規模的屠殺。

最讓格茨·阿利憤慨的是，無論是二戰時代，還是當下，這場謀殺始終被小心翼翼的掩蓋著，而原因自然不是誰想幫納粹保留一些早已沒有的名譽，而是在二戰期間，德國民眾實際上也參與了這場謀殺，事實上，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場謀殺，這些死去的無辜者是德國社會的「累贅」。

一位本對人性飽含希望的德國醫生在二戰前曾面向智障兒童的父母舉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而結果幾乎讓這位醫生陷入崩潰。有73%的父母同意醫院無條件的「縮短」自己沒有治癒希望孩子的生命。事實上，只有10%的父母對此明確表示反對。

如果患兒的父母都對「安樂死」加以支持的話，那麼沒有親情聯繫的一般公眾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更殘酷的推論是，如果這些智障不是兒童是成年人，那麼公眾的態度又會如何壓倒性的一邊倒呢？

對此，文中一開始提到的那位希特勒私人醫生莫萊爾顯然成竹在胸。他在呈給希特勒的草案中大膽定論：就算是少數反對者中，也應該有大部分人「並不反對殺死病患的行為本身，他們只是不想讓自己的良知承認任何負擔」。莫萊爾醫生急民所急非常貼心的建議，很多父母心底里是贊成給自己孩子安樂死的，但又不願意做這個決斷，所以國家必須響應民意而出面，勇於擔當這個責任。

希特勒和納粹高層顯然對此類「民意」非常當回事，在二戰正式爆發前就全面啟動了這項計劃，德國的精神病院、療養院、衛生機構和救濟所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接受了這項國家任務，給二十萬殘障人士執行了他們版本的安樂死。而完全在納粹意料之中的是，絕大多數父母和親屬都是相當平靜的接受了國家幫他們做的這些生命決定，心安理得的收到了骨灰盒。

張明揚：以安樂死的名義，納粹的一場國家謀殺

《累贅》一書中記錄了幾個特立獨行的父母，有一個母親在得知自己的兒子被送往毒氣室後，憤怒中竟然給希特勒發了封電報，而幾小時後竟然也收到了總理府的回復：元首會關注此事。而後，她的兒子沒事了。

在納粹眼中，他們本來就是應民意的要求做這些事的，如果個別群眾反對，那就略過，下一個。

更深刻的原因可能在於，納粹進行的這場國家謀殺本來就沒有什麼「意識形態驅動」，「凈化雅利安人的血統」更像是隨口編造的借口，而對猶太人、斯拉夫人等所謂劣等民族的屠殺則不一樣，則早就植根於希特勒與納粹的各種理論與意識形態中，不會有任何類似以上的「刀下留人」。

那麼，既不是為了意識形態，更不是為了「響應民意」，納粹為何要進行這場大規模的國家謀殺呢？

答案非常市儈與廉價：為了省錢，為了省錢打希特勒的世界大戰。在希特勒看來，毀滅這些所謂的無用的吃白食者便有可能為軍隊騰出更多的軍費、藥品、醫生、護士、病床以及其他設備。

在格茨·阿利的另外一本書《希特勒的民族帝國》中，希特勒的形象則是非常慷慨與不市儈。他在二戰的大部分時間中，給予了德國民眾很低的稅率、不錯的社會福利、從國外掠奪而來的充足的物資供應。

如何看待這種精分？我的結論是，希特勒始終把德國民眾看作幫助他實現對外擴張及滅絕猶太人大計劃的「工具」。

張明揚：以安樂死的名義，納粹的一場國家謀殺

對希特勒來說，德國的男性是偉大的，是踩著馬靴前進的士兵與生產飛機坦克的工人；德國女性也是偉大的，是幫助雅利安人培養下一代的母親；德國的孩子也是偉大的，是未來的戰士與母親。所有的德國，都是他戰爭與種族滅絕機器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零件。所以，他要對他們好，用福利賄賂他們俯首帖耳，為第三帝國效命，絕不能出現一戰末期那種後方民眾造反的可怕狀況。

但在希特勒的世界中，卻沒有殘障人士的任何生存空間。他們不僅無法被第三帝國所驅使所役使，反而是消耗帝國寶貴資源的累贅。

說到底，所有的德國人，在希特勒眼中都不是人道主義範疇的「人」，而是本身具有經濟或炮灰價值的「工具」。他愛誰還是拋棄誰，都是基於這一邏輯的計算。

正是在這一邏輯下，「安樂死」的範圍在二戰末期迎來了更大規模的擴容：先是將重度精神疾病患者送往毒氣室，然後開始給肺結核患者執行「安樂死」，再然後是那些有輕微精神異常的老年人甚至難以教化的青少年，最後，連年老體弱的老人也成為了安樂死的對象。甚至，連那些曾經為第三帝國賣過命，在戰爭中遭受了精神創傷的傷兵也進入了大名單。

一旦開始，安樂死的謀殺對象就開始增加。戰爭狀況愈不利，納粹越缺乏戰爭資源，就有經濟動力去安樂死更多的「無用之人」。

在第三帝國的最後時刻，希特勒差點給德國和全體德國執行了「安樂死」。他的名言是：「如果戰爭失敗，德意志民族也將滅亡。沒有必要為這個民族維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礎，恰恰相反，最好我們親自動手把這些基礎毀滅掉，因為這個民族將被證明是最軟弱的民族。」

你們仗都打敗了，第三帝國也沒了，你們還不去「安樂死」！

報告，希特勒才是那個需要被早早安樂死的德國病人。我看到他啃地毯了，他說一個民族可以統治全世界。

張明揚：以安樂死的名義，納粹的一場國家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