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產後患上PTSD的母親，分娩的恐懼讓我刻骨銘心

母 親 節

「主流文化，灌輸給了女性一些錯誤的期待，誤導女性以為分娩是個絕妙的，充滿能量的體驗。」

文Leah McLaren 編譯七小姐

從分娩的掙扎到等待嬰兒第一聲啼哭的那幾秒是我人生中最恐怖的時刻。因為那時，我的第二個孩子，Frank，並沒有啼哭。

骨盆底部像被卡車碾過一樣

去年夏天，在倫敦的一間醫院裡，Frank出生的時候是半昏迷的。他脈搏微弱，四肢癱軟，氣色晦暗，像個破舊的布娃娃。鼻子和腦袋上通紅的印痕一會兒就變成了深紫色的瘀青。出生記錄上的新生兒評分里，10是發育健壯，0是無生命跡象，他只有兩分。

起初，仍處於分娩恍惚中的我，並不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

門外穿著手術服的住院醫生和實習生們開始尖叫著，伸長脖子往裡瞧那位病人——後來我才知道那病人正是我一動不動的、一分鐘大的兒子。很快孩子身邊就圍滿了人，丈夫緊緊抓我的手，我艱難地看著現實沉默地揭開真相：我們的孩子需要急救。

我們看著醫生把一個玩具大小的氧氣面罩罩在兒子的臉上，他們的動作越來越快，周圍也越來越安靜。我們一遍遍打量著醫生們的表情，是憂心忡忡還是如釋重負，但我們什麼也看不出來，一片空白。我們焦急地等待著孩子的啼哭聲，但它始終沒有傳來。

幾個小時以後，醫生說Frank沒事了。「這時有發生，」醫生說「我們並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孩子有一點黃疸癥狀，但沒有缺氧的跡象。

與此相反的是，我的狀況出人意料的糟糕。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產鉗，還有外陰切開過程中的切開和縫合，造成了我身體內外多處撕裂。後來，一個醫生這樣向我描述「你的骨盆底部像被卡車碾過了一樣」，給我輸血和用鎮痛葯都無濟於事。

我清楚地知道，這不是什麼個人的悲劇故事，很多媽媽的經歷遠比我的慘烈。懷孕與分娩，一旦出現差錯，就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危險，甚至包括孩子夭折——這些經歷，我連想都不敢想。

不斷回想滿是鮮血的產房

直到現在我都很難承認，Frank出生8個月了，最開始的時候我根本感覺不到孩子降生的喜悅。我盡責地照顧我的兒子，給他餵奶、洗澡、拍飽嗝、包裹他、夜夜安撫他，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有種莫名的疏離感，像一具行屍走肉般機械地運作。

他的啼哭聲引起了很多黑暗的想法，使我本來就陰暗的情緒更加陰暗。每一次我看著他，新生的他那麼漂亮，我卻無法將他的身體與生他的痛苦剝離開來。我總是擔心他會不會有什麼問題，畢竟他出生的時候缺氧了，醫生們也藏著掖著不跟我說。

我帶他去社區助產師那兒看過兩次，因為我知道他的眼睛是鬥雞眼。當我詢問他是不是看起來像大腦受到損傷時，社區助產師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我每天都不斷回想。我在超市排著隊，突然就回到了瘋狂的產房裡，產床下的地面上滿是鮮血，我的孩子生死未卜。我長時間反覆思量著發生的細節，別的什麼事都想不了。有時我會把這個故事講給願意傾聽的人；除此以外，我根本開不了口。

最終，我去看了心理醫生，我被診斷為精神創傷。她很明確這不是產後抑鬱，而是創傷後的應激反映，是被Frank出生時的身心折磨所造成的。

這種掙扎也體現在我的身體上。每次當和醫生或者社區助產師單獨共處一室時，我都會要求他們進行檢查，看我是不是康復良好。他們總是告訴我一切都很好，縫針的傷疤在癒合，運動、行房、生活都沒問題。但我就是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

和很多新媽媽一樣，我被焦慮性小便失禁（我咳嗽或者打噴嚏時會小便）和一個衰弱的骨盆底折磨著，但不止這些。我還有一種奇怪的拖拽感，一種揮之不去的沉重。我一遍遍地描述這些癥狀，直到有一天，正喝著茶，我一個從事健康行業的閨蜜說，折磨我的可能是盆腔器官下垂。

第二天，醫生給我我引薦給了一位婦產科醫生，從那裡我被確診出，患有中度到重度的膀胱下垂。醫生告訴我，最好的治療是進行複位手術。但這必須等到我哺乳期結束三個月後才能進行，也就是說，得好幾個月以後了。在這期間，我需要接受一系列產後康復，包括在醫生指導下完成骨盆底鍛煉，還要用震動棒刺激下體以緩解肌體組織的損傷。

儘管如此，我仍是幸運的。大部分經歷過分娩的身心創傷的女性，從未能得到恰當的診斷和治療。

分娩是個絕妙的體驗嗎？

在生理創傷這方面，2015年《英國婦產科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發現，24%的女性在分娩一年半之後的性生活中仍會感到疼痛。

同年，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對68名女性在產後七周時進行了核磁共振掃描。這個樣本數是少了點，但即使是在這麼小的樣本中，他們還是發現了29%的人有恥骨骨折的癥狀，而這29%的人居然都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41%的人盆底肌患有嚴重的損傷癥狀，卻從未診出。

另一個發布在《公共科學圖書館期刊（PLOS One））》上的研究表明，他們發現77%的母親仍被背痛困擾，49%的母親在產後一年還有過小便失禁。

在一個世紀以前，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大約7%的孕婦會死於分娩。現在，生產環境是安全多了，但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女性依然飽受分娩後遺症的折磨？

一部分原因是，在羞恥感和蔚然成風的性別歧視的語境下，關於分娩創傷的討論顯得特別敏感。我指的不是在討論女性生殖健康話題時，那種常見的拘謹。而是我在與專業醫療人員的接觸中，感受到一種普遍態度：新媽媽們應該學著對此忍氣吞聲。

一個全科醫生帶著怨氣地對我說：「你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了。你的身體已經變了。怎麼可能感覺還和沒生之前一樣呢？」

可是，這麼多產後女性遭受身心創傷，為什麼就不能給她們多一些關心呢？

這是產後創傷協會主席Maureen Treadwell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她已經問了將近20年了。她為那些在分娩中被拒絕麻醉而出現了心理創傷的女性，建立了這個組織。她說：「如果一個男人在牙科手術中請求麻醉而不得的話，我們會建議他去尋求心理康復，而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產房裡，發生一個女人身上，我們卻告訴她你是個好姑娘，幹得漂亮。這簡直是瘋了。」

她表示，只鼓勵勇敢生育的文化還會激化分娩創傷。「這個體系，還有主流文化，灌輸給了女性一些錯誤的期待。誤導女性以為分娩是個絕妙的，充滿能量的體驗，而如果感覺不是這樣，那這個女人就該為自己感到羞恥。」

8個月以來，Frank和我都是在一種筋疲力竭的喜悅中混日子。他的出生所帶來的創傷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天里他帶給生活的驚喜。現在，我的身體真正成了一個母親該有的身體——久經沙場、溫暖舒適、有著令人生畏的功勛。

我很感謝我的兒子們。在這段很多母親都經歷過卻幾乎沒有人尋求認可的遭遇里，我得到了幫助，對此我也心懷感激。

如我所言，我是幸運的。

本文編譯自theguardian.com，內容有刪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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