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白人在NBA的「最後」希望

本文選自talich為虹膜電子雜誌所開設的「娛樂的邏輯」專欄。該專欄希望透過對多種美國大眾娛樂形式的刨根究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電影作為大眾娛樂之一種的實質。本專欄也包含多篇關於NBA的文章。

文 | talich

熟悉本專欄的讀者應該會記得本專欄的娛樂歷史故事裡的很多套路。所謂「娛樂的邏輯」，和娛樂常掛在一起的，一個是商家／資本，一個是政治／傳統。

娛樂本身，是一個具有強烈革命屬性的文化，它需要不斷地推陳出新，才能保持生命力，越是在娛樂業繁榮，從業者與觀眾交流頻繁的地方，娛樂的進化速度就越快。

而政治與傳統則是一個非常有惰性的體系，不願意看到娛樂不斷地顛覆既有文化傳統。商家則是一個相對純粹的載體，它需要娛樂所代表的文化品牌來為自己掙錢。同時，政治體系的穩定又非常依賴於商業繁榮，所以資本又能藉機來影響政治，為娛樂的演進開綠燈。所以這三者的關係，就變得非常微妙。

一個經常被提及的例子，就是當一種新的娛樂形式被引入時，常常會挑戰既有的社會觀念，尤其是當這種娛樂是從黑人等受歧視的少數族裔，或下層社會中被發掘出來的，表演者也自然是來自這些受歧視的人群。

對此的一種解決方法，是讓新的娛樂形式讓能被主流社會所接受的人來演繹，比如接受了正規白人教育的黑人，或者乾脆就是可以被信任的白人。比如在舞蹈熱中的卡索爾夫婦，又比如後來把爵士樂引入主流社會的保羅·懷特曼，或者讓搖滾被大眾接受的貓王普萊斯利，甚至唱hip hop的阿姆。

保羅·懷特曼

歷史就是這樣不停地在重複自己。今天這篇文章的主角，拉里·伯德，就是這樣一位承前啟後的巨星。

那是在1978年，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總經理「紅衣主教」奧爾巴赫知道球隊遇到大麻煩了。

拉里·伯德

在告別了輝煌的六十年代後，隨著比爾·拉塞爾在1969年退位後，凱爾特人真正的明星球員，就是白人雙星約翰·哈弗里塞克和戴夫·考恩斯。

1962年被球隊選中的哈弗里塞克，曾在六十年代隨凱爾特人隊拿下六個總冠軍。這位白人小前鋒是「標準的凱爾特人」：無私、自律、一切以球隊為先。每當他在場上，就會讓人想起凱爾特人的黃金時代，那個「球員們更關心榮耀、團隊、和輸贏這樣的瑣碎小事」的時代（《體育畫報》的Curry Kirkpatrick語）。

哈弗里塞克

作為中鋒的戴夫·考恩斯則更是眾里尋他的寶貝：在黑人中鋒開始統治球場的時代，考恩斯異軍突起，不僅在1973年拿到了最有價值球員的稱號，而且還在次年和哈弗里塞克一起拿到了拉塞爾走後的第一個總冠軍，被波士頓球迷視為白人的希望。

但是到1978年，哈弗里塞克和考恩斯的組合已經光芒不在。在NBA球場上打拚了十六年的哈弗里塞克終於在這一年宣布退役，而考恩斯的技術水平也出現了嚴重退化。凱爾特人隊開始變成一個和其他NBA球隊一樣，由黑人球星撐大梁的球隊。

戴夫·考恩斯

更糟糕的是，球隊的成績也在這一賽季一落千丈，在1969-1970賽季32勝50負的戰績讓球隊第一次勝率跌破了五成，也是1950年以來的最差戰績。到下一季，球隊還會創下29勝53負的慘淡紀錄。

奧爾巴赫知道此時他需要一個白人明星，繼考恩斯之後的下一個「白人的偉大希望」（Great White Hope）來讓球隊重振雄風，贏回球迷的支持。

這聽上去可能有點奇怪。因為凱爾特人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排斥黑人球員的球隊。在1950年，凱爾特人就在第二輪第一順位選中了NBA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員查克·庫珀（第一位上場的黑人球隊，則是第九輪總第100順位被華盛頓首都隊選中的厄爾·勞埃德。他比庫珀早一天登場）。

查克·庫珀

在1963-1964賽季，凱爾特人隊成了史上第一個以全黑人陣容上陣的球隊。在比爾·拉塞爾的帶領下，凱爾特人贏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11個總冠軍。1966年奧爾巴赫退休後，他更是親點了拉塞爾繼任主教練，讓拉塞爾成為NBA史上第一位黑人主教練。

但是這些並不夠。

在凱爾特人的巔峰時代，也就是所向披靡的1959-1966賽季，凱爾特人隊能容納1.4萬人的球場，平均只坐了6783位球迷。球館裡最高最遠也是最便宜的座位，被球迷們稱作「黑鬼天堂」。

像比爾·拉塞爾這樣的黑人巨星為凱爾特人隊拿到11個總冠軍，換來的，其實並沒有多少球迷的愛與支持，更多的只是球迷與評論員對球隊的寬容：只要能贏球，黑人球員撐大梁我們也能接受。

奧爾巴赫（中）

但是如果球隊開始輸球了，麻煩就大了。畢竟，絕大部分球迷都是白人。球隊副主席傑弗里·科恩就說，現在球隊戰績不佳，球迷們就「突然開始注意到球員的膚色了」。相比起來，同是波士頓的冰球棕熊隊，就全是白人球員，戰績不錯，也就場場爆滿。

這是來自球場上下的壓力。除此之外，還有與籃球毫不直接相關的社會大環境，也讓球隊感到種族壓力需要宣洩。

比爾·拉塞爾

雖然說處於北方的波士頓當年是廢奴者的大本營，也從來沒有過種族隔離，但是，隱性種族主義的情緒在波士頓一直很盛。因為波士頓其實有著大批的白人保守派，只是因為波士頓的黑人人口很低，所以種族矛盾也就沒有機會現身，大家都是相安無事各過各的。但是民眾的種族主義熱情，反而在民權運動開始，美國南方解除種族隔離後，變得益發明顯。

這就必須提1974年開始的波士頓公立學校去隔離事件。雖說麻省沒有法律上的種族隔離，但各個族裔的居住和工作區域，卻因為歷史原因，呈現出典型的自我隔離。

黑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社區。由於美國地方自治的特點，這樣的種族聚居區可以起到保護一個族裔的作用。但是封閉社區也會讓整個地區與社會的整體發展脫節。在1965年的一個調查中，麻省被認定總共有55個學校里的學生種族比例不平衡，其中有44個在波士頓市。

於是麻省在當年通過了《種族欠平衡法案》。不過直到1972年，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代表14個家庭一路打官司，最後一直打到高院，波士頓才被要求結束公立學校事實上的種族隔離。

於是在1974年，波士頓的公立學校推出了新的校車接送方案，強制將一些學生送到另一族裔占多數的學校。這一作法過於粗暴，只是把兩個差校學生進行交換，沒有明顯的幫助學生提升學業的考量，自然遭到了來自白人社區的強烈反對，甚至發生了流血衝突乃至死了人，以至於一些學校不得不安裝金屬探測器來檢查學生是否攜帶了武器。

這次衝突的標地性畫面，被定格在1976年4月5日。那天一位叫泰德·蘭斯馬克的黑人律師在前往市政廳參加會議時，遭遇了一群反對校車改革方案的白人抗議者。其中有一位參加抗議的學生拿起抗議時舉著的美國國旗，用金屬旗杆向蘭斯馬克揮去。這個瞬間被一名記者拍下，獲得了1977年的普利策獎。1976年適逢美國兩百周年大慶，看到的卻是如此場面，讓人唏噓不已。

用校車路線來去種族隔離的做法，直到1999年才正式宣布作古，但既有的校車路線，則一直保留到2013年。在此期間，大量白人選擇搬到郊區，現在波士頓城中只有19%的學齡兒童是白人，在公立學校里的白人學生比例更是只有13%。

其實這次種族衝突背後，是白人藍領工作不斷消失下的焦慮感，恰如在最近大選中美國白人藍領的焦慮。只不過，在1970年代他們擔心的，是被黑人搶去自己的工作，而在今天，則是來自海外國家的競爭。

對於凱爾特人，他們在蘭斯馬克事件後兩個月，他們在哈弗里塞克的率領下，再次拿到了總冠軍，算是給了球迷一劑強心劑。但兩年之後，球隊戰績一落千丈，奧爾巴赫的壓力可想而知。

這時，拉里·伯德出現了。

拉里·伯德

拉里·伯德簡直就是天降的一位凱爾特人。

伯德來自印第安那的一個人口不過兩千出頭的小鎮，他出身貧寒，父親因為參加朝鮮戰爭染上了酗酒和一些心理疾病（最終在伯德十八歲那年，他父親選擇了自殺）。對於伯德，打球就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因為無所事事，所以打球就成了生活本身。

所以伯德對於白人的意義，可以比照一下那些在衰敗的內城打街球長大的黑人孩子對黑人的意義。

拉里·伯德

在被著名教頭鮑比·奈特招入印第安那大學後，性格內向的伯德竟然因為覺得學校太大不適應，老隊員待他不好，而選擇退學。他回到家鄉，割草，刷牆，開垃圾車，直到1975年被鮑勃·金教練說服，去了印第安那州立大學。因為那個學校比印第安那大學小很多，又離家近：「我是個想家的孩子」。

在NCAA，拉里·伯德大殺四方，在1976-1977賽季，他更是成了NCAA第三得分手，帶領校籃球隊拿到了25勝3負的傲人戰績。

拉里·伯德

雖然在大學裡已經成為了明星，但是拉里·伯德卻沒有明星架子，或者說根本就不想當明星。內向的伯德不喜歡拋頭露面，有時甚至拒絕和記者說話。他喜歡簡單的生活，穿普通的牛仔褲，T恤，戴個棒帽，和朋友在一起喝喝啤酒，打打撞球。每年夏天會回到家鄉，割草，樹籬笆牆，打獵鉤魚，加入NBA後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伯德的身體素質並不出眾，他看上去不能跑也不能跳，但是這恰恰是伯德的魅力所在：對於球評人來說，這是一個靠個人努力超越自身缺陷的屬於白人的故事。

伯德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無死角的精準投籃，無以倫比的籃球智商，傑出的視野和過人的判斷力，強悍的軀幹和一雙大手，為自己，也為隊友創造機會。雖然在場下內向，但一旦上場，無比強烈的求勝欲就讓伯德毫無保留的釋放自己來碾壓對手，甚至會成為場上的垃圾話大王。這簡直就是完美的傳統白人籃球運動員的形象：「更關心榮耀，團隊，和輸贏這樣的瑣碎小事」。

拉里·伯德

這就是凱爾特人夢寐以求的明星，一個不想當明星的明星，一個白人藍領球迷所津津樂道的美國夢：來自中西部小鎮不被人待見的窮鄉巴佬，一個金錢與政治浪潮衝擊下安然不動的老派共和黨男人，到東部充滿污穢的大城市來接受挑戰，用最純粹的美國精神來征服世界。

看中伯德的當然不止奧爾巴赫。金州勇士隊的球探彼得·紐維爾就表示，伯德作為白人球員的市場價值很大。不過，最終還是奧爾巴赫在1978年在選秀大會上以第六順位摘下了伯德。

伯德則做出了一個相當伯德的決定：他沒有簽約急著去NBA掙錢，而是回到大學，完成學業，再戰一年。這對於伯德的形象又是一筆加分。

拉里·伯德

1979年，伯德帶領大學校隊以全勝戰績殺入NCAA錦標賽的決賽，對陣魔術師約翰遜率領的密歇根州立大學。這也是伯德和約翰遜的第一次巔峰對決。因為密歇根州立大學普遍被人看好，這次決賽也被媒體形容成大衛和歌利亞的對決，拿到了前所未有的收視率。

最終奇蹟沒有誕生，大衛輸給了歌利亞，但伯德依然拿到了年度奈史密斯大學最佳球員，成為整個NCAA最炙手可熱的球員。

一個夏天，波士頓的媒體每天都在關注伯德的新動向。奧爾巴赫還是想按照去年第六順位出價，伯德的經紀人以重新參加選秀相威脅，終於讓凱爾特人隊給出了史上最大的新秀合同（NBA最終修改規則，禁止了像伯德這樣參加選秀卻不立即簽約的行為）。到訓練營開營時，奧爾巴赫完全了最後調整：全隊十五人里有八名白人，正好占多數。

整個波士頓都沸騰了。

新賽季還沒開始，凱爾特人隊的球迷就買下了六千張季票，幾乎就趕上了拉塞爾八連冠時代的平均上座率。在拉里·伯德的第一場新聞發布會上，他穿著紅色襯衣和卡其布褲子的「家居便裝」上台，面對一屋子穿著定製西裝的媒體記者，表示自己不想當凱爾特人的救世主，讓《波士頓環球報》的Leigh Montville大呼「真實」：

他不管說什麼做什麼，都有一種讓人愉悅的，自然的謙卑。他講到團隊的價值，就好像在說宗教信仰一樣。

拉里·伯德

要麼是伯德每一步都能打在波士頓人的興奮點上從未失誤，要麼就是他的形像被純粹化了。不管是什麼，伯德已經成為了波士頓凱爾特人隊苦苦追求的那位不情願的救世主。伯德也以實際表現，成為了凱爾特人的救世主。

NBA第一年，拉里·伯德幫助凱爾特人隊多贏下了32場比賽，成為史上戰績提升的最高紀錄，伯德也眾望所歸地拿下了最佳新人。凱爾特人的球票全部銷售一空，上座率提高近五成。就連客場比賽也不例外：41場客場賣空了27場。凱爾特人和湖人隊的比賽轉播收視率更是比其他比賽高出一倍。

伯德用凱爾特人的戰績，證明了大家對他的期待：他是一個能在球場任何位置出手命中的可怕投手，他也知道如何讓隊友變得更好，在強硬對抗面前，他從不退縮，硬碰硬地搶籃板、防守。

拉里·伯德

到1981年，凱爾特人隊又招募了中鋒羅伯特·帕里什，和新人前鋒凱文·麥克黑爾，兩位後來的名人堂成員，在總決賽中一舉擊敗了休斯敦火箭隊拿下總冠軍。雖說拿到總決賽MVP的是塞德里克·麥克斯維爾，但球迷都知道，伯德才是凱爾特人的靈魂。

至此，凱爾特人隊算是完成了一個重回巔峰的輪迴。他們在正確的時間，為球迷找到了正確的球星，帶回了偉大的傳統籃球傳統，找回了那個屬於白人球星的輝煌時代。這裡面有運氣，也有波士頓城的大趨勢，和奧爾巴赫的運籌帷幄。

如果光是如此的話，故事也就是一個老套的輪迴故事。不是說好了，要講「一種新的娛樂形式被引入時」的社會挑戰么？

因為，對於凱爾特人或許是一次輪迴，但對於NBA，這不是輪迴。這一回，伯德這位不想當明星的明星，並沒有帶回那個球隊第一的黃金時代。NBA最終要告別球隊中心制的時代，而邁入一個球星中心制的時代，而埋葬那箇舊時代的人，就是伯德自己。拉里·伯德表面上帶回了偉大的傳統籃球傳統，但傳統卻只是大家的一廂情願。

拉里·伯德

因為還有比凱爾特人隊更重要的危機，需要他來拯救，這就是NBA本身。

這個專欄本來沒準備講現代的事，但因為娛樂的歷史是發散狀的，本來現代傳媒出現以前的娛樂史前史，形式就相對簡單，而且歷史資料也相對較少，好研究一些。

現代娛樂史到了一戰以後基本上以爆炸式的形式在擴張，不同的娛樂形式也在迅速地相互影響衍生出新的娛樂形式，所以就很難系統地去寫了。相反，雖然一百多年前的娛樂故事看著比較簡單，但或是因為時間久遠，經過沉澱，脈絡也更清晰，很多基本的娛樂邏輯也容易把握。

寫歷史終歸是寫歷史，不是歷史本身。所以我對於娛樂業的觀察，也必定是片面的，有著強烈個人角度的，得出的邏輯也是有著偏見的。與其說是歷史，更應該是歷史的一個建模。

統計學大師George Box有句名言：「所有的模型都是錯的，有些模型是有用的」。我也希望自己寫的這些娛樂歷史，不僅是讀著覺得有意思，到頭來也是有點用的。

所以嘗試寫NBA，也是這個意思。

* 最後要感謝好友張亮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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