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最欣賞的美女律師

史良

1936年，為推動國民黨抗日，已是上海著名律師的史良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作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代表去南京請願，再次被捕下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她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性，被毛澤東讚譽為「女中豪傑」。-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蘇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師，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學。學生時代的史良即表現出了巾幗不讓鬚眉的個性：她因參加1925年的「五卅」示威遊行而被捕一天；因不滿法政大學的辦學方針，組織100名同學集體脫離法政大學而進入上海法科大學。上海法科大學校長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中國近代法學的奠基人董康，從此史良和法律結下不解之緣，史良也成了董康的得意門生，她後來能成為名噪一時的大律師，和董康的培養關照是分不開的。-

史良（右一）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

做一個不出賣靈魂的律師。1931年史良開始了她的律師生涯。史良具有做律師的天賦，她熟練的背誦《六法全書》讓人驚嘆不已。一年後，史良開辦了屬於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她當律師不僅僅是為了賺錢，正如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法律雖然被一般人輕視，但在目前我們還需要它，同一樣東西要看人的用法怎麼樣。我曾看見多少被陷害的有著革命意志的青年，有冤無處訴，他們沒錢請律師，我感到不彷在這方面試試，做一個不出賣靈魂的律師。」事實上史良也是這麼做的，對一些窮苦人沒錢告狀，史良就免費幫他們打官司，而且竭盡全力的營救革命者，經過她的不懈努力，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左翼作家艾蕪、賀龍的前妻向元姑、中共地下黨員任白戈都被她營救出獄。-

毛澤東盛讚她為「女中豪傑」。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1935年12月21日，史良在上海發起婦女救國會，第二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史良與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等14人被選為常務委員。救國會要求國民黨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救國會發展也很快，到1936年底全國救國會會員人數已達數十萬人。-

「七君子」出獄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朴、鄒韜奮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於1936年11月23日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史良、沈鈞儒等7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史良在獄中不但堅拒絕敵人的誘降，而且在開庭審訊時，律師出身的史良，以諳熟法律條文和出色的雄辯，駁得檢察官瞠目結舌。「七君子事件」最終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的營救下，無罪釋放，作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功不可沒。毛澤東聽說她的傳奇事迹後，連連稱她為「女中豪傑」，當是對她最好的肯定。-

她對毛澤東說「蔣介石不可信」。史良始終站在民主運動的鬥爭的最前沿，在觀點和價值取向上逐漸向共產黨靠攏。1945年9月，史良出任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常委，並作為民主人士應邀參加了重慶談判。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史良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並提醒毛澤東說：「蔣介石這個人不可靠，在談判中不能上他的當。」-

史良與鄧小平在一起

解放前夕，史良在國統區堅持民盟的地下鬥爭，激怒了國民黨當局。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曾發出密電「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史良仍舊不顧個人安危，營救了許多被捕的戰友。-

「史先生」力勸宋慶齡參加新政協。史良和宋慶齡的關係一直不錯，宋慶齡久居上海，史良不遜男兒的巾幗豪情讓宋慶齡刮目相看，二人相交甚篤，宋慶齡尊重地稱她為「史先生」。1949年8月，為了爭取宋慶齡來北平參加新政協，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細緻周到的工作，並由鄧穎超親自帶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在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秘書、深得宋慶齡信任的廖仲愷的女兒廖夢醒的陪同下抵達上海。-

但是，廖夢醒並沒能勸動宋慶齡，宋慶齡為難地表示：「北平是我的傷心之地，我怕去那裡。待我考慮考慮，想好再通知你吧。」實則是婉言拒絕。後來宋慶齡要史良「回滬後與之商決」，在史良的力勸之下，宋慶齡才最終下定北上決心。鄧穎超後來這樣評價史良：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樹立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範例，無愧為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光榮的愛國民主戰士，中國傑出的女革命家。-

1950年，史良與蔡暢在天安門城樓上

在追求進步的另一面，史良也是一個溫情的女人。她和丈夫陸殿棟的婚姻，持續一生，感情甚篤。史良的女婿劉碩在座談會上略帶憤怒地說：「社會上有的書中毫無根據地臆測父母一生感情不好，為此，我專門走訪了了解情況的同志，大家都說絕無此事。我只能說，以不實之詞編寫虛構情節來找賣點的作者是非常無聊的。」

陸殿棟小史良七年，他倆相識於上世紀30年代。其時，史良已是聞名遐邇的大律師，英俊瀟洒的陸殿棟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當譯員—並不是傳聞中的普通巡捕。「父親得知巡捕房要捕什麼政治犯時，常提前通知母親，母親則立即通知有關人員或告知中共地下組織設法轉移，兩人在工作來往中感情日深。」劉碩說。

1936年「七君子」事件發生後，陸殿棟始為史良奔走，送她到自己的親戚家躲避，後又陪侍她到蘇州投案。1937年史良出獄，兩人便結為秦晉之好。

「有的書中渲染，抗戰時期在重慶，史良與羅隆基有過一段羅曼史，後因為浦熙修的介入，史良斷然中止這段情史，與陸殿棟結婚。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史良與羅隆基只是正常的書信來往，當然一向浪漫的羅隆基可能會有一些曖昧而多情的表達。1947年，上海的小報也曾用輕佻的詞語，誇張地臆測兩人的關係，這些都不足為信。事實上，史良與陸殿棟早就結婚了，而且婚姻生活很穩定。」王海波告訴記者。

「事實證明，母親所選擇的伴侶，不僅在生活上互相體貼，在事業上也是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從抗戰勝利後到上海解放前一段時間裡，他們的愛情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母親的每一次轉移、藏匿及逃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都由父親陪同。」劉碩說。

史良（中）與鄧穎超在一起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在全國政協的追思會上，陸殿棟哀痛過度，突發腦溢血棄世而去。「這對母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她沉浸在悲痛和懷念中，經常眼淚無端垂落，每天都要在父親的遺像前默坐一兩個小時。那時她參加什麼活動都戴著黑紗，為丈夫守孝三年。自此母親的身體大不如前，每況愈下。」劉碩說。

史小紅透露：「有的書中稱母親在1966年被批鬥的時候，造反派拿著她當年寫給羅隆基的情書，質問她兩人有何關係，她當著所有人的面說『我愛他』。對這點我很氣憤。我問了當時很多在場的人，根本沒有聽過這句話。」

王海波也認為：「在當時的背景下，史良不可能說『我愛他』，這是天方夜譚。我碰到過民盟當年的在場者，他們都說沒有這事兒。」然而，身歷此事者因種種原因，面對記者與社會的追問又保持固執的沉默。

一度，史良的後人考慮用法律手段來澄清種種傳聞，但終究沒有施行，患在「越描越黑」。（摘自紅潮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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