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吧，爸爸》講的，難道不是中國故事？

他們對歐美的事情如數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對家門口的、對自己的苦難熟視無睹，用整容臉、小鮮肉，裝扮出經不起推敲的盛世歡歌。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任大剛

在中國，去過歐美的人如過江之鯽，研究歐美的書籍汗牛充棟，哪怕一個中學生，也可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講上一通歐美如何如何。

而對近鄰印度，不僅去過的人屈指可數，隨便問一個大學畢業生，也難講出個所以然來。

這種認知上的古怪差異，只有兩個字可以解釋：勢利，尤其是精英知識階層的勢利。中國和印度的外交關係固然不是那麼熱火朝天，但也不至於去往那裡會受到無禮對待吧。

況且，那裡也可以算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之一，對今天中國人精神生活仍然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佛教，就是從印度傳過來的。然而即便聲稱自己是佛教徒的人，又有幾個打算去做尋蹤之旅呢？

（阿米爾·汗在電影中飾演「爸爸」）

但是《摔跤吧，爸爸》的中國普通觀眾，卻用票房堆積，拋棄這種勢利。

這個陌生的國度，在這部電影中顯得如此親切。我想，如果有中國投資人願意拍出一部中國版的《摔跤吧，爸爸》，至少它不會顯得有多麼突兀，有多少違和感。

電影故事並不複雜，講的是一個退役的前摔跤運動員馬哈維亞因為生活所迫，沒有機會參加世界級比賽，取得世界冠軍。這個遺憾困擾著他，他一心想讓自己的後代實現自己的願望。但連續生了四個孩子都是女兒，他灰心喪氣。偶然一次孩子鬥毆，馬哈維亞發現兩個女兒有摔跤天賦，這激發了他的希望，通過魔鬼訓練，艱苦努力，女兒成為世界冠軍。

電影取材於真實故事。但這樣的故事，在我們周圍，那一天不在上演？

古代那些寒門學子經年苦讀，一舉成名的故事就不說了。

今天，那些沒有走上更大舞台而抱憾終身的音體美人士，為了改變（家族和孩子）命運，不惜背井離鄉，為著一線希望，帶著孩子寄居在北上廣的小屋；那些租住在毛坦廠中學附近的父母，哪一個故事的開端，不比《摔跤吧，爸爸》令人動容？

是的，勵志是一回事，更多是黯然神傷的平淡，就像蔣雯麗在《立春》中飾演的王彩玲一樣。

這樣的故事，中國和印度一樣，都不缺乏，遍地都是。

有人說這是表現印度女性地位的女權主義的電影，同樣，這在中國也不鮮見。

只是十多年前，中國農村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新生兒的男女比例，並不比印度好多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實際並沒有高到哪裡去。

只是因為「物以稀為貴」，如今女孩子因歧視而成了稀缺物品，彩禮價位被抬到天文數字，一干父母開始後悔沒有生養女兒。

不過任何東西一旦受價格左右，供求關係總會發生變化。我總擔心有朝一日，一些地方的女孩子，會像今天的印度底層一樣，重新成為「賠錢貨」。

人們興許還記得若干年前《盲山》這部電影，今天中國拐騙買賣本國婦女的事情或許少了，但不是又興起了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等國婦女被拐騙到中國的事情嗎？

婦女地位或因經濟發展，在發生質的變化，但他國婦女在本國遭遇不幸，說到底仍是一種野蠻。在這點上，並不能說我們比印度文明了多少。

稍有不同的是有關體育運動，兩國區別倒是蠻大的。

（爸爸訓練女兒摔跤）

馬哈維亞帶著兩個女兒，從與男孩子泥地摔跤比賽開始，一直戰鬥到全國冠軍，基本都是一個家庭的內部事務，困難的時候，連雞肉都吃不起，頂多有一些個人贊助。馬哈維亞向地方上的「體委幹部」請求資助一張摔跤墊子都被拒絕。一直等到女兒拿到全國冠軍，才有機會進入印度體育學院，接受專門訓練。

而如果換成中國的舉國體制下，則很可能有地方體育部門的大力支持，不至於過得如此艱辛。

兩種體制，導致印度在國際比賽中的成績，與中國差距不可以道里計。

現在的普通中國人，可以對體育獎牌熟視無睹，但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把體育獎牌等同於國家地位，迫切希望用它來證明這個國家、民族還「行」的心理，何等迫切。

在21世紀的印度，馬哈維亞這種離世界冠軍只有一步之遙的運動員身上，以及那些山呼海嘯的印度觀眾身上，用體育獎牌榮耀國家的想法，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得到滿足的壓抑，仍然可以明顯感覺到。

儘管民族主義在兩國的體育賽事上，都有表現，但不管是中國還是印度，通過體育這條路徑，往上說為國爭光，往自己說實現階層逆襲，道路都非常狹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國，由於舉國體制，底層的孩子要比印度更容易逆襲一些。

但正因為如此，《摔跤吧，爸爸》更能激起體育界之外的更多中國觀眾的共鳴——實際上，除了體育，兩國的窮苦民眾要實現階層上升，除了奮鬥，除了犧牲，並沒有什麼捷徑可走。

今天在中國，舉凡在城裡能夠立穩腳跟的底層民眾，哪一個不是曾經跟馬哈維亞和他的女兒一樣。要麼經過起早貪黑，長達十來年的魔鬼般的苦讀和考試訓練，要麼受盡白眼，經歷地獄般的基層工作，那些艱辛，很多不足為外人道，真是「我自己都怕自己」。

（我們也有很多社會題材值得書寫）

可惜的是，這些故事，好像從來沒有進入影視劇投資商、編劇和導演的視野——

馬上要高考了，我們有真切地反映高考生活的電影嗎？好像一部也沒有。更不要說對高考的反思，對應試教育的反思。

那麼多流水線上的青工，他們從哪裡來？他們的生活怎麼樣？他們的前途在哪裡？沒有電影投資商去關注。

還有數千萬留守兒童，老人，婦女兒童……這樣的名單可以開出一長串。也沒有任何電影投資商去關注一下他們身上發生的悲喜劇。

當然，這些問題盡可以推到監管部門頭上。監管部門當然有監管部門的問題。但是，當幾乎所有熱門的現代流行劇中，上述這些人，連被提及的機會都沒有，這又作何解釋？

說到底，還是那個詞：勢利。或有人說了，這些題材，沒有觀眾，賺不到錢，於是鏡頭永遠對準所謂「白領」，因為市場邏輯是，他們掏得起錢。但阿米爾·汗拿的，難道是政府投資？

（中國電影已經進入「盛世」，但依然經不起推敲）

如果把電影製作也看作一種知識視野，那麼這種勢利的知識視野，實來自中國近代以來被西方列強打得滿地找牙，威儀盡失，一代又一代精英知識分子潛藏在內心的最大願望，就是讓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上，或者至少要取得與歐美平起平坐的國際地位。

於是，眼睛死死盯著歐美，不要說領袖們在夢想「畢其功於一役」「大躍進」「超英趕美」，精英知識分子難道不是這樣想的？

於是，其餘國家和地區，不管是拉美、南非，包括印度，都是不屑一顧的。甚至說學習日本，心裡卻也有一萬個不情願。

這種精英或核心知識分子的勢利眼，形成一套核心理念，然後像水波一樣擴散到作為外圍的內容生產者——編輯、記者、演員、編劇、作家等等，通過他們再影響到普通民眾趣味、觀念，使他們對歐美的事情如數家珍，望梅止渴，但是對家門口的、對自己的苦難熟視無睹，用整容臉、小鮮肉，裝扮出經不起推敲的盛世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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