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胡耀邦的訃告評語缺少啥？

1975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規格很高，在訃告和悼詞中寫進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周恩來逝世，卻由於「四人幫」的反對，不讓人們稱周恩來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胡耀邦逝世後在他是否可以稱做「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問題上，曾經引起一些領導同志的不快。這件事不但同我有關，而且可以說是由我在胡耀邦逝世後提出應該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引起的。不知從何時開始，一位曾在中國共產黨內擔任中央領導工作的人去世後，寫生平或悼詞的時候都有個寫或是不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的問題。

以前這都默認了，沒有引起我的注意。1975年康生病死，悼念的規格很高，在訃告和悼詞中寫進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周恩來逝世，卻由於「四人幫」的反對，不讓人們稱周恩來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兩個人的這個評價，毛澤東都默認了，尤其是對周恩來沒有寫進「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家非常不滿。我受到關於這兩件事的影響，不願見到對周恩來不公的事在胡耀邦身上重新出現，因而主張稱胡耀邦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有這個主張的不止我一個，還有別的同志。如果記得不錯的話，我和別的同志的這個看法就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講的，在場的新華社的同志，發了一個《動態清樣》。後來傳出中央領導同志對我這個意見不接受的消息。

1989年4月16日下午3時，李春光在紐約代當時一張華人報紙對我進行電話採訪，要我就耀邦逝世發表感想。我問他還向誰進行了電話採訪，他告訴我剛剛向鄧力群進行了採訪。我問鄧力群是怎麼答覆的，李春光告訴我：鄧力群在談話時說他自己同胡耀邦雖然有政見上的分歧，但是胡耀邦的好朋友，對胡耀邦的去世他深感悲痛。我本來不想接受這個採訪，聽了鄧力群是這麼回答的，心中一不高興，就接受了這個電話採訪。講過之後我立即追記我的談話。當時這個記錄是這麼二百來字：

我和胡耀邦幾十年前——將近五十年前都是做青年工作的，真正和他交上朋友是在「批鄧」後——1975年到1976年。我們一塊兒反對江青，一塊兒在「批鄧」中受批挨斗。在唐山大地震期間，我到他家中，他概括了我們的友誼，叫「難兄難弟」。第二次，1987年初我們又是一種難兄難弟的友誼。在他下台後，我給他講了這麼幾句話：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是同志而非朋友或是朋友而非同志。兩人在一個黨組織內，彼此有交誼的願望，才能夠是同志又是朋友。我和他是同志加朋友或朋友加同志的關係。我珍視這種同志加朋友的友誼。我覺得真正的同志加朋友的關係應該是真誠的。他的逝世我深深悲痛。

說實在的，我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稱號，本來就沒有任何興趣。那時我替胡耀邦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也沒有什麼意思，只是與有些人一比不服氣。既然上面不同意這麼寫，我也就算了。我對中共中央悼詞中說的「胡耀邦同志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光輝的」這樣的評語也認為可以滿意了，不再去計較「偉大」不「偉大」這樣的字眼。本來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就應該概括事實說話，才有確切的具體的含義。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科學工作，而歷史科學的責任，就是要對具體的歷史事件作具體的分析。這樣做出的結論、做出的判斷，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我說過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總是會戰勝虛假。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再神氣活現，總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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