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叫《高郵傳》 作者是汪曾祺

汪曾祺很愛自己的家鄉。

不去摘錄那些直白的思鄉文字，單說他1982年發表的劇本《擂鼓戰金山》，第四場末韓世忠對著金兀朮有一段唱詞：

江水滔滔向東流，二分明月在揚州。

抽刀斷得長江水，容君北上到高郵。

抽刀斷不得長江水，難過瓜州古渡頭……

第二句「二分明月在揚州」其實是有點湊數的，跟全場的氣氛也不大合，倒是「容君北上到揚州」，韻也對，氣勢也更妥帖：揚州、瓜州對舉，都是自古的軍事重鎮。而兩宋之際，高郵一直在軍、州、縣之間切換，重要性搖擺不定——總之，我覺得汪曾祺這裡有一點私心，在作品裡嵌入了自己的家鄉。

高郵不僅是汪曾祺的生身故鄉，也是他的精神故鄉。有研究者指出過汪曾祺小說對地域文化的依賴，聯繫他居住過的地方：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有1篇，在張家口四年，有10篇，昆明7年，亦有10篇（加上新發現的佚作應該不止），北京34年，小說有18篇。高郵從出生到離開，19年，他寫高郵的小說有46篇。

汪曾祺筆下的高郵人物中，官職最高者大概是打死陳小手的團長、勒索八千歲的八舅太爺，哦，還有《皮鳳三楦房子》里的奚縣長與譚局長。而其餘都是中下階層的市民：

「和尚、尼姑、炕雞的、趕鴨的、車匠、錫匠、瓦匠、棺材匠、銀匠、畫匠、小販（賣滷味、熟藕、餛飩、水果、菜）、貨郎、藥店店員、小店老闆（米店、絨線店、炮仗店、醬園、糖坊、豆腐店）、挑夫、地保、打魚的、吹喇叭的、水手、賣藝的、賣唱的、跑江湖做生意的、收字紙的、保安團長、醫生、獸醫、畫家、中小學教師、小學校工。」（方星霞《京派的承傳與超越》）

汪曾祺自己算是大戶人家的小少爺，但他小說里對《徙》裡面寫到的浪蕩子弟（仗勢欺人的申潛、沒出息的談幼漁）深惡痛絕，他關注的大多是「善良的、有古風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關注他們「吃什麼和想什麼」（「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賣蚯蚓的人》）這讓他的高郵小說常常被稱為「浮世繪」與「風俗畫卷」。

乍看起來這有些矛盾，但其實是一種文學傳統。如魯迅之於紹興，沈從文之於鳳凰與湘西，蕭紅之於呼蘭與哈爾濱……一位作家成為一個城市的傳記作者，筆觸避開《縣誌》里熱衷的行政區劃、人口財稅、達官顯貴、歷任長官，而是深入到民間社會，描述市井百態、日常哀樂、風土人情、奇聞軼事。這是一種透肌浹膚的描述，它甚至能夠將所寫的城市抽象出來，變成一個「中國城鎮」，同時釘入小說史與城市史。

往前追，這樣的傳記作者還有曹雪芹、蒲松齡、吳敬梓和蘭陵笑笑生——史景遷的微觀史學名著《王氏之死》便是用《聊齋志異》與《郯城縣誌》、《費縣誌》等相參照，還原了清代山東的小人物生活。向後看，這類傳記作者有陸文夫、王安憶、馮驥才、方方等等。這些作者，大抵不是豪富之家，但也不是真正的底層出身，他們的家庭，基本屬於「士紳階層」。造就他們關注社會習慣與審視城市眼光的，恰恰是中國的士紳傳統。

傳統中國，士紳階層掌控著縣城以下社會的「公共領域」，學者把他們的角色分為三種類型：維持秩序的角色（組織防衛、民事仲裁、賑災濟貧）、經濟角色（引進外貿、修建水利、調控物價）、文化角色（主持祭祀、書院講學、主導輿論）。士為四民之首，他們在各個方面扮演著人民代表的角色，他們秉持的主流價值觀，是「民胞物與」的儒家精神。

舉一個例子。汪曾祺在《故里雜記》里寫一個地保兼更夫李三：

一進臘月，李三在打更時添了一個新項目，喊「小心火燭」：

歲尾年關——，小心火燭——！

火塘撲熄——，水缸上滿——！

老頭子老太太，銅爐子撂遠些——！

屋上瓦響，莫疑貓狗，起來望望——！

「歲尾年關，小心火燭……」

店鋪上了板，人家關了門，外面很黑，西北風嗚嗚地叫著，李三一個人，腰裡別著一個白紙燈籠，大街小巷，拉長了聲音，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地喊著，聽起來有點凄慘。人們想到：一年又要過去了。又想：李三也不容易，怪難為他。

汪曾祺在這一段加了個注，說：「清末邑人談人格有《警火》詩即詠此事」，詩有小序，說是「送灶后里胥沿街鳴鑼於黃昏時，呼『小心火燭』。歲除即叩戶乞賞」。詩中云：「銅鉦入耳警黃昏，側耳有語還重申：『缸注水，灶徙薪』，沿街一一呼之頻，唇乾辭燥誠苦辛，不謀而告君何人？」

汪曾祺說：「從談的詩中我們知道兩件事。一是這種習俗原來由來已久，敲鑼喊叫的正是李三這樣的『里胥』。二是為什麼在那樣日子喊叫。原來是因為那時灶王爺上天去了，火燭沒人管了。這實在是很有意思。不過，真實的原因還是歲暮風高，容易失火，與灶王的上天去彙報工作關係不大。」

談人格的女兒是汪曾祺的祖母。我實在很懷疑汪曾祺是從外曾祖父的詩中得到靈感，才寫出李三這麼一個打更的角色——至少，談人格的詩是一個重要的參證。其中更夫呼喚的語句，聽到呼喚的「人們」的情感，都何其相似，幾乎可以將《故里雜記》中這一段看作是談人格詩句的擴寫與白話化。

然而，我更關注的是汪曾祺從談人格詩里去除了什麼，改寫了什麼——主要是「喊叫的原因」：「燭雙輝，香一炷，敬惟司命朝天去。雲車風馬未歸來，連宵燈火誰持護？」談人格記錄這種警火之吁是「送灶」后里胥（地保）的加班工作，一旦除夕過後「回宮降吉祥」，這種「警火」就終止了，「烹羊酌醴歡除夕，司命歸來醉一得。今宵無用更鳴鉦，一笑敲門索酒值。」這種「警火」其實是帶有宗教色彩的一種儀式。

談人格這首《警火》，在《再續高郵州志·藝文志》中的原題是《歲暮結詩社於里中分詠風土得樂府五首》，這是一種「詩史」的寫作，真實性可以保證。那麼，在汪曾祺真實生活經歷中，李三「警火」是因為什麼？考慮到李三還是廟祝，住在土地祠，我傾向於他是如談人格所寫，傳承清末的這種類似年節放鞭炮的習俗。那為什麼汪曾祺要把這種習俗改成「一進臘月」的慣例呢？揣想一是他受過現代教育，願意探究習俗之後的實情；二來，汪曾祺更看重的是李三喊聲中的「有點凄慘」和「也不容易」。去除了習俗的限制，這一層況味就浮現得更明晰了。

汪曾祺對高郵水災的記憶，與談人格詩作中的記載，也幾乎可以互相參證。汪曾祺在《我的家鄉》（1991）中寫道：

「陰曆七月，西風大作。店鋪都預備了高挑燈籠……輪流值夜巡堤。告警鑼聲不絕。本來平靜的水變得暴怒了。一個浪頭翻上來，會把東堤石工的丈把長的青石掀起來……終於，我記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記錯）（按：1931年8月26日，陰曆正是七月十三，汪曾祺一點沒記錯），倒了口子……西堤四處，東堤六處。湖水湧入運河，運河水直灌堤東。頃刻之間，高郵成為澤國。」

「我們家住進了竺家巷一個茶館的樓上（同時搬到茶館樓上的還有幾家），巷口外的東大街成了一條河，『河』里翻滾著箱箱櫃櫃，死豬死牛。『河』里行了船。會水的船家各處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頂上、樹上）……水退了，很多人家的牆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檐。很奇怪，水印怎麼擦洗也擦洗不掉。全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我們這樣的人家還不至挨餓，但是沒有菜吃。老是吃慈菇湯，很難吃。」

而談人格描述同治五年（1866）夏運河堤決的《清水潭決紀事》寫道：

「危堤乍欲潰，驚走鳴鼓鼙。河弁詎弗聞，夜半貪安棲。涓涓不早塞，後悔乃噬臍。可憐千萬村，濁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余劫歸犬雞。貧者不及遷，汩沒如鳧鷖。」

談人格一向認為決堤前後的災禍，既有天災，亦有官吏顢頇造成的人禍（參見《保壩謠》），因此他在詩末諷刺地寫道：「父老泣且跪，雙膝沾塗泥。一紙張通衢，似欲慰災黎。此災天所為，胡用長號啼？」

少年汪曾祺自然還不會有這樣的見識。但他對災民的悲憫之情，與外曾祖父如出一轍。同時他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的作為：「民國二十年發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見他蹚著齊胸的水出去，手裡橫執著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羅褂，他出去，主要是辦賑濟。」他在《釣魚的醫生》里寫王淡人冒著生命危險，把自己用鐵鏈與幾個船工系在一起，冒著生命危險，渡過激流，到一個被大水圍困的孤村去為人治病，是父親實際做過的事，只不過不是治病，而是去送賑災的麵餅。汪曾祺強調「這件事寫進了地方上人送給我祖父的六十壽序里，我記得很清楚」。（《我的父親》，1992）

基於這樣的童年經驗與「實近儒家」的思想立場，汪曾祺在他的高郵小說里，很少寫底層勞動者能得到政府與官吏的幫助與救濟，而喜歡描寫市民社會的互愛、互助，尤其是對情誼的看重。如《歲寒三友》中靳彝甫為幫助陶虎臣、王瘦吾不惜出售家藏田黃，《徙》里高北溟對恩師手稿的竭力保護，《鑒賞家》里葉三對季匋民畫作的欣賞與守護，《八千歲》里眾人作保救回了被勒索的八千歲。

《大淖記事》里最為解氣的一幕是興化錫匠們的「頂香請願」，這一舉動源自古老的自然法：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香火把縣大堂燒了。

而縣政府也並沒有因為《六法全書》沒有這條法律而強行鎮壓，反而「縣長邀請縣裡的紳商商議，一致認為這件事不能再不管。於是由商會會長出面，約請了有關的人」，通過會商把這件事了結。

即使是在故鄉人人不齒的「拉皮條」的薛大娘，汪曾祺認為她能幫助別人與自己解決性饑渴，仍然是「積德」，筆下不吝讚美：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沒有被扭曲、被壓抑。舒舒展展，無拘無束。這是一個徹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薛大娘》，1995）

在20世紀80年代對汪曾祺的批評中，有一種說法是他「把舊社會描寫得太美好了」。依照汪曾祺「使這個世界更加詩化」和「有益於世道人心」這兩條寫作原則，他完全有可能有意識地過濾記憶，選擇性地描寫那些他認為美的、有益人心的故事，甚至是他想像中的人格與結局——「詩化」某種意義上也就是「文人化」，其根柢還是汪曾祺得之於家族長輩的行事與心性。

汪曾祺生母楊氏的祖父楊福臻，光緒六年進士，歷官翰林院檢討、山東道監察御史、兵部給事中，曾因彈劾朝鮮戰敗的葉志超而得名。他寫過一首詩《題張孝子傳》，詩序里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高郵南村有一個叫張兆喜的木匠。他父親得了絕症，不願意拖累兒子，就打發他出門辦事，自己跑到一家富戶門前上吊自盡。旁人都慫恿張兆喜訛告那家富人，可得多少多少賠償。「喜仰天嘆曰：遭此大故，而又藉親骸以開詐索之門，天良何在？」自去買棺葬父，並無別話。

張兆喜的父親跑去富戶家上吊，可能是生前有仇，或許是希望兒子能藉此得一筆錢。然而張兆喜遵義而行，非常高尚。楊福臻詩中贊曰：「張孝子，足千古，不知黃金知有父……父命畢，兒心急，人言徒紛紜，孝子不願仰天泣。父死兒生，兒罪孔多。父死兒利，兒罪謂何？」如果汪曾祺來寫這個故事，他的立場應與楊福臻無異。窮人也應該有他們的尊嚴，親情、自尊當置於利益之上，既不巧取豪奪，也不搖尾乞憐。這是傳統中國士大夫堅持的價值觀。而且，「禮失求諸野」，當士林虛偽橫行之時，有良知的士人會將眼光投向底層社會的美好閃光。《儒林外史》頌揚「酒水菜佣皆有六朝煙水氣」，並以四位市井奇人作為《儒林外史》的結尾，吳敬梓何嘗不是這種立場？

高郵底層民眾不可能人人如張孝子，但正因張孝子難得，楊福臻才會專門為這個小人物題詩，這便是士紳擔當的教化職責。汪曾祺在《使這個世界更詩化》中說：「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給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這同樣是某種文化責任的自覺承當。

也正因此，汪曾祺很難處理小說中新時代的社會矛盾與人際衝突。沒了時間的屏隔，光寫世間的美好，總會顯得不太真實。像《寂寞與溫暖》里的趙所長，《皮鳳三楦房子》里的奚縣長，都帶有理想化的色彩，不期然讓人想起趙樹理《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趙樹理也是汪曾祺很佩服的人）。可是生活中的各種矛盾衝突，要指望領導來解決，這種思路與汪曾祺的創作觀念、美學訴求都有點扞格不入，然而怎麼辦呢？高大頭幫助了朱雨橋，自己楦了房子，但如果譚凌霄沒被告倒，高大頭照樣隨時會被穿上小鞋。

跟他筆下的人物一樣，汪曾祺自己很不善於向領導「陳情」。他在北京30多年，自1958年被劃右派後，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子，都是在妻子或兒子分得的住房裡當寄居蟹。他也被家人逼著寫過一份請求分配住房的報告，被家人批為「毫無文采」，只有一句「我工作幾十年，至今沒有分到一寸房子」還過得去。（《老頭兒汪曾祺》）

以汪曾祺對故鄉高郵的熱愛，他不免一邊在北京的蝸居中寫著高郵，一邊嚮往著回鄉住個兩三年，好好觀察、研究一下暌違40多年的故鄉。但是回鄉住哪裡呢？有一處分家後有房契的房產，每一次汪曾祺回鄉，總會向當地委婉提出歸還，甚至正式打過報告，但總是「我家的房子不知為什麼總不給解決」。（致陸建華信）1993年5月30日，汪曾祺給當時的高郵市長戎文鳳寫了一封信：

「近聞高郵來人云，造紙廠（汪家房屋被造紙廠所佔）因經濟效益差，準備停產。歸還我們的房屋，此其時矣。我們希望房管局落實政策，不要再另生枝節，將此房轉租，另做他用。

「曾祺老矣，猶冀有機會回鄉，寫一點有關家鄉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棲。區區願望，竟如此難償乎？」

據說讀到此信者無不動容。然而在汪曾祺剩下的4年光陰中，他仍然沒能等來關於房產的佳音，一封書函動九天的佳話終於沒能上演。

又是20年過去。今年聽說高郵已將汪氏故居騰出，正在策劃以文游台與汪氏故居兩處，開建汪曾祺紀念館。當地文化部門領導專程來京，徵詢諸位專家意見，修建、布展策劃書亦幾易其稿。汪先生泉下有知，當感欣慰。這一份來自故鄉的深情厚誼，若能早個二三十年，該有多好？「許我十年閑粥飯，未知留得幾囊詩」，那樣的話，汪曾祺這位《高郵傳》的作者，還不定能留給我們多少新的章節哩。

文| 楊早

文藝能超脫

評論是態度

北青藝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