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時，蔣介石為什麼派這個人代表中國簽字，太沒名氣了

1945年9月2日，「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簽署了投降書。隨後，美國、中國、英國等國家的代表也相繼簽字，共同見證了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其中，代表中國簽字的人叫徐永昌，即使是熟悉抗戰史的人，對這個名字可能也不是很熟悉。那麼，在這個萬眾矚目的光榮時刻，蔣介石為什麼會派一個名聲不顯的人出席呢？

要知道這個原因，需要先來了解一下徐永昌的經歷。

徐永昌1887年生於山西崞縣，很小的時候就父母雙亡，在一家車馬店裡打雜糊口。他的人生轉折，還頗有心靈雞湯的味道。

那是1900年，因八國聯軍入侵，慈禧老佛爺倉皇西逃，這天，到了山西大同，下令歇息。其中有一個營的師爺叫徐椿齡，就住在徐永昌打工的車馬店裡。

徐椿齡年紀大了，需要人照顧，可身邊的士兵們好不容易安頓下來，都紛紛跑出去尋歡作樂去了，徐椿齡叫了好幾聲也沒人答應，正生悶氣，這時，徐永昌過來了，盡心儘力地服侍他，一連幾天都不厭倦。

這樣的人，你會不喜歡嗎？

徐椿齡走的時候，很自然地把徐永昌也帶走了，從此開始了傳奇生涯。

徐永昌長大後，一直把徐椿齡當做父親一樣看待，為他養老送終。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徐永昌這個人重情重義，絕對是值得交的人。後來閻錫山主動跟他作朋友，理由就是：「與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榮的。」

說到閻錫山，可以說是徐永昌人生中第二個重要的人。起初，徐永昌還不是閻錫山的人，在跟晉軍打仗的時候，徐永昌幾次都拒絕跟家鄉人交手。閻錫山也是個念舊的人，聽說後極力邀請徐永昌回家鄉，為家鄉父老共謀福祉。

1927年，徐永昌正式加入了閻錫山的晉系，從此開始了與閻錫山分分合合的傳奇經歷。

同時，蔣介石也對徐永昌仰慕已久，1928年在北京第一次見面，非常鄭重地請徐永昌分析一下時局。徐永昌說了這樣一段話：

「政府仍以建都北京為好。萬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閻先生與馮先生這兩大勢力，不分即合。分是國家實力的對消，合則國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決這二勢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萬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應將軍事學校設在北方。此有二點好處：其一，我們的外患在北方，訓練軍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為切實用：其二，蔣先生可藉此訓練學生，常來與閻馮在一起，感情融洽，國家力量可以團結。這是我對國家問題的意見。」

不得不說，徐永昌的這段話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可惜蔣介石有另外的考慮，沒有採納。

抗戰爆發後，徐永昌被蔣介石調去中央，擔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跟軍政部長何應欽、軍訓部長白崇禧、政治部長陳誠，並稱軍委會「四大巨頭」。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何應欽、白崇禧、陳誠這三個人絕對是頂級大腕兒，徐永昌能跟他們並列，足見其實力。但在名氣上，徐永昌卻完全沒法比，什麼原因呢？其實也沒有什麼內幕，就是徐永昌太低調了，風光的事都讓別人去做，只要能為國效力，他幹什麼都無所謂。

當然，蔣介石對徐永昌如此器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派系的平衡。軍委會「四大巨頭」中，何應欽和陳誠都是老蔣的人，白崇禧是李宗仁的人，徐永昌則是閻錫山的人，而且，徐永昌為人正派，高風亮節，盡忠為國，在西北軍、東北軍中也都有盛名，由他來協調各派的關係，再合適不過。

比如在抗戰時期，蔣介石得到情報，說閻錫山有通日的舉動，大怒，這時，徐永昌站出來說：「閻先生其人相當愛國、勤儉、能深思，最大限度不過是委員長之一政敵，而不是叛國者。叛國者不能合作，政敵是可以合作的。」

隨後，又親自去見閻錫山，化解了兩大巨頭的猜疑，也避免了抗戰時期的內訌。

也許正是因為這幾個原因，徐永昌為人正派，久有盛譽，在各個派系都能服眾，因此被蔣介石派作代表，出席日本簽字投降儀式。

在簽字現場，徐永昌對國內記者說了這樣幾句話：「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該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而且，在參觀東京時，更讓徐永昌感慨頗深，當時的東京，被美軍飛機轟炸得遍地廢墟，但當地的警察仍然非常盡職盡責地指揮秩序，老百姓也都井然有序，毫無慌亂。徐永昌感慨地說：「日本之興，可計日而待矣。不實在、無紀律之國民，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為大。」

1949年9月，全國的解放已經指日可待，徐永昌受蔣介石委託，去包頭見傅作義，但傅作義不可能再聽他的了，甚至還勸說他一起留下來，為新中國效力。徐永昌無奈地說：「政府好壞不計，我必窮其知，竭其力，以盡其責。」

去台灣後，徐永昌被晉陞為陸軍一級上將。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病逝，終年72歲，在追悼會上，蔣介石、閻錫山、陳誠、何應欽等大佬們都有出席，極盡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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