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里根，還是尼克松？——特朗普稅改觀察之中

文/佐佑（識局微信公共賬號zhijuzk）

作者按:

人是社會的動物，也是歷史的產物。理解一個事件，既要觀察其產生的社會環境，也要了解其出現的歷史動因。從2016年10月8日當選美國總統起，特朗普就成了全球最受矚目的話題人物。

一方面，作為一個非主流的美國總統、政治素人，他的言行往往不按常理出牌，讓人大跌眼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操縱媒體、引導輿論的大師，也是一個自帶光環的人，總能吸引媒體的目光，也就更容易引起非議。

這樣的特朗普何以成為美國總統呢？我們可以從政治思潮的角度來解讀——全球化進入瓶頸期、保守主義思想在全球蔓延等等。但要注意，美國總統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總統，要理解特朗普當選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從美國本身入手。這篇文章將著重分析特朗普（和他的稅改方案）出現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並回顧他力度效仿的共和黨前輩里根在稅改方面的是非功過。

疲憊的帝國：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

毋庸置疑，美國依然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金融危機後迅速走出經濟低迷，股市不斷攀升新高；軍事力量仍舊碾壓對手，近期在敘利亞投放的59枚戰斧導彈再次向全世界秀了一把肌肉；文化上，好萊塢、星巴克和麥當勞繼續在全球鋪開。

哈耶克曾對羅馬帝國有過一番論述，認為帝國之所以為帝國，不在於疆域或帝制，而在於制度、文化、範式對其他民族產生的吸引力，讓其他民族願意效仿甚至歸化，此乃帝國的本質。

然而作為「帝國」的美國如今也顯露疲態。從以下幾個維度觀察美國經濟結構，系統性失衡較為明顯：

工業方面，美國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在低位持續徘徊。上世紀70年代尚能維持在8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達到90%），2008年後跌落到75%左右。

服務業佔GDP比重多年來居高不下。2008年-2016年，美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一直在7成以上，而同期的製造業一直在12%左右。2008年服務業佔GDP比重是78.6%，製造業是12.3%。服務業固然反映了一國經濟的現代化程度，但由於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總體上低於製造業，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佔比過高會引發一系列問題：

一是製造業生產相對過剩和利潤率下降，製造業勞動者的消費需求受到嚴重抑制，制約投資和消費的增加；二是資本向國外轉移和產業空心化導致製造業萎縮；三是製造業萎縮使服務業失去發展的目標和基礎。

正是基於此，奧巴馬於2008年提出製造業重回美國的主張。但8年後情況依舊未發生改變：2016年，美國服務業佔GDP比重為78%，製造業則進一步下降到11.7%。

從人口與就業來看，勞動人口就業參與率下滑（從2000年的68%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63%），勞動生產率下滑（企業部門單位時間產量同比增速從1992年的4.5%，一路下降到2016年的0.3%），中產階級收入佔比下降、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等，都成為制約美國發展的問題。

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對症下藥」

這就是特朗普上任時的基本盤：隨著人口老齡化，政府將承擔更多的退休金和養老保險金（以及奧巴馬醫改帶來的額外財政負擔），這就要求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美國經濟增速不斷下行，投資規模萎縮，收入差劇擴大，政府債務攀升，經濟波動頻繁，結果便是勞動生產率始終無法提高。

「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其實不僅僅是口號。理解了上述背景，我們便可以更好地理解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寬財政、緊貨幣、縮逆差、松監管」：

實施寬鬆的財政政策：通過一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工作崗位，刺激經濟復甦，實行大規模減稅；

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強勢美元吸引資本迴流，增加外國資本對美國的投資規模；

貿易政策上著力縮小逆差：消極應對以WTOOECDAPEC等為代表的國際和區域性組織，力求變多邊框架為雙邊談判，縮小貿易逆差，擴大服務業出口，限制進口；

放鬆金融監管：力主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金融加槓桿，支持資本市場，計劃拆分華爾街巨型銀行以刺激競爭。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特朗普的稅改方案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他執政理念中一以貫之的組成部分。特朗普雖然行為善變、口不擇言，但其基本價值觀已從競選時的反建制派向共和黨建制派逐步回歸。

里根稅改：繞不開的比較

目前有一種說法，稱特朗普稅改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實際上，里根時期的減稅，才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對此白宮官網的表述非常清晰：特朗普減稅是「1986年以來最重要的稅制改革」，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減稅之一」。特朗普競選前後也一直宣稱自己的減稅規模將僅次於里根。

因此，特朗普稅改方案一經公布，他的共和黨前輩里根30年前的稅改便被反覆提及。歷史總在不斷重演，觀察特朗普稅改方案，與里根的減稅政策進行比較是一項繞不開的工作。

里根可謂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總統之一，經濟上實行新自由主義，實現了美國復甦，政治上實行保守主義，拖垮了蘇聯結束冷戰。不過即便這樣，里根的減稅政策也經歷了一波三折，並且時至今日，各界對此仍有不同評價。

80年代里根經濟學的主要經濟措施有：削減政府預算和社會福利開支；提高利率、控制貨幣供給量以降低通貨膨脹；大規模減稅以刺激投資；放寬企業管理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星球大戰」軍事擴張戰略……上述措施使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在短期內急劇擴張。

里根政府的稅改之路可謂跌宕起伏：

1981年上台之初，里根就推出大規模減稅的「經濟復興稅收法案」，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70%降至50%，最低稅率從14%降至11%，以期刺激經濟增長。但法案生效一年後，財政赤字日趨嚴重，GDP甚至出現了-1.9%的增長，其糟糕表現不啻於08年金融危機時的狀況。顯然，用力過猛的稅改方案並未如預期一樣刺激經濟復甦。

1982年9月，里根政府無奈推出稅收平衡和財政責任法案，取消1981年法案中的加速折舊等規定，從而實質上進行增稅，這才實現了美國經濟的復甦。為了彌補財政缺口，里根執政時期先後增稅11次，包括增加工資稅、企業稅等。同時，里根時代美國國債幾乎增加了三倍。

初嘗敗績的里根並不甘心。作為保守主義政治的旗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念一直是他的目標之一。隨著連任成功，1986年，里根推出了新的減稅方案：相比1981年的法案，新方案更強調減稅時不減少財政收入。為此方案採取了大幅削減所得稅優惠的措施，包括取消投資稅收抵免政策、延長固定資產折舊的年限等。

然而1986稅收法案通過的一年後，美股出現了「黑色星期一」，標準普爾500指數短期內暴跌了30%。

巴克萊銀行的分析認為，1986年里根減稅計劃發布後，股市中的各種股票價格很快上漲，在很短的時間內，85%-90%的企業減稅效應很快反映在了市場價格上。市場對里根減稅的定價的反應過快，可能是導致美股暴漲和暴跌的重要原因。

幸運的是，市場經歷巨幅波動後再次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而起飛。僅一年多後，標準普爾500指數便恢復到股災前的水平，並不斷走高。里根也為老布希打贏海灣戰爭、贏得冷戰留下了豐厚的政治和經濟遺產。

但如果我們回顧一下30年來美國總統任期內GDP的平均增長率——里根（減稅）3.6%、柯林頓（增稅）3.9%、小布希（減稅）2.1%、奧巴馬（增稅）1.5%——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稅收改革與經濟增長似乎並沒有必然聯繫，減稅政策對經濟復甦效果也不如想像的那麼有效。

小結

儘管我們能從稅改方案及特朗普的許多政策中找到里根的影子，但近日他以令人大跌眼鏡的方式解除了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吉姆·柯米的職務（電視直播中公開宣布解職命令，此時柯米正在分局視察，在電視里得知自己下崗的消息），打破了一百多年來美國總統和FBI長官制衡的關係。

媒體普遍認為，柯米對特朗普「通俄」的調查使得特氏痛下殺手，這一行為頗有當年另一位共和黨前輩尼克松的「風範」。隨著水門事件的持續發酵，尼克松醜聞纏身，黯然下台。殷鑒不遠，特朗普是下一個里根，還是尼克松？現實中的美國政治遠比《紙牌屋》來得精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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