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日本的偵探家與興亞家

征韓與伐清

日本明治三年（即朝鮮李太王七年，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四月，佐田素一郎奉命出使朝鮮。此前，日本對朝鮮的（有限）外交事務由對馬藩主宗家主持，及至明治廢藩，外交之權收歸中央政府，於是，佐田此行所負使命乃是在日、朝間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朝鮮執政大院君（國王之父）認為日方來書文字「不遜」，拒絕建交。所謂「不遜」，是說日方書中有「皇」「敕」字樣；其時，朝鮮是清國的藩國，除了來源於清朝皇帝，別的「皇」，朝鮮是不認的，別的「敕」，朝鮮是不受的。大院君尤其擔心與日本結交，承認了日本的天皇，「則日本終以我為藩屬」。因此，佐田不能完成使命，失意而歸。

回國後，佐田乃向政府「建白」，力主「征韓」。不願建交則開戰，古語稱「劫盟」，今語則稱為「炮艦外交」。約自十七世紀開始，德川家族掌控日本政治，一直施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連被美、英、俄三國以武力脅迫，這才打開國門，漸與西洋諸國訂交。如此說來，日本原是「炮艦外交」的受害國。但是，處於明治維新進程中的日本政治家淡忘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教訓，他們心中充斥著被炮艦喚醒的民族主義激情；不久以前還銘刻心骨的恥辱——因遭遇西方富強之國而產生全面的失落與自卑——被迅速轉化為另外一種情感，那就是對外擴張的野心。佐田之建議，不僅是「征韓」。「征韓」不過是一個宏大計劃的開端。他說，若將整個日本比作一座大城，那麼，這座城市的「屏藩」並不是島國的四至，而是包括「蝦夷（北海道）、呂宋（菲律賓）、台灣、滿清、朝鮮」在內的廣闊邊疆。

吾國有句流傳已久的國防術語，叫做「守在四夷」，佐田此論即是此語之正解；同時，此論也是未來愈演愈烈的「大亞細亞主義」之濫觴。佐田並對具體措施做了說明，謂，「滿清可交，朝鮮可伐」，但是，若朝鮮乞援於清，清國竟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及至戰而勝之，則「呂宋、台灣可唾手而得矣」。將佐田所論與歷史年表對照，可知：1871年，清、日建交，此所謂「滿清可交」也。1894年，日軍劫持朝鮮國王，逼令朝鮮改制、「獨立」，同年清、日交戰，日勝。此所謂「朝鮮可伐」，「若清必出援兵，則可並清而伐之」也。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此所謂「台灣可唾手而得矣」；1931年，日本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數年後，全面發動侵華戰爭；1942年，日本攻佔菲律賓。此所謂「呂宋、台灣、滿清（時已革命，為中華民國）、朝鮮，皆皇國之屏藩也」。然則，不過七十餘年，佐田的構想一一實現，是不是該佩服他的「雄韜偉略」？

楊洲斎周延 (1838-1912) - 征韓論之圖 (1877)

若為局外之人，站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立場，出諸純粹工具理性的眼光，或可贊他一聲。但是，身為中國人，面對這段痛史，泣血流淚之不遑，又何忍口出贊語！不過，今人讀史，悲憤之餘，仍需平心靜氣，才能厘察曲折，獲得教訓。應該承認，在清、日建交至甲午戰爭這二十餘年間，不論知己與知彼，國人皆讓東鄰著了先鞭。尤其知彼二字，更是瞠乎其後。日本要「有事」於中國，必作前期準備；準備工作須秘密進行，則派往中國之間諜必多；間諜來華，必以經商、旅行為借口；間諜回國須寫報告，事後倘作公布，則其名必一變而稱「遊記」；於是，《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總序》云：「如果把它們籠統的分為純粹以遊山玩水為目的的遊記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遊的行役記兩種性質的話，那麼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國遊記則多屬後者」。然而，其時的間諜，又與慣常認為的間諜形象有所區別，不可不辨。欲辨，則應對日本「亞洲主義」的發展過程稍作了解。

然而，在清、日締交之初來華的日本間諜，又與吾人慣常認為的間諜形象有所區別，不可不辨。欲辨，則應對日本「亞洲主義」的發展過程稍作了解。略言之，自1825至1891年，為「古典亞洲主義」時期，主流意見為中日提攜、聯手對抗西方，以及抵禦歐化、追求本土文化的自立。此後至1898年，為「異變亞洲主義」時期，主要表現為炮製「日本膨脹論」、「保全支那論」，開始覬覦中國領土。其後，極端國家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獲得空前的話語權，皇權與軍閥相互為用，進入「侵略亞洲主義」時期（按此系參考當代學者盛邦和撰《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撮述而成）。叢書收錄《北中國紀行》與《清國漫遊志》二種，作者為曾根俊虎（1847—1910），斯人即極具「古典亞洲主義」特色的來華間諜。

敵人與朋友

鄙人初識曾根之姓字，在劉成禺撰《世載堂雜憶》，云：「日本海軍大佐曾根俊虎著《滿清紀事》」；又雲，曾根「少年曾助太平軍，纂戰史時，在東京，尚及接談，乃孫先生（文）至友也」。按，曾根沒有寫過題名《滿清紀事》的書，他寫的書名為《清國近世亂志》（1879年），其書對太平天囯革命深致同情；曾根初次來華在1873年，其時距太平天囯覆亡已近十年，無緣「助太平軍」作戰。但他在「少年」時（21歲），曾參加內戰，在德川幕府一邊與政府軍為敵，劉氏或因此誤記。然謂曾根是「孫先生至友」，倒沒說錯。對中國革命做出貢獻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之兄彌藏，即因曾根的介紹，才與革命元勛陳少白相識訂交；曾根本人，也極為同情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既如此同情發生在中國的兩次革命，且身為革命黨魁之「至友」，他怎麼又是一個秘密搜集情報為入侵中國做準備的間諜呢？說來話長。然限於篇幅，長話也要短說。

簡言之，曾根既是「偵探家」，也發願要作「興亞家」。

先說「偵探」。在華期間，他吃盡了苦頭：「夜卧於草粱枯莖之上，望月於破屋之外，晝則乘坐沒有彈簧的簡陋之車，路上顛簸動搖，常常碰撞，輕者傷皮，重者流血。所食大抵不過粟粥和雞蛋而已。馬夫之狡黠，店主之巧詐，要錢之計策，無所不有。所到之處往往有圍觀之人，拂而不去，猶如蒼蠅」。困苦如此，他亦不介懷，且賦詩明志，云：「虎兒三日氣吞牛，事業須期第一流。排悶不要喚杯酒，鐵蹄踏遍滿蒙州」。其詩首句典出《屍子》：「虎豹之駒（幼獸），雖未成文（紋），已有食牛之氣」；蓋以乳虎比喻新興的日本（兼寓自喻之義），個頭小，志氣大，勢能「吞」並清國這頭羸「牛」，而「皇軍」之「鐵蹄」行見踏遍神州大地也。讀此可知，曾根做「偵探」，目的就是為侵略中國作準備。

曾根俊虎

但是，他的思想還有「興亞」的一面。他曾在西湖邊岳飛墓前默禱：「東海一書生遠道而來，表達欽佩之情。君如有靈，輔我微忠，振興亞洲」。他給凈慈寺和尚吾哲寫信，云：「近擬倡開興亞一會，須在中東兩國（按謂清、日二國），先為同心協力，興亡相輔，然後推及亞洲諸邦，共相奮勉，俾能自強獨立，庶可終雪會稽」。1880年，經曾根大力斡旋，「興亞會」在日本成立，立會宗旨謂，亞洲正被列強「掠奪」，亞洲人理應同心同德共振亞洲。其時，清國駐日外交官何如璋、黎庶昌等皆題名入會。其後，「興亞會」更名「亞細亞協會」，繼續倡導「日中提攜」，強調「中、日兩國的當務之急就在於合縱及收回利權」。即此而論，作為「興亞家」的曾根又不失為積弱中國的「至友」，與其「偵探家」的形象迥非一人。

據信，曾根並非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麼，他所表現的兩種形象，孰真孰幻？或者說，是不是他還懷抱一種更本質的原則，用以調和侵中與興亞兩種殊異思想的比重，以便決定最終的「大陸攻略」？讀其致伊藤博文書，或能解開迷思，他說：「清國與本邦僅隔一帶水，非為輔我之良友，即為襲我之強敵！」用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定位國際關係，今世似不流行，但在民族主義思潮萌芽茁壯的百年之前，大有市場。曾根據此立論，毋庸厚非。隨後，他做了總結：「用兵略地，清國也；欲由貿易致富，亦清國也」。至此，真相大白，集於曾根一身的兩種思想，看似矛盾，實際一點不矛盾，且在「邏輯」上高度自洽。中國能為自治之國，則日本當與之修好通商，各致富強；倘中國不能修明政治，積弱致亂，日本不妨對之用武，掠奪致富自比貿易致富來得便捷。前者消極，後者積極，但中心思想並無大異，那就是一切視乎日本自身利益及相對局勢而定。於是，曾根為了侵略中國而來華「偵探」，而囿於明治時期日本之國力難以發動侵略（其語云「今日之清國，本邦無機可乘」，時在1886年），遂又提倡「興亞」，二策看似鑿枘，其實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再說回前揭之「日本亞洲主義」三過程論。曾根俊虎雖被列為「古典亞洲主義」之代表人物，吾人細究其志，仍能發現，「即使是這個時期的亞洲主義，也在組織上、思想上，隱含著侵略主義的元素」（盛邦和）。

三峽的風光

至此，可說對曾根及以其為代表的旅華日本人的心志，我們略能探知其奧，再去讀他們數十百年前寫的中國遊記，又有何益，又有何趣？竊謂益趣決不嫌少。譬如，曾根之《北中國紀行》，將之作為軍事情報來讀固然味同嚼蠟，但不妨將之視作同治、光緒間中國社會的風情畫——書中所述住店行路的情形，官場往來的儀節，時人交際的風俗，實在是歷歷如繪；而其書記載各地物價、氣溫及地形圖，稍作整理，即不失為可貴的史料。讀畫有趣，研史有益，因此，雖其人已矣，其世已矣，而其書終有一讀的價值。

此外，《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是一套叢書，第一批面世的四冊，除了曾根之書，還有竹添進一郎撰《棧雲峽雨日記》，摹山范水，涉筆成趣，不容輕易錯過。此書鄙人曾於數年前讀過一回，新編在手，立即翻到西陵峽一節，重溫舊快。他寫道：「（長江）兩岸層嶂復嶺，屏矗墉圍，若路窮不可行。才一轉，忽復通舟。舟疾如箭，山逆舟而來，愈來愈妙：有秀潤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詭異者，有靜深蕭遠者。蓋兄行巫峽而奴視瞿塘」。如此清峭可喜的文字，即置於國人寫的三峽遊記，怕也毫無愧色，躋身前列。由此，讀者如我，亦覺「同文同種」之人終有不可絕的地方。不論主義如何，囂鬧如何，隔海相望的兩國之人，俱宜學習那穿行三峽的舟子，消矜釋躁，履險如夷，庶能欣賞到「愈來愈妙」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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