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有可能說「不

本文為《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一書自序，經授權發表，略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擬。該書中文版將於2017年5月出版。

永遠有可能說「不」

文 | [美]埃亞勒·普雷斯（Eyal Press）

（記者、作家）

譯 | 劉靜雯

（華東師範大學翻譯碩士）

距波蘭東部尤澤夫村主廣場約一英里處，有一片松果茂盛的樹林，天鵝絨般的青苔覆蓋著它的土地，野草和灌木間佇立著幾十個木樁。在一個寂靜的夏日，我沿著一條小道穿過樹林。這裡靜得出奇，似乎在對木樁上那些泥印點點的小告示上的名字表達尊敬。這些告示已用塑料覆蓋封存，上面印著猶太六芒星、希伯來文字和一個日期——1942年7月13日。

1942年的那天清晨，天色尚未亮起，突然一支卡車護衛隊轟然駛入。車上載著德國治安警察101儲備營的官兵。他們驚醒了村裡約1800名正在安睡的猶太村民，把他們趕到屋外，以此宣布自己的入侵。士兵們把適宜幹活的猶太男性挑選出來——他們將被送往集中營勞動，剩下的大多數人——婦女、兒童和老人被趕上了卡車。卡車開到樹林外圍的一條小路口停下，下車後的村民們被分成小批，依次進入樹林深處，一排排趴下。德國士兵們在他們身後站成一排，用卡賓槍抵住他們的脖子，慘叫聲瞬間回蕩在整片樹林里。槍決從清晨一直執行到黑夜，殺戮使樹林里屍橫遍地，血肉橫飛。想要歇息一會兒的士兵們走到樹林外抽煙，他們身上濺滿了血，抽完煙後轉身回去展開新一輪屠殺。

我獨自進入這片樹林時，背包里裝著歷史學家克里斯多夫·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著作《平凡人》（Ordinary Men），這本書研究了掃蕩尤澤夫村的這個儲備營的所作所為。書里的細節我記憶猶新，不僅因為它揭露的事情震撼人心，還因為發生在這之前的一幕：儲備營的指揮官威廉·特拉普少校召集他手下的士兵訓話。他提醒士兵，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儘管士兵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納粹黨成員。然後他宣布，不願意參與這次槍決行動的老兵可以迴避。士兵們先是沉默了一會兒，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隨後十幾個士兵也表示不參與這次行動。

《美麗靈魂：黑暗中的反抗者》

[美]埃亞勒·普雷斯 著

劉靜雯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5月

這一幕十分引人注意，非常簡短，但是意義非凡。它顛覆了此前人們的固有看法，認為「普通士兵之所以參與大屠殺是因為別無選擇」。事實上，他們並非因為不得已而參與槍殺。他們的參與是出於自己的選擇。這讓人不禁發問：到底是什麼驅使他們選擇殺戮？布朗寧認為，因為他們怕與集體不一致：不參加屠殺，意味著把這項「臟活」留給他們的同伴，會被認為是對自己的國家和同胞不滿，軍營里大多數士兵都反感這樣的行為，更別說是為了猶太人而這麼做了。

然而，還有一個同樣值得注意的問題：為什麼有人考慮了指揮官的提議，決定放下手中的槍？為什麼即便在看似行動完全一致的情況里，總有人拒絕從眾？

我想要關注這些拒絕從眾的人，探討究竟是什麼神秘的力量，驅使他們在道德缺失的環境里，冒險違抗集體，停手，說不，反抗。幸好，類似「二戰」期間德國士兵奉命追捕並殺害猶太人的極端情況，我們大多數人不會遇到。然而，我們會想像這樣的情境——如果我們是那些德國士兵，是否也會產生拒絕的衝動？如果有衝動，我們是否有膽量這麼做？對這個問題好奇，並不完全是思維上的推測，因為在大多數社會裡，都存在某種無法解決的緊張情境。我們都曾身處自身堅守的原則與懷有的忠心、職責相衝突的分岔路口，為了保持清白的良心而與行事尺度角力。腦海中有個聲音告訴我們：一定要忠於自己。但我們也會聽到其他聲音，警告我們不要反對集體，不要讓上級為難，不要置我們的事業、名聲，甚至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於險境。

電影《盧安達飯店》中主人公利用自己酒店經理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圖西族難民。該人物的原型保羅·路斯沙巴吉那於2005年獲得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好萊塢的電影里，在這樣的時刻堅守個人信仰的人總被描繪為英雄。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等地栽樹來紀念他們。政客們向他們致敬。2005年美國總統自由勳章獲得者是保羅·路斯沙巴吉那，他在1994年的盧安達大屠殺中，利用自己酒店經理的身份，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圖西族難民。他的故事後來被改編為電影《盧安達飯店》。然而，當惡行是以自己同胞的名義實施的時候——當施惡者不是德國人或盧安達人，而是美國人，對抗罪惡的看法往往就不同了。2004年，即路斯沙巴吉那獲得勳章的前一年，一位名叫約瑟夫·達比的士兵向美國軍隊犯罪調查部遞交了一張存滿照片的光碟，曝光了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行為。達比獲得的回報是被稱為叛徒，收到一連串死亡威脅，最終被迫離開家鄉。

這表明，如果反對集體行為的人遠在他國，人們很容易對他產生敬仰，但如果這個人近在本國，而且挑戰的是國人自己的信仰，人們那就很難崇敬他了。這還說明，為何某些發自良心的行為在一些人眼裡是英雄事迹，在另一些人眼裡卻是背叛、謀反，或者不負責任。1949年出版的小說《基貝希澤村》（Khirbet Khizeh）中的故事敘述者就被這種恐懼圍繞，這本小說講述了1948年中東戰爭期間一個以色列部隊奉命清除村中的「滲透者」的故事。該書作者伊扎爾·斯米蘭斯基（Yizhar Smilansky）是那場戰爭的親歷者，他在書中描繪了一位士兵內心的痛苦。他意識到清除行動的對象是手無寸鐵的百姓，當部隊下令把村民押上卡車並摧毀他們的房子，這位士兵不願執行。他對自己說：「如果骯髒的惡行一定要有人參與，就讓它弄髒別人的手吧。」「但我腦中旋即響起了另一個聲音，它唱道：??心靈的眼睛太純凈，容不得半點罪惡，為了避免自己遭顛覆，它移開視線，假裝聖潔地閉上雙眼。」這位士兵最終克服了噁心，服從了命令，但他曾參與過一場罪行的想法此後在他心中縈繞不去。

如果反對集體行為的人遠在他國，人們很容易對他產生敬仰，但如果這個人近在本國，而且挑戰的是國人自己的信仰，人們那就很難崇敬他了。

在這樣的時刻，怎樣才能抵抗命令？我們怎麼知道應該不應該？如果沒有合理的原因去服從，那麼「說不」也許是合適的，但如果有合理原因去服從呢？在什麼情形下，有原則的反抗行為會轉變成不顧後果的冒險，或狂熱的舉動？除了讓一小部分正直的人雙手不沾血污以外，這種與更遠大的社會目標無關的拒絕到底達成了什麼？

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投入了大量精力探索這些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往往十分抽象，並且遠離現實生活里人們身陷的具體困境。為了修正這種失衡，我選擇了相反的路徑。為了了解究竟是什麼讓一些人鼓起勇氣去拒絕，我覺得自己必須與其中一些人見面，儘可能多地了解他們人生的細節——正因為他們的人生原本看似不會捲入衝突和叛亂，所以更加吸引我。關於堅持異議和拒絕聽命者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故事寫的是反叛的圈外人，例如在越戰期間燒毀了徵兵證的和平主義者。但還有另一群反抗者，他們是從來沒料到過自己會參與反抗行動的圈內人，他們對體制說不時，並非身陷絕境。他們最終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因為悍然拒絕體制的信念，而是正相反，他們對於那些信念信得太深。

我找出了四個處於不同困局的反抗者的故事。首先是1938年的一位瑞士警長，當諸多國家下令讓無數官員拒絕猶太難民入境時，他違反了自身職責所要求執行的東西——法律，以一己之力拯救無辜。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半世紀後的巴爾幹半島，一個塞爾維亞人跨越割裂前南斯拉夫民族的分界線，救下許多克羅埃西亞人。他抵抗的對象儘管更無形，但其力量不輸法律，即一個人所屬的集體。第三位主人公的對抗更具公眾性，他是以色列軍隊里一支精英部隊中的士兵，不想繼續為軍隊效忠。這個故事講述了個人身份的核心想法逐漸清晰時會發生的事：對自己說不。第四名是一位證券經紀人，她因擔心某一金融工具會給客戶帶來風險，所以拒絕出售。這個故事是在對貪婪和冷漠說「不」，在這個為利益著迷的時代，可能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為重要。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

[德] 漢娜·阿倫特 著

孫傳釗 譯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月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僅因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嚴重缺乏堅守道德的英勇之舉，還因為現代人對罪惡的定義幾乎總是漏掉一點，那就是，決定是服從還是抵抗實際是一種選擇。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半世紀以來，大多有關罪惡的書籍都不再聚焦個人面對的兩難困境，而是偏重於描寫處境的力量，比如阿倫特所描述的，把艾希曼這樣一個「極其平庸」的官員變成不為自己的罪行感到戰慄的集權體制。阿倫特寫道：「這位忠於納粹的官員負責監督最終解決的後勤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幾乎不可能知道或察覺到自己做的事是錯的。」「平庸的惡」這個說法一經提出，隨即成為大眾熟知的概念，無數順從的下屬執行暴行的情況，都被以此概念簡單做結。

任何一個熟悉近代史的人都不會否認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但我們忘記了，不論環境塑造和約束我們的力量多強大，決定相信什麼以及如何行動的，仍舊是我們的判斷力。於理於法，我們可能都認同這樣的觀點：公然違反道德的政策的主要責任應該由高層官員承擔，而非他們的下屬；但如果沒人反抗，那些被動服從甚至主動聽命的人，憑什麼可以被判定為罪輕一等？101儲備營的成員們在幾年後的採訪中堅稱軍令如山，他們只不過是做了任何一個身在其職的人都會做的事。我們該如何回應這種說法？一種方法是認識到這種說法並非絕對真實。布朗寧寫道，在尤澤夫村和其他地方，「（行刑者）不能因為任何身處其境的人都會做出同樣的舉動而獲得寬恕。因為即使在他們之中，仍有一些人拒絕殺人，還有一些人停止了殺人。」

「說不」一向不容易，特別是在極端情況下，但永遠是有可能的。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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