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芳：諾獎得主阿羅在94歲那一年幹了些什麼

文 | 李華芳

當你老了，你會怎樣度過人生的最後一段旅途呢？不同的人當然會有不同的答案。我這裡記錄一下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在生命的最後一年的工作，一來紀念阿羅的傑出成就；二來希望不僅能時時提醒自己，也給大家提供點思路。

2017年2月，天才經濟學家阿羅離開了我們。這裡提到的阿羅的工作，都是指他在2016年完成或發表的文稿。2016年，阿羅先在BioScience與合作者發表了《氣候變化的挑戰和預測實踐的阻力》，然後在Science與合作者發表《社會規範作為解決方案》，並完成了一篇工作論文《信息和創新擴散：以美國藥品業為例》，為《埃爾加科斯指南》一書寫了一章《展望科斯企業理論》，還出版了《倫理學與經濟學：阿羅訪談錄》。

▍1. 氣候變化

2016年4月，阿羅等人發表了《氣候變化的挑戰和實踐預知能力的障礙》一文，他們指出儘管科學界已經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表明氣候變化，並且警示了氣候變化將會帶來的惡劣後果，但公眾並沒有完全確信，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為也乏善可陳。

為什麼會這樣呢？明明科學上顯而易見的東西，公眾為什麼不接受呢？而且為什麼政府不接受科學家的意見，果斷採取措施呢？而且科學家們現在更不能理解的是，美國的川普政府甚至取消了與氣候變化研究相關的經費支出，科學什麼時候又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呢？

傳統的經濟學解釋當然就是利益集團。大的石油公司可以從否認氣候變化中獲得好處，最直接的就是不用接受對自己產品的相應監管，成本自然就沒有那麼高，可以賣出更多的產品。而政府通常是短視的，如果從大的石油公司徵稅獲得的好處很大，那麼政府就不會那麼關心遠期的問題。很多政治家經常採用「拖」字訣，背後的原因也是短期利益遠遠超過長期。而且往往長期都不是自己的責任了，也就更沒有動力去推進長期上有好處但短期內收益受損的政策。

當然傳統的經濟學只是提供了部分解釋。阿羅等認為政府和公眾在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時進展緩慢，還有很大一個原因與人們的心理有關：對未來可見的氣候威脅，人們未能有效利用他們的預知能力來辨別、診斷、計劃並最終採取必要措施來防止氣候變化。在阿羅等人看來，這種「預知力」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為了美好未來而在當下採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但是人類心理認知上的一些局限導致預知力無法起作用。一是短視，重當下而輕未來，所以就算應對氣候變化能獲得長期的收益，人們也不願意在當下就馬上行動起來；二是搭便車心態，認為其他人會為此努力，自己搭便車就好，這就導致人們很難採取集體行動對抗氣候變化。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促成人們運用他們的預知力。具體到應對氣候變化上，比如公共政策在通過「適應人心」的舉措讓人們節約能源，有不少成功的案例。阿羅等特別提到「推一把」的重要性和社會規範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民眾在白宮抗議川普政府取消與氣候變化研究相關的經費支出

▍2. 社會規範

那麼社會規範能解集體行動困局嗎？這是阿羅和合作者2016年10月在Science上發表文章《社會規範作為解決方案》要回答的問題。

當前人類社會面臨諸多難題，例如氣候變化和抗生素問題。大家也知道解決這些問題人人都能受益，但是沒有一個人足夠強的激勵去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單憑一個人的力量，也難以解決這些問題。靠正式制度例如法律和國際條約也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有沒有什麼其他辦法能提供解決方案呢？

阿羅等人指出非正式的制度，例如社會規範，大有用武之地。只是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社會性難題的解決有沒有有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意思是能夠使得社會難題從惡性循環轉向良性循環；其次，如果轉折點不存在，公共政策能不能創造一個轉折點出來？最後，公共政策能不能助推一把，使得整個系統躍過轉折點？

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的工作表明社會規範有助於一定規模的公共事務的自主治理，其背後的推論是：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條件下，不一定需要政府介入，社會能通過一定的機制實現自治。

但阿羅等舉了個例子，認為社會規範甚至可以解決更大範圍的問題。這個例子是中國取消女性裹小腳。有很多原因促成了「以小腳為美」的社會風氣的整體轉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新式女性接受教育。這樣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講，促進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是一個重要的政策選項。

要使社會整體躍過轉折點，從而解決具體的社會難題，需要首先改變人們的預期。阿羅等人認為在社會之中，人們的行為受到他人對自己的預期的影響。自己的行為要考慮會不會被他人接受，而大家都這麼想，又互相影響，就產生了所謂的社會反饋，促成了社會規範的形成和自我強化。

因此，要促使社會躍過一個轉折點，公共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著眼點，就是要改變人們的預期。阿羅等人隨後還有一句精彩的評語，大意是改變預期，而不是改變人的價值觀。

社會大部分人採用的人生策略幾乎都是隨大流，但大流怎麼產生，就需要社會上有一小群人其言行舉止能迅速擴散，被大眾模仿。這類人的言行舉止擴散越快，感染力越強，就越容易推動社會躍過一個轉折點。而在這一小群人中，阿羅等人同時還強調「榜樣」的力量，或者說領軍人物的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無非是因為榜樣影響的那一群人的行為，一開始被認為「出奇」，但不斷收到正面的反饋，漸漸變成了社會「正常」的行為。

▍3. 信息問題

但是阿羅為什麼要關心這個「轉折點」的問題呢？其實背後還是因為信息經濟學。除了阿羅1963年在信息經濟學開山之作《不確定性和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研究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外，信息如何擴散，能導致政策靈活轉變，然後公眾參與合作，共同創造更好的政策結果，也很重要。

信息如何影響創新呢？這是阿羅等2016年7月的工作論文《信息和創新擴散：以美國藥品業為例》的主要內容。這篇文章主要是用數據證實了醫生如果多接觸藥品信息的話，會對藥品行業的創新有積極的作用。具體而言，通過對13萬醫生開出的處方和藥品信息的研究，發現使用藥品信息資料庫檢索的醫生，不光是開出的藥品種類比其他的醫生要多，而且開出新藥品的幾率也要多。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才能在醫療衛生體系或者更小一點到一家醫院層面，讓醫生更快更便捷更容易得接觸和獲得相關的藥品信息。這種企業管理層面的問題，在很長時間裡被經濟學界忽視。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提了一個啟發無數後來人的問題：如果市場價格機制真的如此有效，為什麼企業內部不通過價格而通過命令來安排生產配置資源？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價格機制本身並不是免費的，尤其是發現和處理價格信息是有成本的。阿羅在回顧和展望科斯企業理論的時候 （是的，阿羅還為《埃爾加科斯指南》一書寫了一章《展望科斯企業理論》），重點討論了企業內部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交流問題，以及為什麼未來的研究者要注意這個問題。阿羅的問題是：企業內部的信息交流和企業與市場主體的外部信息交流到底有什麼不同？何以導致企業內部不能像市場間主體一樣採用價格機制？上級命令下級這種做法和人的激勵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政策制定和經濟運行可以從科斯的企業理論中學到什麼？

阿羅提醒我們注意，目前對企業內交流信息的研究是有假定條件的。首先是在企業內，信息，至少是部分信息，會被反覆多次傳遞，這會降低交流的成本；其次，企業內的個人沒有動機去扭曲或者隱藏信息。反覆傳遞的信息最終會促成獨特的企業文化，不僅能幫助企業降低企業內部的溝通和交流成本，還能幫助提高企業內員工的人力資本的「企業專用性」。企業文化發展得好，能提高員工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和忠誠度，後者往往有利於企業發展。當然，注重企業文化也不是沒有成本的。阿羅指出下一步企業應該考慮到底怎麼重複傳遞自身的信息才能降低溝通成本，促成企業文化，提高員工忠誠度。

阿羅認為科斯的企業理論另一個隱含的假設是下級會毫無保留的聽從上級的命令，不會可以扭曲和隱瞞信息，但這個假設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員工很可能出工不出力，貪小便宜，挖公司的牆角等，這些問題普遍發生在「委託-代理」的各個環節。更進一步的，上下級命令式管理要有效，背後還有一個假設是上級或者企業總部需要知道所有的信息，這樣才能給企業內的每一個人都發布詳細的指令。

但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樣，給每個人寫詳細指令的成本同樣太高。並且企業往往將決策權交給擁有信息優勢的個體，就算是直接面對顧客的客戶經理也有一定的自主權。細心的讀者已經知道這裡面的問題不完全合約和激勵是否兼容的問題。哈特和霍姆斯特羅姆對合約的研究獲得了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赫維茨，馬斯金和邁耶森則因為對激勵兼容問題的研究獲得了200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如何激勵團隊中的個體，保持企業的整體競爭力，又是一個科斯企業理論長出來的大問題。

阿羅指出，控制和激勵問題可以衍生出去，用到大組織例如國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用到小組織中的團隊領導與下屬的關係等。之所以控制和激勵的不同形式在大大小小不同形態的組織中存在，而不是價格機制配置一切資源，是因為價格雖然包含了很多信息，但不是所有信息都蘊含在價格之中。現在我們理解科斯定理的時候，當然就需要意識到其背後隱含的假設。不過，阿羅從科斯的論述中得出一個推論，就資源配置方式而言，主要依靠市場加上企業內部靠非價格機制調配的模式，好過市場配置一切資源，也好過中央集權和計劃經濟。

《信息經濟學》/阿羅 著/何寶玉等 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 他的凱旋

對學者來說，什麼「偉大」也大不過在學術發展的歷史上留下以自己命名的定理，更何況以阿羅命名的定理至少有兩個。

「阿羅-德布魯模型」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這個證明對經濟學的貢獻，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述（所以才用了模型）。你很難想像沒有地基的大廈，而阿羅-德布魯模型就是經濟學大廈的地基。更何況阿羅還提出了福利經濟學第一和第二定理。我以前聽黃有光老師講，自阿羅以後福利經濟學至少有三十年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話可能只是聽起來誇張了一點點而已，福利經濟學因為效應函數人際比較合加總的問題，沒有太大的進展，的確是實情。

而阿羅不可能性定理又讓多少經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為之傾倒。阿羅簡潔有力的證明在一個沒有獨裁的社會，如果個人能自由選擇，選擇不隨選項增減而變化，並且如果群體內每個人都偏好A選擇甚於B選擇、社會就一致認定A好於B，這樣一個社會是沒有辦法決定社會偏好的。換言之，社會偏好能形成，必然不符合「非獨裁、自由選擇、社會一致性」其中的一個或多個條件。

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我也就不多說了。倒是想推薦一下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為阿羅訪談錄寫的一個序言，我覺得很好概括了阿羅的成就。森為2016年新出的《倫理學與經濟學：阿羅訪談錄》一書寫了個序言，如果我沒有弄錯，這應該是阿羅生前的最後一本書了。森寫的序言的題目是The Triumphs of Kenneth Arrow。Triumph不太好翻譯，一般都說是成功啊，勝利啊，成就啊等等。我個人更加喜歡「凱旋」。

森是這麼評價阿羅的，說阿羅的天才早在博士論文中就展現得淋漓盡致。1950年的博士論文，次年以《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出版，不僅改變了人們對政治和經濟的認識，更奠定了阿羅作為一位傑出的社會思想家的地位。但重點是接下來的這一段評價：

阿羅為一系列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阿羅的貢獻包括理性人，市場運行，風險與不確定，信息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預的得失。這些只是阿羅選擇的上百個重要議題中的一部分，阿羅用傑出的闡釋改變了人們的認識。

這本書儘管是一本談話集，但阿羅的睿智在年歲的滋養下，道出來的東西反而更讓人心有感觸。例如阿羅說自己興趣廣泛，喜歡歷史，東一榔頭西一錘，念大學時不知道將來要幹嘛。擔心畢業找不到工作。雖然長於數學，但數學能當飯吃嗎？而且自己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大學教授。當然阿羅最後在數學系去學統計學，因為業界招聘統計學家。當然阿羅最後成了理論經濟學家，是因為他覺得不管是應用性的經濟學還是統計學，數字背後尚有真理待尋。

但上面的這段話，看似平常，卻很打動我。我也興趣廣泛，靠的都是後天努力自我限制，勉強在一個行當里還算深入下去了。但說實話，儘管小時候寫作文也寫過將來想當一個老師，但十年之前也想不到自己真的要去做教授。

我就不繼續引用了。森的序言並不長，但字字句句都是精妙總結。就像是提前寫好的悼詞。頂尖學者如森評價頂尖同行阿羅的工作，為什麼好看，是因為同樣作為頂尖學者，森完全明白要達到阿羅這樣的高度，需要付出的是多大的「看不見的」努力。阿羅喜歡登山，有一回應邀去北卡做講座，還專門提前一天到去登山。這或許部分解釋了他的高壽。感謝阿羅把他登上智識高峰後看到的風景告訴了我們。不然凡人如吾輩，攀登再久怕也難以企及如此高峰。

森在序言最後說：阿羅用天才和慈悲致力於理解和解決折磨人心的問題，世界何其有幸能從中獲益。這恰好應了詩人豪斯曼（A.E Housman）的詩句：兩煩偷閑去，胸涌意不平（my two troubles they reave me of rest， the brain in my head and the heart in my breast）。

以上就是阿羅2016年的工作，是他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里的奉獻。

這一年，阿羅94歲。

本文原標題《一個諾獎得主在94歲那一年的工作》

題圖為肯尼思·阿羅（1921年8月23日－2017年2月21日）

【作者簡介】

李華芳|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書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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