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自古以來」與走不出的「邊疆中國」

中國——如果可以把帝制時期的中華帝國，也稱為中國的話——它的現代疆域如何形成的？自古以來的中國，是現在的我們經常說的中國嗎？

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中討論的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日本的近代轉型對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正反影響，而這一篇文章旨在談論的，則是在此基礎上的，中國現代邊境和領土的形成。

一旦涉及領土，「自古以來」就是許多人的口頭禪。這幾乎拒絕了一切論證，而成為不可置疑的先驗真理。這樣的立論，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

事實上，從來都沒有自古以來的中國，沒有自古以來的中國疆域。最早的「中國」就是「華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華夏天下的初始範圍。

研究中國邊疆歷史問題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劉曉原，在其新著《邊疆中國》中認為，「如果非要強調中國疆域的久遠歷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來的地域，對於從華夏族嬗變而來的漢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區而已。」

劉曉原形容「歷史上的中國」，其疆域領土從來不是固定不變，也不存在自古以來，而是「如季節湖一樣」盈虧變化。

而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實際上脫胎於中華民國對清王朝疆域的繼承。

如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一書中追溯的孫中山與黑龍會的緊密關系，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講述了同樣的內容。

那便是革命黨人在革命之前，其設想並非繼承滿清疆域，而是主張放棄大量邊疆地帶，而組成一個徹底的漢人國家，然而，「到頭來，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廢墟上，謀求對中國所謂固有領土的統治。」

盡管如此，在晚清到中華民國之間，盡管民國繼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國疆域，但是無論疆域範圍的變化如何，疆域的性質，已經完全變化了——「領土屬性」的轉型，才是晚清到民國，中國邊疆的本質轉型。

從中華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內在矛盾

「天下中國」不難理解，無論是中原王朝對外擴張，還是外族入主中原形成的統一王朝，都是在「天下」的世界觀中，以中原為中心，構建的多層次皇權結構，這種結構，劉曉原稱之為「宗藩朝貢體系」。

在這種體制下，對於邊疆，要麽直接統治，要麽間接「羈縻」——上國與下國之間，地位尊卑有別，由內向外，親疏有別，而邊緣地帶，則從來模糊不清。

中國現代領土的來源，來自於十七世紀中期到十八世紀末，清帝國從擴大走向了鞏固的結果。東亞國際體系在此時，就是一個如同太陽系的體系，中華帝國是這一星系中的太陽，而其餘的則是行星。而與此相對，西方國家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後，就成為林立而競爭的平等民族國家體系。清帝國在此後的一個多世紀裏，卻以雄踞東亞大陸的東方強國地位，與西方列強長久對峙，直到鴉片戰爭的來臨。

在西方軍事、外交、貿易多重進攻之下，東亞固有的國際體系開始解體，東亞諸國，包括上國中華帝國，也包括朝貢的下國外藩，都按照「民族國家」的國際範式，對自身的國家形態、國際行為和立國理念推行重新建構。

而這一重新構建的過程包括，放棄對一系列「外藩」（如朝鮮、越南、緬甸等）的傳統「上國」地位，同時鞏固對「內藩」的直接統治主權，如蒙古、新疆、西藏、滿洲等。

這一構建的核心在於，外藩外國化，內藩內政化。

並且在此基礎上，放棄了余英時所言的傳統的「國際主義觀」，而是用法律條約，確立國家邊界和國內國際主權，以萬國之一的平等身份，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展開競爭。

而民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則堅持了對前清疆域的繼承，顧維鈞曾在巴黎和會上直言，「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是憲法明文規定的，中國代表團拒絕討論任何企圖更改中國領土邊界的議題。」

但在此期間，中華民族的構建，如王柯和劉曉原都觀察到的那樣，實際上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政治話語的構建——此後，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即便是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國際主義，也從未真正地擺脫民族主義，而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

王柯認為，中國在近代錯誤地學習了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經驗，而讓中國此後百年的民族與邊疆問題陷入困境。這也是民族國家範式的固有尷尬之一，劉曉原在《邊疆中國》中解釋，「世界上的民族國家多是多民族共同體，極少單一民族國家。於是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就成為民族國家範式不可化解的一對內在矛盾。」

由於在構建中華民族之初的漢人中心主義，民國在繼承滿清疆土時的精英決定，以及其後的民國向共和國的轉型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都讓中國並未成為一個「整合國家」，而只是一個「邊疆國家」。

這是因為，中國國家形態的現代化，招致了西方國際關系體系的「固有困境」，即——

「在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承認民族自決權而產生的矛盾。而族群間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國家間的清晰政治邊界絕難調和」。

在劉曉原的論述中，美國在100年前終於成為一個「整合國家」，成為共同調和的民族大熔爐，不必再擔心分裂。而中國經過了兩個世紀的轉型、革命與戰爭之後，在疆域統合上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仍然依靠強力而非凝聚力，邊境時常處於威脅和憂慮之中。

帝國之後，領土屬性的變遷

歷史學家查爾斯·梅爾註意到，二十世紀的歷史研究過於著重於意識形態沖突、大規模政治迫害、種族滅絕，以及戰爭對平民百姓的毀滅，而忽視了「領土屬性」（territoriality）問題及其危機。

梅爾認為，歐洲主要國家國內和外交事務，到十七世紀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本國國土尚無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屬只能提供幾種差別甚大的粗略估計。到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和法國才分別完成了用近代勘測技術繪制的國家全圖。

到十八世紀初，歐洲國家領土各自完成分離，與此同時專職外交機構。而與此同時，清朝則入主中原，鞏固了東亞國際體系。事實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前葉，清帝國在勘疆劃界方面與歐洲國家並駕齊驅，1646年多爾袞命令，對清帝國土地全面勘查。其後，康熙同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這開創了雙邊協定的先例。

但這並沒有成為中國領土屬性向近代轉型的契機。近代歐洲勘界繪圖是在「民族國家」國際競爭機制下的政治競爭行為。而清王朝的勘定疆界，卻並非如此，只是為了彰顯皇統的目的。而伺候的一個多世紀，歐洲在民族國家道路上走向極致，清朝也將東亞的「天朝體系」和「一國多制」傳統發揮到極致。

而中國領土屬性在鴉片戰爭後的轉型，也意味著東亞體系的解體，東亞各國從此擺脫了中華帝國的同心圓結構，而變成歐洲式的民族國家。

現代人很難理解清朝為什麽會在19世紀末，為了越南、朝鮮，不惜開戰，而實際上，在清朝眼裏，越南、朝鮮，是為「外藩」，也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但最終，清王朝也不得不接受「西國公法」，而將越南、朝鮮視為萬國之一，與自己不再有高低之分——當然，更大的事實是，清王朝與其外藩，都成為了西方的殖民地。

歷史學界現在已經不再將帝制中國稱為「封建王朝」，因為「封建」的意義，就是「封土地，建諸侯」，而秦以後的中華帝國，很顯然已不再是傳統西歐意義上的封建。但在劉曉原的論述中，他仍然將清帝國視為「封建集權」，按他的理解，可以視為「在中央地區的高度集權」，和「在邊緣地區的廣封眾建」。

而中國領土的轉型，就是「在一種地域範圍內喪失封建相對主權，在另一種地域範圍內確立近代絕對主權的過程。」

領土屬性轉型，國家主權職能及相應機構，還有國家行為也會隨之變化。

首先，天朝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邊界。在列強的壓迫與中國自身的反抗過程中，中國近代疆域畫於何處，最終取決於中外雙方實力的變化，而形式，則採取了國際法的條約模式。疆界一經劃定，中國在其外，喪失的是封建相對主權。在其內，則獲得的是近代絕對主權。也因此，這不單單是領土的量的變化，而是屬性的質的改變——「歷史上的中國」在領土縮小之後，終於形成了近現代的中國疆域。

與此同時產生的，則是外務的產生，這是領土屬性改變的題中之意。在乾隆時代，清廷把荷蘭、法國、美國等與朝鮮、日本、琉球同列為「東夷」，盡管統治者眼中的環宇有所擴大，但很顯然，宇宙中的中心之國，仍然非天朝莫屬。晚清政府，則終於有了總理衙門，這是中國外交部的前身，在1861年開始辦公。

傳統東亞國際體系尊崇的是一元的等級尊卑，而近代國陳體系則奉行的是多元平等原則。天朝的世界觀，完全無法對付歐風美雨。只有總理衙門，才能用國際制度，來盡可能約束列強在中國的行為。

與外務相對，國內主權隨之擴展。章炳麟在1928年修訂的《三字經》啟蒙那時的幼童，「古九州，今改制，稱行省，二十二。」這反映了人們對民國的一種認識，這種沿革從晚清開始。因為國界的確定，從19世紀後期開始，同其他一切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一樣，清政府採取了各種措施，強化它對邊疆地區的控制。這便是外藩外交化，內藩內政化。

在劉曉原看來，這些內政措施，迥異於封建集權時代的邊疆政策，因此，「所有這些內政措施對邊疆社會的沖擊不亞於外部勢為滲透，在當地引起的社會震蕩。由於地緣、宗教、社會、民族、國際環境的種種因素，所謂蒙古、西藏、新疆問題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至今，成為現代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為政者所必須關註的問題。」

而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一次現代領土屬性的傳承和改變——它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改革為主要特徵。

但此後的中國並未同日本一樣變成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在1949年以後，選擇了革命國家的道路，這一社會主義國際體系，與民族國家體系的平等原則和利益觀念背道而馳。

劉曉原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體系未能持久，而是在20世紀末全面崩潰。

這一點，也是王柯在《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系》中所欠缺的。他的論述過於強調了日本對中國近代的影響，而忽視了蘇聯。很遺憾的是，劉曉原對此沒有更多的論述，他認為，「革命國家對現代國際體系結構有何影響，尚待進一步研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更多來自於史料的不充分。

無論蘇聯所造就的影響如何，東亞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列強壓迫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體系，到如今仍未進入穩定狀態，而時常產生沖突與仇恨。盡管東西方國際體系不再迥異，而變得趨同，但並非所有亞洲國家都變成了自己「民族國家」的最終形式。

梅爾認為民族國家正在消亡，我在采訪許倬雲等歷史學家時，他們也同樣持有這一觀點，然而歐洲走向聯合，是在類似於法德這樣的歷史死敵取得全面和解的基礎之上而造就的。按照孫崎享在《日本的國境問題》中的主張，要中日和解，亞洲建立類似於歐盟的組織——但很顯然，這並不現實。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許多矛盾並未解決，其自身也面臨著邊緣地帶的統合問題。南北朝鮮和臺灣問題性質類似，都是冷戰的遺留問題。

而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成為完全的統合國家之前，都是民族國家道路上，一直潛在的炸彈。

回望辛亥：為什麽五族共和？

孫中山提出的著名命題，便是五族共和——但大量史料證明，孫中山自己也不相信這一命題。孫中山的最終理想，實際上就是建立一個漢族主導的民族國家，而「五族共和」，實則是「同化」其他民族。

辛亥之前，革命還是改良一度成為社會爭論焦點。在《時代劇變，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 如何尋找秩序與意義? 》中，通過歷史學家張灝的論述，追溯了四個分屬兩派不同主張的知識分子的時代意見，核心的是，革命派關註漢人的主權問題，立憲派則關註漢人的權利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在中國如何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條件，產生了紛爭。立憲黨人主張整合國內各民族，而革命黨人則認為，必須以站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為主體。

如前文所說，在晚清，中國已經朝向民族國家開始轉型，但那時候的中國領土，不是「雄雞狀」，而是海棠葉形狀——

「勾勒這片秋海棠葉的國際邊界線不再是中國與個別鄰邦之間的私相承諾，而是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公開約定；不再是天朝帝王意誌的體現，而是以國際法為根據的實踐；不再是模糊、遊移的邊疆地帶，而是相對固定的國家分界。」

過去的邊疆政策，其實質是隔離中國本部與疆部，而現在，則開始使用改土歸流、移民實邊、蒙藏建省以及相關的經濟、文化、交通建設等手段，對帝國疆域內滿、漢蒙、回藏五大區域進行整合。

中國的近代領土屬性轉型是一項復雜、持久、龐大的國際工程。首當其沖的一個間題是，何為中國？是漢人的中國，還是多民族的中國？

這一點，在20世紀初爭議極大，孫中山自身，也搖擺不定，並且更傾向於漢人為主的觀念，在其實踐中，五族共和也從未真正實現。

章炳麟則更加極端，章炳麟不贊同繼承異族王朝的疆域，而要恢復到漢、明時期的疆域，那才是漢族正統。於是在章炳麟眼中，在清朝與中國形同異國的緬、朝、越變成中華民國「必當恢復」的領土；而在清代內附且至清末已明白劃在中國近代國際疆界之內的蒙、回、藏部，反而成了可以「任其去來」的「荒服」。

這種荒謬的異想天開，其實是因為章炳麟對漢人民族建國的構想，因此，章炳麟在民族構建與疆域規劃問題上，「舍近（清）求遠（漢、明），為中華民國設計了一條穿越時空之路。」

這種大辯論之下的革命實踐，在辛亥革命之後告一段落，民國仍然繼承的是大清的疆域，而非漢明的疆土——這也不可能實現。

「五族共和」的公式，也在辛亥革命之後的各方妥協下，成為清朝「五大子民」的進化體——但從此後中華民國的發展看，劉曉原認為，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最不真實的命題之一」。

首先，中國國內民族的數量遠遠大於五族，其次，五族共和是漢、滿精英的妥協，並不是五族的妥協——而其後的中國，也事實上進入了以蒙古、西藏分離為開端的大分裂時期。

事實上，中國國內民族的數量大大超過五族。而同時，五族共和是漢、滿精英的妥協，並不是五族之間達成的。

五族共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將清帝圓五域維系在民國之內，而中國實際上卻進入了以分離為開端的大分裂時期——外懞直接獨立，最終成為無可挽回的結局。

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發布宣言書，彼時他表達了強烈的國家整合意識，強調民族、領土、軍政、內治的統一：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但這些目標，在民國時代，一樣都未能實現。因此，回望辛亥，劉曉原認為，辛亥的成就在於「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正名和恢復主政地位，並使中國在國家組織形式上進入現代國家之列。」

而其失敗之處，則是民國「未能有效地繼續晩清開始的國家整合，順利地完成從帝國到民國的在疆域、人民方面的繼承。」

康有為曾預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但不同於責罵革命派應該承擔全部責任的楊度，康有為承認，「蒙、藏之自立於革命之前，則不能盡責於今政府矣」。或許，沒有人能夠回答，倘若沒有辛亥革命，而是立憲成功，蒙、藏將會是何種情形？

在共和與立憲的爭論中，也出現過一種折中的「帝國共和主義」，主張留皇音虛名，行共和之實——但這種方式，無論是袁世凱，還是革命黨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於是，辛亥革命的實現，迅速導致了蒙藏的解脫，並且按照王柯所言，以「勤王」滿清的借口，脫離了民國。在王柯那裏，革命者的民族建國論應該負首要責任，而劉曉原則認為：

「邊疆動蕩或許是中國在新的政治基礎上構建民族國家所必須出的代價，歷史研究不應因此而苛責1911年致力於締造新國家的命者。」

其實，對於1902年的孫中山而言，他和章炳麟沒有本質的差別，對於清帝國的疆域，他主張是「因其勢順其情」，而非一定要繼承清帝國的疆域。

因為在孫中山眼中，「無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邊疆地區，其為列強所佔據，而「無可分割」的則是在過去五六百年間「如金甌之固，從無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

而10年以後，孫中山在他的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言論，就受到了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在這時候又認可了這一方案，從而主張繼承滿清的海棠葉疆域——到這時候，便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形容的，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疆域，實質上是「把民族的緊窄外皮拉扯到帝國的巨大軀體之上」。

因此，這種中國大一統觀念在二十世紀的延續，劉曉原認為，「更應歸功於在世紀之交尋求穩定的滿清政府和立憲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黨。」

但在民國以後，孫中山逐漸顯示出對五族共和的摒棄，他主張的並非五族共和，而是「五域整合」。他對五族共和保持懷疑，並且認為蒙藏地區的人，並不懂什麽是共和，所以才屢屢發生背謬民國的事情。

這和立憲派的觀點類似，辛亥以前，立憲派的觀點認為，滿、蒙、回、藏尚未進入「國民社會」，因此中國不可驟行共和制度。

但孫中山放棄「五族共和」的最重要原因，並非因為邊疆地區的落後，而是深感「中國本部政治局勢的糜爛和漢族自身國民程度的久缺。」

劉曉原認為，使孫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韃虜」之驅逐和「中華」之恢復，帶來的卻是五族離散，中原板蕩。他不得不在失去滿清這個對立面的情況下重新定義民族主義，以為繼續進行革命的主導思想。

而孫中山的改造結果便是，「將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從中國之內轉向中國之外，並使民族主義的主旨擺脫五族多元觀念的幹擾，重歸華夏一元的正統。」

因此，在1919年的《三民主義》手稿中，孫中山指斥，「五族共和」為辛亥之際「無知妄作者」所創，為官僚舊黨所附和，荒唐之極。

從此以後，孫中反對講五族的民族主義，強調必須大講漢族的民族主義，使漢族同化其他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民族國家。

劉曉原發現，孫中山在1919年以後的講話和文件中，以及在後來廣為流傳的有關三民主義的講演中，將漢族民族主義提升到「國族主義」。

孫中山從此變成了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這，他認為，秦漢以來，中國歷史上的國家都是一個民族組成，在演講中，他憤然漢族以四萬萬之眾，卻未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的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沒有成功」。

而對於其餘四族，在孫中山眼中，就成為了摻雜在漢人當中的極小部分人口，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意義可以忽略不計，而他們此時還在列強控制之下，將來只有在漢族的幫助下才能獲得拯救。同化為漢族，成為了孫中山此後的核心思想。

而共產主義在一戰之後的到來，則又讓中國的民族思潮經歷了新的碰撞。

巴黎和會、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蘇俄謀華等等一系列事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此以後，「民族自決」開始進入中國政治。但很大程度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面向邊疆地帶使用「自決權」和「自由聯合」時，都是為了取得莫斯科對中國革命政黨的信任——共產黨自不必說，國民黨在改組後，也變成一個半列寧主義政黨。

劉曉原認為，「在兩黨以後的歷史中，這些語句從未超出宣傳上的意義，在實踐中帶來的只有尷尬。」

這是因為，兩個新型政黨以這種列寧主義登上歷史舞臺時，中國早已大分裂。而至此以後，劉曉原認為，獨立思想者的大辯論時代也成為過去，民族將被黨族所代替。

在這一對「五族共和」的理解、揚棄的發展變遷過程中，無論是國共，其出發點，都以漢族為中心。

而孫中山作為「中華民族」的政治締造者，在其後，雖然顯示出從孤立的漢族立場，轉向包容他族的國族立場，但其族群政治的出發點，基本延續了辛亥前革命黨的一元立場，而非多元立場，因此，同化政策才是孫中山後期的核心。這種堅持，到了蘇俄影響傳入中國，並對國民黨造成深遠影響後，也沒有達到改變。

唯獨，孫中山在國家地緣形體和民族構成上，全盤接受了曾經的論敵立憲派的觀點，在事實上繼承了清王朝帝國。但這種繼承並非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結構，而只剩下疆域的繼承，「辛亥妥協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漢族為中心的五域統合理念所取代。」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五族共和」在事實上，確立了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主體民族——漢族。在此後抗日戰爭中，無論國共，都以民族主義為大旗，而建構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則更加強了漢族主題政治的意識。很多年以後，人們也就淡忘了，1911年以後的「五族共和」，只是東部中國政治精英的短暫共識，「蒙藏回部不僅未參與，甚至用勤王分裂等行動，表達了反對。

劉曉原看到，盡管「五族共和」是一個不真實的命題，也沒有得到蒙藏回部的認同，但其仍然承認了各族「心理」訴求的合理性，而這種承認，在以後中國政黨的綱領中不復存在——國共在野時，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邊疆民族的分離心態和自治要求給於肯定，但在自己主政以後，都調轉槍頭，不再提及民族自決。

而理想的「五族共和」，直到現在，也終歸沒有真正的實現。

走不出的邊疆中國

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族共和」變成了民族區域自治，但從根本上，中國仍未走出「邊疆中國」。

在劉曉原看來，無論中外，中國現代史都長期缺乏對「邊疆」主題的研究，中國學者致力於研究中國歷史的大一統如何被帝國主義破壞，如何喪失土地，是一種「失地學派」。而西方學者則把清王朝與帝國主義聯系起來，從帝國角度研究民族沖突，是一種「帝國學派」。

但這些學術作品，並未對中國邊疆的地位、屬性，以及作為邊疆國家的中國有更多思考。

在歷史上，中國一直具有「邊疆國家」特徵，歐文·拉鐵摩爾概括道，中國歷史的邊疆特徵，要麽是邊疆及以外的王朝向內運動，實現對中國的全面控制；要麽是建立於中國的王朝向外運動，取得對邊疆甚至更遠地區的控制。

所以中國從來不存在「自古以來」，相反，自古以來，中國的邊疆都處於變化的過程，並且成為漢族與非漢民族之間的交往或隔離、同化或抵抗、戰爭與和平的歷史過程。

美國在1890年宣布了「開拓者邊疆」的終結，距離美國建國100年以後。而中國的邊疆變化，則到如今，仍未最終結束。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身分在1912年元旦致詞中宣示：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用宣稱民族統一，以及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範圍，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創，而從此，中國也進入了新的政治進程。如上所述，「五族共和」在後來的實踐中並未真正發生。中國到目前為止，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切實的多民族共同體，而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基本上是一個被國族化的漢族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族群政治並未宣告「歷史的終結」，而是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從民國到如今，繼續延續著。

共產主義者在1920年代以後登上歷史舞臺，按照意識形態，他們本不應成為民族主義者，而是在全世界範圍之內開展階級鬥爭，超越國境，超越民族。在其創始之初，中共是共產國際的分支，是蘇俄謀華的一步棋子。劉曉原分析，在那時候，「共產主義者信奉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倡導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地邊疆人民的民族自決。」而這也被認為是針砭中國頑疾、回生中華民族的良方。

是毛澤東的革命策略，導致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自然而然引領了中共的本土化。到抗日戰爭時期時，民族主義不再是共產黨人批判的資產階級陷阱，而是要與國民黨競爭取得民心的旗幟。

也因此，毛澤東在1935年曾公開對內蒙古宣稱，「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的組織起來。總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到了1938年，毛澤東則在《論新階級》中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各民族面已有平等權利在共同抗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新的表述裏，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讓這一政策主張延續下去，至此以後，中國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與中國國家的民族化，仍在進程之中，並且比之於積貧積弱、處於動蕩世界中的民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境遇好得太多。

在1949年後的兩年中，無論是政治還是領土，中華民族都實現了對中國東、南各省以及西、北邊疆的全面覆蓋。劉曉原評論道，「中國共產黨由此完成了國民黨所未能做到的使中國從政黨觀念，向民族實體的擴展，由此繼國民黨打造黨國之後，完成了黨族的構建。」

內蒙的自治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成功經驗，亦即「容忍一個邊疆民族在某種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實可以促進它與中國內地政治同質化的重大進展。」

於是，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協商會議中產生的《共同綱領》「代憲法」，宣布民族區域自治作為重大國策。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引入，也導致了中央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民族進行識別確認，最終確定了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

在直接的政治結果中，55個少數民族的確認，「有助於淡化諸如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的邊疆民族區域的特殊性」。

蘇聯領導人後來認為中共領導人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這基本是不錯的。中共領袖和其敵對的國民黨前任，在邊疆問題上沒有更大的差別，而是同樣決心繼承清王朝的遺產。

民族區域自治是逐步實施的——在1949年以後的5年裏，內蒙古是一個自治區，新疆是一個省，西藏是一個「地方」。到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勝利了」。

但這一制度並未更長久的堅持，因為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迴避的宏偉目標。而這也導致，邊疆中國的實質，並未得到改善。

劉曉原分析道，這種民族區域自治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仍然存在三個尚待解決的難題。

邊疆民族其實大大迥異於內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這種特殊性並不會因為它們都被稱為「少數民族」而消滅。而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決，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對於邊疆分離主義的克服，但是否能取得各方的認可，則是未解的難題。最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終目標，使得邊疆與內地都最終實現政治同質化，這註定導致原本邊疆與內地合作的氣氛變得緊張劇烈。

文革期間，這種沖突變得更加劇烈。而拉鐵摩爾對於中國是「邊疆中國」的論斷，則仍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邊疆政治的爭執以新的方式延續。迄今為止，民族邊疆與中國內地被一種超民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捆綁在一起，但反應的主要是中國內地漢族的政治意誌。

也因此，盡管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自己的國際邊界，「然而，在過了一個甲子之後，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邊疆狀態依然在延續。」

劉曉原在本書終結處，並未給出如何走出邊疆中國的方式和時間，而只是給出了美國的經驗，美國用了近120年才結束自己的邊疆狀態，變成一個整合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的兩倍時長。

至少現在看上去，邊疆中國，仍然走不出這幅員遼闊的邊疆。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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