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個倭寇就能橫行明朝腹地深至守軍10萬的南京，你可知為什麼

公元1555年，正是倭寇之患威脅著東南沿海之際，濱海各省飽受倭寇的蹂躪。而就在這時，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軍事奇蹟出現了：一股50人的倭寇，登陸後進入明朝腹地如入無人之境，甚至在當時守軍10萬的陪都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後，毫髮無損地退回到武進。

雖然這股倭寇後來逃避不了被殲滅的命運，但他們一路走過竟殺傷了高達四千的民眾。這一年，戚繼光剛剛調赴浙江。雖然往後的倭患逐漸被平息，但造成明朝在抗倭戰爭開始以前的這種奇怪的社會、軍事奇觀，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鑒於唐朝藩鎮的危害，明朝自洪武開始，便和宋朝一樣具有一種重文輕武的趨向。自明朝建立之初到1555年倭患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這種重文輕武的大勢已經發展了快200年。這段時間，文官地位不斷上升，幾乎可以說達到了最高點。而這種趨勢造成的武將地位的下降，卻反之可以說達到了最低點。

文官與武官的水火不容，其實可以追溯到二者的施政原則上。

對於文官來說，他們一直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為施政的前提。換句話說，如果事情發展到了必須要使用武力來解決，便是他們在施政上的失敗。因此在文官集團中，他們形成了這樣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不能把力量作為權威。而這種文官們所忌憚的力量，就是指武將手中所握有的軍事力量。

而對於武將來說，他們的原則卻在於實效而不避極端。這取決於他們在戰場上培養出的準確的選擇能力和決心：在衝鋒陷陣中要求集中全力對敵人的重點作猛烈打擊；而在退守防禦時需要考慮地形的險要和工事的完善，若不可守就要果斷放棄；而在戰鬥勝利時，便要一心擴大戰果，而不因考慮其它問題而猶豫。他們在職業上所培養出的氣質，和文官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此處為何要說是格格不入呢？這是因為對於文官來說，在戰場上，武將的當機立斷和指揮部隊迅速投入戰鬥是貪功輕進、好勇嗜殺；而若是武將按兵不動、等待有利戰機，卻是畏敵不前、玩敵養寇。文官在讀書中形成的對於孔孟之道的理解，使得他們在觀念上產生了對武將的輕視，由此產生了這些無理的指責。而這種觀念的產生，卻也離不開帝國政府重文輕武的風氣。

文武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本身對文的偏向，導致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這便是軍人能力的低下。

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為在這種重文輕武的大環境下，當權者認為一個將領更應該具備的素質不是清晰的頭腦，而是勇敢粗豪的戰鬥豪情。這便使得帝國對武人的選拔上對那些軍事才子大為排擠。最簡單的例子無非有兩個：

一是戚繼光受命到東南平定倭患時，他雖然具有非常人的眼光，並且在沙場上屢建奇功，但卻時不時遭到朝中文人的彈劾陷害；而在遼東戰役中戰死的杜松卻與之相反，他因為粗蠻的性格和與大將應有鎮定從容截然不同的風範，被努爾哈赤戲稱為「杜瘋子」。這兩人同為一朝之將，但帝國竟然卻都曾委之以重任，可見朝廷在武將的任命上並不設多大的門檻，甚至有悖於常理。

武官的選拔確實讓人奇怪，但其實在只要追溯到武人的成長之路，便不難解釋了。帝國對軍官的任命多數是子承父業的形式，但對於高級軍官的子孫往往採取降級任用的方式。雖然明朝中期開始推行武舉，但外表可以招攬人才的考試其實只是重在考核刀槍弓馬的嫻熟度。文官主持的考試雖然也包含於其中，但其所考內容卻與軍事科學大相庭徑。

在地方上，各地的武學也不授以軍事之應備知識，儒學經典反而成為主修課程。而教學的進度，竟也「每日總授不過二百字」。

朝廷與地方對於軍才的培養，造就了一大批「杜瘋子」之類的一勇之夫也就不足為怪了。也難怪明朝的這種大環境，出現戚繼光這種運籌帷幄的名將確實少數。

武將的低能以及文人對武力的輕視，同時也造成了軍隊裝備上的落後與武備的鬆弛，這導致了帝國在軍事能力上不斷走下坡路。而這，也正是50個倭寇能夠深入明朝腹地，在守軍10萬的南京城前毫髮無損地兜了一圈並「拍拍屁股回家」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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