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錢其琛：談判桌上綿里藏針，天生的外交談判家，被外媒稱為中國「外交教父」

逝者錢其琛：談判桌上綿里藏針，天生的外交談判家，被外媒稱為中國「外交教父」

2017-05-18 中國新聞周刊

「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強硬，

而是知道國家的核心利益在哪裡」

2003年「兩會」期間，錢其琛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圖｜中新

外交破局者錢其琛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宋春丹 黃衛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18日總第804期《中國新聞周刊》

北京時間5月9日22時30分剛過，曾經擔任錢其琛秘書、跟隨他10年之久的沈國放獲悉了他於半小時前去世的消息。

一個月前，沈國放去北京醫院探望了錢其琛。錢其琛雙目緊閉，聽到他說話，只睜開眼睛看了下他。錢其琛住院三年來，他每兩個月會去醫院探望一次，但已經無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獲悉錢其琛已處於搶救狀態，心裡有了不好的預感。但接到消息時，還是難以接受恩師離去的事實，更為自己因在美國公幹無法趕回來參加遺體告別儀式而難過不已。

錢其琛被一些外國媒體稱為中國「外交教父」，沈國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沒有這樣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確視他為師。

錢其琛是改革開放後任職時間最長的中國外長。公認的是，他擔任外長的十年中，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最困難、最複雜的時期。他以原則和靈活兼備的審時度勢，以外柔內韌、寵辱不驚的特有風格，突破了困局，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學運出身

「我從不記日記。這是年輕時七年地下黨工作養成的習慣，不留片紙隻字，一切只憑記憶。」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這樣寫道。

1942年，14歲的錢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很快擔任了該校的黨支部書記。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學剛畢業的他被提拔到中學區委，開始與比他年長3歲的錢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歲的人民日報社原社長錢李仁突然聽兒子說，錢其琛去世了。他趕快打開電腦上網去看，消息沒錯。關上電腦，他開始儘力回憶他們年輕時在一起戰鬥的時光，但時隔太久了，那些記憶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當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轄中共上海市委，根據工作對象，市委又分為工人運動委員會、學生運動委員會（學委）等，學委下轄若干個大學區委、專科區委、中學區委，每個區委再聯繫若干學校支部。錢李仁和錢其琛都是中學區委委員。

錢李仁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錢其琛在黨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區委，這種情況很少見。他覺得，原因之一是錢其琛頭腦十分靈活。他在會上話不多，有事說事，工作中懂得運用「辯證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響，反面事物會開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於做靈活細緻的群眾工作。例如，對於那些死讀書、不關心政治的，就引經據典，用孟子的「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等話語，來引導對方認識到國難當頭的時局。

他們主要利用上海租界為據點，組織學生運動。區委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每周或兩周開一次會，地點就在條件比較合適的委員家中，平時則很難見面。

當時工作都靠腦子記，實在需要稍作記錄，也要用代號。錢李仁還能記起的有：s指代黨員，y指幹部，z指一般積極分子，m指普通群眾，3s就是3個黨員。不能使用工作筆記本，只能記在一些不顯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後，記錄要儘快銷毀。

1947年，上海地下黨組織機構調整，學委下面加設中學委員會，管轄所有的中學區委。錢李仁被任命為中學委員會書記，委員三四人，是從40來人的中學區委委員中選出的，錢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為迎接解放，市委機構再次調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對象劃分，而按地區和界別劃分。錢其琛分到徐匯、長寧、楊浦聯合區，錢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團體聯合會黨組，兩人就此分開。

錢其琛在上海的公開身份是《大公報》職員。他1945年高中畢業後進入該報館，在上海館會計科做財務工作，後調入總管理處做稽核工作。

《大公報》老人劉誠對媒體回憶，錢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離開了報館。此前大家竟一點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產黨員。

劉誠說，錢其琛非常念舊，後來身居高位，依然與《大公報》老同事保持聯繫。「偶然有見面，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很詫異，覺得他這麼大的官，怎麼對這幫老頭老太太這麼客氣？工作人員不了解，我們在年輕時候就相識了。」

1948年冬後，錢李仁和錢其琛工作上再無交集，但他們依然保持著聯繫。離休後，每逢春節，錢李仁都會給錢其琛寄一張賀卡，錢其琛會回寄一張簽有自己名字的賀卡。

2004年，錢其琛出版《外交十記》，專門送了錢李仁一本。錢李仁的夫人身體抱恙，錢其琛也曾來探望。

錢李仁說：「這說明一直到年老時，他還是記得當年的友誼的。我也深切懷念當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錢其琛的身體每況愈下，錢李仁有時會去醫院探望他，但他已經說不出什麼話了。2015年，錢李仁又去醫院探望了他，這是他們所見的最後一面。

十年在蘇、兩赴非洲

建國後，錢其琛進入共青團系統，任共青團上海市徐匯、長寧、楊浦區委書記。1953年，他調任團中央辦公廳研究員。

1954年8月，錢其琛被選派到蘇聯中央團校學習。那一年他26歲，女兒剛出生20多天。

從1951年起，共青團中央每年選派團幹部去蘇聯中央團校學習，為期一年。錢其琛參加的是第4期，19名學員，加兩名翻譯。赴蘇之前，他們只受了半個月的俄語訓練。

團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鎮威什尼亞基，學校周圍有一片白樺林和一片湖泊。除課堂學習外，學員們冬季還要學習滑雪，平時經常外出參觀，還去莫斯科大劇院看芭蕾舞《天鵝湖》，聽歌劇。

畢業後，錢其琛被分配到中國駐蘇大使館，在留學生管理處擔任二等秘書，後升任副主任。那期間，他幾乎跑遍了有中國留學生的所有蘇聯院校。1960年，他調任使館研究室主任。

1962年，錢其琛奉調回國。這時，他已整整在蘇聯待了8年，見證了中蘇關係從蜜月期到惡化的過程。

回國後，他進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併入教育部），先後擔任了留學生司處長、對外司副司長。

1964年，他隨部長楊秀峰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馬里和幾內亞四國，歷時一個半月，同行的還有季羨林等人。在非洲，他們受到了熱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禮，群眾揮手致意，兒童高呼「周恩來！周恩來！」（周恩來剛訪問非洲。）這成為了錢其琛「非洲情結」的起點。

文革開始後，他受到衝擊，下放到位於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幹校勞動。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調令，調往外交部，擔任駐蘇使館政務參贊。

駐蘇使館相當冷清，沒有多少外交業務。除了一些禮節性拜會，不是向蘇聯提出抗議，就是駁回對方的抗議。

使館人員被盯梢是家常便飯。有一次，錢其琛乾脆直接對「盯梢」的人說：你跟在後面太辛苦了，我們正好不認識路，還是請你到前面來，給我們帶路吧。對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錢其琛被任命為駐幾內亞大使兼駐幾內亞比索大使，重返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他發現，風光依舊，但在經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當年人們隨民族獨立運動所迸發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

中幾關係非常友好，但兩國晴朗的天空偶爾也會飄過中蘇對抗的陰雲。

1976年11月，錢其琛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至此，他的外交生涯開始踏上快車道。

從新聞司長到外交部長

1976年，王嵎生進入了外交部新聞司，從科員到處長，一直在錢其琛的領導下工作。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對錢其琛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穩，很注意方針政策，注意兼顧各方利益、兼聽不同觀點。

王嵎生說，外交部新聞司主管國際形勢分析，每天要向中央反映國際動向和輿論導向。錢其琛非常注重為中央提供高質量參考。

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實施南下印度洋戰略，國際上眾說紛紜。當時中美剛建交不久，外交部新聞司把向中央反映美國的輿論動態作為工作重點。錢其琛要求，簡報要短，內容要詳實。

新聞司為此搜集了成百上千篇相關文章，但寫成《新情況》簡報後，不到1000字，標題為《美國怎麼辦》，包含六條主要觀點。此前，新聞司從沒有做過這樣簡短的簡報。

8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一再就美對台軍售提出抗議，中央很關注美國的輿論動向。這時，美國一家周刊發表文章《中國無法不吞下這顆「苦果」》，聲稱中國當時的主要對手是蘇聯，中國擔心蘇聯的威脅而有求於美國，所以最終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

新聞司很快將文章直譯出來，登在外交部內刊《新情況》上，標題為《中國果真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嗎？》。錢其琛看後，迅速報送外交部領導和中央領導。鄧小平當天在簡報上批示：要中國吞下這顆苦果，沒門。他指示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第二天在北京機場為結束訪華的美國國務卿黑格送行時，一定要明確告知。

經過努力，美國終於與中國簽署了針對台灣問題的《八一七公報》。

1978年，沈國放從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畢業，也進入了外交部新聞司。

這期間，他幾次隨錢其琛出差，其中一次是陪外國記者去西藏訪問，接觸較多。兩人還是同一個黨小組的成員，過組織生活發言時常有交流。他想，可能就是這些接觸，讓錢其琛了解了他，為他日後擔任錢其琛的秘書打下了基礎。

在錢其琛擔任新聞司司長時期，外交部開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建立新聞發言人的契機，是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發表的講話。針對其中釋放的改善蘇中關係的信號，鄧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應。

作為外交部也是新中國首位新聞發言人，錢其琛在外交部主樓門廳召開了沒有座位的新聞發布會，發布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聲明：「注意」到了講話，「堅決拒絕」對中國的攻擊，「重視」實際行動。沒有問答環節，發布會就結束了。

這是錢其琛以新聞發言人身份第一次主持發布會，也是最後一次。一個多月後，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主管蘇聯東歐事務和新聞司工作。

1984年，經錢其琛本人推薦，沈國放從新聞司調到外交部辦公廳，成為錢的秘書，直到1993年底調回新聞司擔任副司長，歷時10年，是跟隨他時間最長的秘書（1988年錢升任外交部部長後增加了一名秘書，1991年擔任國務委員後又增加了一名）。

在外交部副部長任上，錢其琛從1982年起擔任了中國政府特使，與蘇聯就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政治磋商。1987年，兩國恢復了邊界談判，他又出任參與談判的中方代表團團長。政治磋商和邊界談判一般一年各兩次，一次在中國，一次在蘇聯。

政治磋商共進行了12輪，直到1989年中蘇舉行高級會晤、實現關係正常化。錢其琛主持了其中11輪。

他沒有主持第12輪。因為，1988年4月，他接替吳學謙，出任中國外長。

1988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聯合國總部

會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資料圖片）

1989年6月7日至10日，錢其琛外長對古巴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這是1960年古巴革命後第一位訪古的中國外長。

圖為卡斯特羅主席在革命宮親自為錢外長舉行歡迎宴會。（資料圖片）

突破外交封鎖

就在錢其琛擔任外長的第二年，北京發生政治風波，西方對中國實行外交封鎖。他在《外交十記》中感嘆：一時電閃雷鳴，烏雲翻滾，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味道。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對外關係指導方針和中央的指示，錢其琛抓住一切機會擴大對外交往，開始一點一點為外交破局。

利用海灣戰爭的契機，和美國周旋；以西方制裁中國的聯合陣線中「最薄弱的一環」日本為突破口，「分化瓦解」；鞏固非洲老朋友的支持，開創了中國外長每年制度化訪問非洲國家的先例……都是其中的步驟。

沈國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錢其琛是一個天生的外交談判家，冷靜從容，綿里藏針，既堅持原則，又體現靈活。錢其琛常說，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強硬，而是知道國家的核心利益在哪裡。要懂得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問題上，做出合適的妥協。

1991年11月15日，美國國務卿貝克訪華，這是1989年6月以來美國國務卿首次訪華。貝克說，他這次來，等於「裝滿了中國的籃子」，現在他需要中國給他的3隻空籃子（防武器擴散、經貿合作、人權）里裝滿東西。而中方則希望美國支持恢復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於是，雙方圍繞彼此的籃子展開了艱苦的談判。

17日中午，錢其琛與貝克展開了最後一輪談判。談判異常艱苦，從中午一直談到下午5點半，以至美方專機離京時間7次推遲，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亂。

沈國放用了「白熱化」來形容那場交鋒。一度，貝克收起文件夾，起身說不談了。錢其琛一動不動地坐在談判桌前，面帶微笑地看著他。兩分鐘後，貝克又坐了回來。沈國放認為，中方在這場談判中取得了心理優勢。

貝克卸任公職後，於1997年被任命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私人使節。1998年，沈國放出任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貝克請他喝咖啡，托他代問錢其琛好。

「他的外交智慧、外交談判能力，我沒有看到第二個。我現在不是美國官員，我可以講這話了。」貝克告訴他。

1992年8月23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前右)在釣魚台國賓館

同來訪的韓國外務部長官李相玉親切握手。（資料圖片）

建交風雲

錢其琛常說，一個好的外交家，要有大局觀念、戰略思維。這個大局，就是抓住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

1989年後，中國與沙特（1990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以色列（1992年1月）、韓國（1992年8月）先後建交。沈國放介紹，這些建交成果，得來不易。尤其是與沙特和韓國建交，有很多複雜因素。沙特受到美國的極大壓力，韓國問題則涉及中朝關係。

沈國放記得，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陪錢其琛乘空軍專機前往平壤，專程去向朝鮮通報。

對這一特殊使命，連錢其琛都感到不輕鬆。在專機上，他一直不太踏實，不知道金日成會作何反應。他對沈國放等人說，他估計金日成對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有數的。

見到金日成後，錢其琛轉達了江澤民的口信。他說，江總書記指出，目前中朝兩黨關係發展良好，中方感到十分高興和滿意。當前國際形勢動蕩，隨時可能有變，宜抓緊時機，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中方認為，與韓國談判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相信這個考慮和決定會得到朝方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說江總書記的口信聽清楚了，我們理解。之後，看了一下他們帶來的禮物——九龍戲珠玉雕和新鮮荔枝，就送客告別了。

這次會見，是金日成歷次會見中國代表中時間最短的，也沒有例行的宴請。

與獨聯體國家的建交，則可謂錢其琛「決策時多思多謀，執行時高速高效」的座右銘的體現。

1991年底，蘇聯解體。局勢瞬息萬變，以至新任大使帶去的致蘇聯的國書還沒遞交上去，蘇聯已不復存在，需要換成致俄羅斯的國書。

當時，以時任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為團長、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為副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正在當地訪問。接國內指示，立刻就地開始與剛獨立的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進行建交談判，簽署建交公報。因當場來不及列印，許多建交公報的正本都是手工謄抄的，開新中國建交史之先河。

不到一個月，中國就與11個獨聯體國家簽署了建交公報。

2001年3月22日，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希在白宮

會見正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

（來源：外交部網站）

外交部的「老錢」

李肇星講過一個帶著玩笑成分的經典故事。

錢其琛離休後，李肇星有一次去看他，為不知如何稱呼是好犯了愁。聽到警衛員稱呼「錢副總理」，便跟著學，說「錢副總理好」。錢其琛笑著說：「小李，你怎麼一兩年不見，水平下降這麼多，四個字說錯三個？我不是副總理了，還姓錢倒是對的。」

沈國放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老新聞司大部分人確實一直稱呼錢其琛「老錢」。他自己在正式工作場合之外，到錢其琛家裡，也是一直稱呼「老錢」。

對1954年就進入新聞司的馬毓真來說，錢其琛不僅是領導，也是恩師。

1976年錢其琛擔任新聞司司長時，他是一處處長。從那時開始，他一直在錢其琛的領導下工作，直到退休。

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馬毓真作為第一任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與錢其琛同機前往香港，參加香港回歸政權交接儀式。從1993年起，錢其琛先後擔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主任、籌委會主任委員。

馬毓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從未有人在「一國兩制」下辦過外交。面對這個新課題，錢其琛幾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錢其琛說，這個工作無先例可循，要多請示彙報，勤思考，多學習，一案一總結，積極協助特區政府處理涉外工作，尊重並信任他們。

在錢其琛的直接指導下，馬毓真所領導的特派員公署很注意把握「尊重」和「信任」兩點，讓特區政府公務員感受到中央的支持。

沈國放也深深感激錢其琛對他的培養。他說，在錢其琛身邊工作10年，等於讀了一個外交專業的研究生學位。

錢其琛要求秘書除了安排好主管領導的日程、聯絡等，還要參與到具體外交業務中去，不能只忙於事務性工作。他每次到聯合國開會，總會密集會見各國外長。他讓沈國放參加部分雙邊會談，擔任記錄。這給了沈國放很好的鍛煉機會，使他日後能夠成長為外交部發言人、駐聯合國大使、外交部部長助理。

幾乎每位受訪人都提到，錢其琛對下屬總是很尊重，從不發脾氣。

外交部禮賓司原司長魯培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錢其琛沒有部長架子，跟他接觸沒有隔閡感。

沈國放說，跟錢其琛10年，從沒見過他生氣發急過。下屬工作有不周之處，他也不會責怪、否定。「我跟他時間長了，知道有的話實際上是在批評你，一般人聽不出來。」

研究報告或給中央起草的報告如果寫得不成熟，他會將下屬請到自己辦公室，說，下次你們要改進一下。並具體指出，哪些地方要寫得更明確一些，哪些地方不需要寫。

2005年9月10日，北京外交學院舉行建院50周年慶典。

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顧秀蓮、國務委員陳至立步入會場。

張朋｜視覺中國

副總理出任大學院長

1998年3月，70歲的錢其琛卸任外長職務，繼續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他再次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這期間，北京大學準備成立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人選一直遲遲未決。錢其琛當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選，北大內部對此進行了討論，但都沒什麼信心。很多人忠告他們，此事難度太高。不過，時任北京大學校長陳佳洱仍然決定試一下。

1999年夏天，他來到北戴河拜訪錢其琛，去之前，準備好了各種說服理由。沒想到，錢其琛聽後當即爽快地答應了。

時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袁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佳洱校長特別感動，大家的精氣神兒馬上就起來了，有個精神領袖在，不需要他做具體的工作，這個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錢其琛只帶一個警衛，輕車簡從來到了北大國際政治系。當時，北大國際政治系在5層的老法學樓里佔了一層，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擠了十幾個人。錢其琛看後說：「關鍵要做事，外交部原來在朝內大街的舊址辦公，中國外交就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干出了驚天動地的事。」袁明覺得，他說話簡約，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剛剛下過一場大雪，錢其琛來到北大國際關係學院，作了就任後的第一場演講。

他提出，國際問題研究應該分為三線，外交部是一線，研究機構是二線，學術機構、大學是三線，三方面應該相互配合。

袁明認為，錢其琛答應做院長，而且不是名譽院長，是因為他在歐美髮達國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庫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對研究國際問題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來到錢其琛在中南海的辦公室，跟他談外交部試行東亞思想庫的問題。錢其琛輕嘆一聲說：「哎呀，東亞研究真正有影響的思想庫還是在歐美啊，要說思想嘛，新加坡還有一些。」袁明問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亞洲價值觀，錢其琛笑了笑，沒再多說。

這年9月12日，袁明去錢其琛的中南海辦公室看望他，說自己本來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發生了911事件。 錢其琛言簡意賅地說：「現在去最安全。但特別要注意宗教極端勢力，這在世界上是一個古老問題的現代表現。」

在擔任院長的五年時間裡，錢其琛共來到北大國關學院作了五次報告。五篇講稿後收入《外交十記》中。他的前秘書劉碧偉曾說：「這都是錢副總理自己一筆筆寫出來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師節這天，錢其琛最後一次來到北大國際關係學院，作了題為《伊拉克戰爭與美國》 的演講。這篇演講長達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學術視野。

他指出，伊拉克戰爭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美國現在要先發制人，這是國際關係中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他相信，中美關係仍將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穩定，20年的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也不會改變。

最後他說，他已經從領導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他也要向北大領導提出辭去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職務的請求。他祝願同學們早日成為有用之才。

錢其琛卸任院長後，袁明每年春節都去拜訪他。

2008年春節，她去錢其琛家裡拜年，他的動作已經十分遲緩，記憶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瓊代他溝通。回想起當年錢其琛在北大國關學院作報告時神采奕奕的樣子，袁明心裡很難過。

這是她最後一次見到錢其琛。

2009年1月12日，紀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討會在北京開幕，

錢其琛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圖｜中新

出版《外交十記》

「有情敘往事，無官開新卷。」

2003年3月，75歲的錢其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常居上海，鮮有露面。興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詩抒懷，其中就有這兩句。

《外交十記》，就是敘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國歷任外長從未有出版回憶錄的先例。

錢其琛對出版該書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王成家說，有些事在國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實情況講述出來，多年以後，那些非真實的東西就變為事實了。

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軍運輸機C-141塗掉標誌，空中加油，中途不著陸。在與布希總統合著的《變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羅夫特寫道，C-141進入中國時，差點被不知情的中國軍方打下來。幸好他們走運，請示電話直通到了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的辦公室。

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明確否定了這個說法。他說，據他所知，中美兩國事先就此進行了周密的磋商，專機正是按規定的路線和時間進入中國領空的，斯考克羅夫特說的「險情」是不可能發生的。

編寫組成員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職人員組成。

一天，外交部新聞司處長宋榮華突然接到領導通知，要求推薦一個文筆好的年輕人加入編寫組，並要求先試寫一篇小文考察文筆，當天晚上就交。由於到了下班時間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寫了兩三百字交了上去，幾天後收到了進組的通知。

動筆前，錢其琛召集編寫組開會，叮囑大家：這本書不是人物傳記，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擷取十個重要的事件。文風要平實，不追求華麗辭藻，不搞宏篇巨論，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讀性。他還複印了楊絳的《幹校六記》，讓編寫組參照其文風。

錢其琛選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編寫組首先在外交部檔案館和圖書館查閱資料，查找媒體報道，將事件理清。無法確定的事件背景和內幕，則集中選一個時間，和錢其琛討論。錢其琛雖然從不記筆記，但對事件的經過和很多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宋榮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讓他印象很深的是，錢其琛對於一些敏感事件沒有刻意迴避，對打過交道的人物也會有坦率的評述。如他評價老談判對手美國國務卿貝克：貝克辦起外交來，一如經商做買賣。在談判桌上，他的口頭禪是：「讓我們做個交易。」

初稿出來後，錢其琛逐字逐句與編寫組推敲。歷時五個月後，書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議書名定為《錢其琛回憶錄》，錢其琛拒絕了。他非常喜歡《浮生六記》和《幹校六記》，遂命名為《外交十記》。他還特別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頭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記》由外交部所屬的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編寫組開了一個小型總結會，錢其琛很客氣，堅持給每個人發了1000多元辛苦費，以示感謝。

2004年，錢其琛捐贈了《外交十記》的版稅，在外交學院設立了《外交十記》獎學金，用以獎勵品學兼優、有志於從事外交事業的貧困生。

2006年3月，錢其琛在紐約出席了《外交十記》英文版推介會。

他說，作為中國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親歷者，能夠以書為媒，與廣大英語讀者分享這些經歷，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無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他談到，這些年經常想起書中提及的那些美國朋友。儘管源自不同傳統，處於不同國情，對世界的看法存在差異，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們相互了解，相似的對各自國家的責任使他們成為朋友。

他說，歷史啟示我們，只要我們在維護各自利益的同時，也了解對方的關切，只要我們堅持對話和溝通，就一定能夠減少摩擦和誤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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