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上柱國薛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九現保利春拍

薛崇徽(唐) 《大般涅槃經》卷九 捲軸裝 紙本

25×1040cm 估價：RMB 20,000,000-35,000,000

出版：《有鄰大觀》，玄部，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八日發行

唐景龍二年(708)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卷九跋

保利春拍推出敦煌遺書一卷，前此曾為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收藏，見載於昭和十七年(1942)出版的《有鄰大觀》(玄)。

出版：《有鄰大觀》，玄部，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八日發行。

此遺書系唐景龍二年(708)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卷九，首尾經文均全，且存首尾題，捲軸裝。首題作「大般涅盤經如來性品之六」，尾題作「大般涅盤經卷第九」。共21紙，1039.5厘米。惜原卷護首、尾軸已脫落，後由日本收藏者加接護首、拖尾、尾軸等。所接護首貼有經名簽，作「《大般涅盤經》，唐景龍二年寫」，中式縹帶，系有中式雲頭白玉別子。原卷末紙有日本收藏者鈐印「月明庄」一枚。透光可見所接拖尾粘有作廢的日本公文紙，似為戶籍類，待考。

首題：大般涅盤經如來性品之六

該卷卷尾有題記23行，今錄文如下，錄文保留原文行款，並加註行號「/」：

尾題：大般涅盤經卷第九。及題記局部

據目前調查所得，敦煌遺書中保存的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共有三卷，其餘兩卷為：BD14949號，系卷五，首脫尾全。今存20紙，984.2厘米。存尾題。尾有題記，與上述卷九題記的文字、行款完全相同。

參考：薛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五(BD14949號)，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斯02136號，系卷十，首全尾全。今存18紙，865.7厘米。存首、尾題。尾有題記，與上述卷九題記的文字、行款基本相同。唯第五行末尾的「珠」字書寫在第六行首，「薛崇徽敬寫」作「薛崇徽寫」。

參考：薛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十(斯02136號)，局部，英國圖書館藏

此外，2007年台灣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張明萊撰碩士論文《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之研究》，稱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收藏有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卷七，論文附圖版一張，為卷末寫經題記。如果該論文所述無誤，則目前存世的薛崇徽寫《大般涅盤經》，除上述三卷外，尚有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所藏之卷七，共計四卷。但該碩士論文未標註書道博物館對該卷七的館藏編號，亦未說明所用資料及所附圖版的具體出處。筆者查檢2005年出版的大型圖錄《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未見收錄此卷。又，張明萊論文雖附卷七寫經題記之圖版，但僅為局部，無尾題，難以複核其卷次;論文所附圖版不甚清晰，難以與其他三卷的圖版作進一步比對;加之客中乏書，檢索不便;故目前該卷七的具體情況不清，本文亦不將它作為討論的對象。

綜上所述，唐中宗復辟之後的景龍二年(708)，薛崇徽兄弟為亡過父母做功德，由薛崇徽親手書寫《大般涅盤經》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卷五、日本京都有鄰館所藏卷九、英國圖書館所藏卷十，均為這部《大般涅盤經》的孑遺。至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是否曾經收藏過這部《大般涅盤經》的卷七?原物目前收藏在何處?尚需進一步調查。

我認為，對某件敦煌遺書的價值，可以從文物、文獻、文字等三個方面進行評判。

就文物價值而言

首先考察年代。該卷年代已如上述，為公元708年盛唐寫卷，距今已經1300多年。

其次考察長度。該《大般涅盤經》卷九的長度為1039.5厘米。目前筆者的敦煌遺書資料庫記錄了中國國家圖書館(全部)、英國圖書館(漢文)共計3萬餘號敦煌遺書的詳細數據。按歷年調查估計，上述兩個單位所藏漢文敦煌遺書的總長度或總面積約佔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的68%。在上述3萬餘號敦煌遺書中，長度超過10米者為610號，占這兩個單位所藏漢文敦煌遺書的2%。由此可評價該《大般涅盤經》卷九的稀珍程度。

再次考察書寫所用紙張。本卷書寫於盛唐，用紙亦屬盛唐常用之經黃紙之一種。且經過砑光上蠟工藝，洵為敦煌遺書用紙之上品。

參考：薛崇徽寫《大般涅槃經》卷九透光圖

第四考察保存狀態與目前品相。由於敦煌遺書系佛教寺院棄藏，絕大部分斷頭殘尾。本卷雖然也缺失護首、尾軸，但經文首尾俱全，較為難得。就已經發現的敦煌遺書中所存薛崇徽寫三卷《大般涅盤經》而言，三卷均無護首、尾軸。其中卷五首部脫失。卷十雖然亦首尾完整，但總體保存狀態及目前品相不如本卷。且本卷長達10米多，為三卷之最。就筆者已掌握完整數據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與英國圖書館而言，兩個單位共收藏《大般涅盤經》(北本)1740餘號，其中首尾經文完整者僅有94號，約佔兩個單位所藏《大般涅盤經》(北本)總數的5.4%。亦可由此評價該《大般涅盤經》卷九的文物價值。

故從文物價值的角度綜合評價，本卷不僅為敦煌遺書中較為稀見的珍品，亦為現知薛崇徽寫三卷《大般涅盤經》中最珍貴者。

就文獻價值而言，本遺書所抄為北涼曇無讖所譯四十卷本《大般涅盤經》，俗稱「北本《涅盤經》」或「《涅盤經》(北本)」，以區別於其後南朝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改治的三十六卷本，亦即所謂「南本」。《大般涅盤經》的傳譯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此不贅述。該經在流傳過程中分捲髮生變化，故現在諸大藏經所收《涅盤經》(北本)，雖然均為四十卷本，分卷卻有不同。經考訂，薛崇徽所抄此經與其後中原系刻本藏經，亦即中國第一部木刻大藏經——北宋的《開寶藏》本分卷相同。《開寶藏》所收的這種卷本，其後經《高麗藏》影響到日本《大正藏》，至今依然為人們常用的卷本。至於敦煌遺書本與《大正藏》本的行文有否有差異，囿於時間，尚未仔細比對。

需要指出的是，用資料庫搜索以前的調查結果，世界敦煌遺書共保存《大般涅盤經》3000多號，其中屬於北本卷九，且分卷與《開寶藏》完全相同者，共計91號。在這91號中，沒有1號的經文首尾完整。而今出現了第92號，它的經文首尾保存完整，實為可喜。

但是，本號的文獻價值更體現在它卷末的題記中。眾所周知，寫經題記蘊藏著有關當時社會乃至佛教發展的諸多信息，從來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遺憾的是，敦煌遺書中具有題記的寫經數量很少。如英國圖書館共有漢文敦煌遺書約14000號，有題記的遺書不足600號(不計題名、勘記)。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敦煌遺書約16000號，有題記有遺書也不足600號。而本卷擁有長達500餘字的寫經題記，在敦煌遺書中極為罕見。

題記局部

問題不僅在於此類題記極其罕見，還在於該題記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信息。

比如，在《敦煌百家姓》中，「薛」姓僅次於「張、王、李、趙、陰」，位列第六，為敦煌大姓，由此可知薛崇徽屬於敦煌世家弟子。據題記可知，景龍年間，薛崇徽曾任成州同谷縣(在今甘肅隴南市的成縣)縣令，弟弟薛崇暕則任職雍州(今長安及其周邊，開元年間改為京兆府)。可作為考察當時敦煌人士到內地任官為宦的資料。弟兄兩人的妻子，一為陰氏，一為令狐氏。「陰」與「令狐」均為敦煌大姓，反映了當時敦煌大族相互聯姻的關係。

題記中凡屬女性，除了「小王」、「母娘」兩人，其他人的名字皆用法名，說明除兩人外，其餘女性均已受戒，為優婆夷，這反映了佛教在敦煌流傳的普遍性。但題記中男性無一使用法名。按常理推測，薛氏男性成員中，應有受戒者，起碼薛崇徽本人應曾受戒。是否依照當時習俗，女性參與佛教活動時使用法名，而男性則用本名?總之，本題記為我們研究敦煌當時有關佛教活動的習俗、佛教在不同性別人群中流傳的實際情況，提出新的課題。可以聯繫印度佛教碑銘數據，作進一步的研究。

從題記中的「敬書」、「書」等，可知該《涅盤經》為薛崇徽本人親筆所寫。時薛崇徽任職成州同谷縣令，書寫此經乃為追念已逝世多年父母的恩德，為他們作功德、銷業障。題記在功德芳名中同時羅列了他弟弟、弟媳及孫輩的名字。由於大唐律法規定諸外任官人，不得將親屬賓客往任所，故功德芳名中所列諸人當時不可能均在同谷縣。而這些寫卷最終保存在敦煌遺書中，可能是薛崇徽卸任後將它們攜回敦煌。如果上述猜測不錯，則薛崇徽在同谷縣任所寫經做功德，功德芳名中既羅列在雍州任職的弟弟，又羅列在敦煌的親屬、孫輩，反映了薛氏兄弟感情篤深，亦可作為研究當時社會倫理、家族理念的資料。

最後，該題記的書寫格式，是否受武則天為母功德願經後面的寫經列位的影響，可以研究。進而，這種書寫格式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常見的家族功德芳名有何關係，也可以研究。限於篇幅，此處一概從略。

根據目前調查所知，薛崇徽所寫佛經，除了該《大般涅盤經》外，還有兩卷：

一為《妙法蓮華經》卷五，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編號為BD13829號，尾有題記3行：「大周證聖元年(695)歲次乙未四月戊寅/朔廿一日戊戌，弟子薛崇徽奉為/尊長敬造。/」

一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存上海圖書館，館藏編號為「812404」。尾有題記1行：「大唐景龍元年(707)歲次丁未十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同谷縣令薛崇徽為亡男英秀敬寫。」需要說明的是，筆者至今尚未考察該卷原件，所見僅為公開發表的圖錄，故對該卷及其題記的真偽，不發表意見。並認為對這幾件寫經中反映的薛崇徽子孫姓名的排行，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如上海圖書館寫卷確為薛崇徽所寫，則可知，大周證聖年間，薛崇徽尚未為官。景龍元年，已到同谷縣任縣令。景龍二年的《大般涅盤經》題記中，只提到孫輩，沒有提到他的兒子。原來其兒子在景龍元年，或景龍元年以前已經逝世。

總之，這些題記對我們了解盛唐時期敦煌高姓大族之間的聯姻、在內地為官為宦、與佛教的關係、乃至薛崇徽及其家族的具體情況，都留下活生生的資料。

就文字價值而言

薛崇徽為一個縣令，在當時僅屬一個下層官員，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但本號書法無疑達到較高的水平，這對我們評價盛唐一般的文化風氣，可以成為一個指標。當然，書法水平的高低，因人而異;對某書法作品水平高低的評價，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此處從略。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以來，由於唐太宗的倡導，書法宗二王，講法度。傳衛夫人所作《筆陣圖》有所謂：「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初唐四大書法家中，早期的歐陽詢(557年～641年)、虞世南(558年～638年)、褚遂良(596～658)等三人，可謂當時書法的代表，他們的書法均上承王羲之而又有自己的創新。其後薛稷(649～713)出，張懷瓘在《評書藥石論》批評薛稷書法說：「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但也有人認為薛稷書法開宋徽宗瘦金體之先河。薛崇徽寫經時，正處在歐、虞、褚已經逝世，薛稷正在活動的時代，現知敦煌遺書中保存的薛崇徽五號寫卷，共存文字約4萬字，其書法近歐，正可以成為我們考察這一時期書風的重要數據。如果因緣成熟，筆者擬編纂一個「薛崇徽書法字型檔」，將所有薛崇徽寫經中的文字一一搜集、按序編排，供書法研究之用。

書法局部

上面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介紹了該《大般涅盤經》卷九的研究價值。可知該卷確為敦煌遺書中少見的珍品。本文僅簡單介紹其大致情況，深入研究，且俟他日。客中乏書，疏漏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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