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孫中山否定，被蔣介石推崇：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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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王文成公造像」

文 | 楊津濤

王陽明的「心學」，究竟是什麼？它是歷史教科書所謂「唯心主義哲學」嗎？為何明代之「心學」，會頻頻出現在近代、乃至當代的改革語境之中？

什麼是「心學」？

簡單說來，王陽明的「心學」，在儒學體系里，是作為「程朱理學」的批判面而存在的。

「心學」關注的焦點，是「知」與「行」——也就是「認知」和「實踐」的關係。

（１）

按理學的觀點，儒家士子的行為，須以孔孟聖賢的認知為理論指導。

王陽明則認為，在未親身「實踐」之前，不會存在這樣一種完美「知」，作為「行」的指導。「知」要靠自己的「行」去獲得。否則，即便那「知」是孔子所留下的，對自己也未必對；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體會出來的，即便那「知」再怎麼顯得稀鬆平庸，也不能說它是錯的。

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儒學始終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陽明的這種理論，實際上是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不容置疑的理論權威的存在；也否定了用既定的、先驗的政治理論來指導現實的政治運作模式。亦即：在陽明心學看來，「凡是×××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種論調是不對的。

（２）

在「知」和「行」誰先誰後這個問題上，理學認為「知」在先，「行」在後，必須先學習貫通孔孟先賢的教導，才能保證行動的正確性。

在王陽明看來，人必然先有想吃東西的心，才會去吃東西。想吃東西的心，才是「行」的開始。在「行」的過程中，會遇到種種障礙，這時候，就需要動用「學、問、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換言之，王陽明反對「學問思辨」好了之後再去行動，而是認為：只有在具體的行動中，才會產生真正有效的「學問思辨」，進而獲得真正的「知」。

（３）

王陽明的「心學」，提供了兩層政治思想資源：

一是打破「理論指導實踐」的牢籠，不承認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絕對正確的理論存在。靠自己的實踐去尋求具體的解決方案，則「人人皆可為聖人」。

二是倡導「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萬無一失的理論來指導，沒有關係。只要大方向沒有問題，秉持「致良知」的原則努力去做；在做的過程中，靠著「學問思辨」更新認知並修正行動，「知行合一」循環往複，必能有成。

「心學」具備改革氣質

「心學」既然提供了這樣的思想資源，也就意味著它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必然是「改革」的、「革新」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在東亞的近代變革史中，常能見到「心學」的身影。

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陽明學在日本維新志士中頗為流行。被梁啟超譽為「日本維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陰，精通陽明學。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維新功臣，皆出自其門下。在他們看來，王陽明說「心外無理」，「雖其一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乃是教導人們不要盲從正統，從而抱定反抗舊有秩序的信念。曾留日的章太炎，對此也有體會：「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

什麼叫「自尊無畏」？「自尊」，就是「人人皆可為聖人」，要相信自己也能通過實踐得出真知，不必在「絕對正確的偉人」面前妄自菲薄；「無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沒有「絕對正確的偉人和萬無一失的理論」的指導而慌張無措，須知做事真正正確的方式，乃是「知行合一」，懂得了「知行合一」，就沒什麼可慌張的。

明治維新時代，日本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自強，如何處理與列強的關係，如何改革政體……，在當時的東亞，均無可供參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茲事體大，自不免使許多人產生畏事情緒。陽明心學，恰可從理論上，為這些維新志士提供一點努力做事的信心。

圖：日本維新功臣，自左至右依次：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孫中山對陽明心學先褒後貶

「心學」對晚清的中國革命黨人，也有著很深的影響。陳天華、宋教仁、胡漢民、汪精衛等人，都曾研習過王陽明的學說。如1906年，宋教仁購買《王陽明集》、《王陽明全書》、《王陽明學提要》之餘，還訂購了《王學雜誌》。宋教仁以陽明學修身、立志，在日記中說，「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矣。」

作為革命黨領袖的孫中山，對陽明心學的立場，則是先尊后抑。

尊崇立場出現在孫革命生涯的早期。如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認為陽明心學對日本維新有大功：

「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於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

貶抑立場則出現在革命生涯的晚期。1919年，孫中山發表其一生中唯一的哲學著作《孫文學說》。書中，孫中山闡釋了「行易知難」論，否定陽明學在明治維新中的作用：

「日本之維新，……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不相及也……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孫甚至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不符合「實踐之科學」）

孫中山為何會針對陽明心學，發表如此前後矛盾的觀點？是因為孫晚年對陽明心說有了新的認知嗎？

其實不是。根源在於：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後，孫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需要在行動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及至1919年，三民主義已漸自成一家，孫自認堪為中國革命的指導。要讓自己，成為所有革命黨人尊崇的革命導師；要讓自己的理論，成為所有革命黨人信奉的革命指導思想，自不能再提倡陽明心學。

對孫中山的這種隱秘心思，胡適洞若觀火，曾寫下評論，直指孫中山否定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改倡「行易知難」，其目的，是想讓黨人與國人服從自己，奉自己為精神領袖、理論圭臬：

「行易知難的真意義只是要我們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卻是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責任。大多數的人應該崇拜知識學問，服從領袖，奉行計劃。」

蔣介石「力行哲學」里的玄機

孫中山的「繼承者」蔣介石，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據其自述：

「（從18歲開始接觸王陽明）以後五十年來，更曾經讀了再讀，研究再研究，他的《傳習錄》與《大學問》這兩個小冊子，真使我百讀不厭。」

但孫中山對陽明心學的實用主義態度，卻給蔣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擾。

一方面：蔣面臨的處境——尤其是在局部抗戰+全面抗戰的14年時間裡——至為艱險；倡導「自尊無畏」的陽明心學，恰可為其提供精神資源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蔣又不能公開否定「國父」晚年對陽明心學的貶抑言論。

蔣的處理辦法，是發明一個新名詞「力行哲學」，作一種牽強的調和。意即：王陽明是對的，「國父」也是對的。二者的衝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誤解。

所謂「力行哲學」，扼要說來即是：高度強調「行」的重要性，反對在「指導理論」方面做過多糾纏；朝著好的目標方向，趕緊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力行，就是「努力去干」。

作為最高領袖，面對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機，蔣自問無法給出一種解決國家危難、實現民族復興的「絕對正確的指導理論」。但陽明心學裡的「知行合一」、「自尊無畏」，可以為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與行動上的不自信；也可以使他在缺乏「絕對正確的指導理論」的情況下，仍能擁有引導黨內幹部去「力行」的思想資源。這是「力行哲學」出現的時代背景。對於此種背景，蔣後來也有所回顧：

「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兩個字的時候，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幹部『沉滯不進，畏難卻顧』，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學』大家一起來力行。」

圖：陽明祠，位於貴陽城東扶風山麓

注釋

王陽明，《答顧東橋書》。其原文如下：「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魏常海：《王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先導作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遲雲飛：《宋教仁的陽明學及倫理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11第4期；李吉奎：《孫中山論明治維新》，《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4年第1期；胡適：《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行易知難說」述評》；《蔣介石日記》1946年12月11日；陳鐵健、黃道炫：《蔣介石：一個力行者的思想自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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