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教育與傳統文化的「兩創」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繼承與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給我們啟發良多。本文擬談談經典教育與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的關係，就教於方家。

一、經典與經典誦讀

我們要談三個小問題：何謂經典？為什麼要讀經典？怎樣讀經典？

國學經典很豐富。關於國學入門的書目，有幾種說法。吳小如先生說的是「詩四觀」，即《唐詩三百首》《四書》《古文觀止》，最低度的書目。錢穆先生在論及國民必讀的國學經典時，開了七種書，分別是：《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和《傳習錄》。前四種大家都很熟悉，是儒家與道家的基本經典；《六祖壇經》是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禪宗的主要經典，記載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錄》是南宋朱熹和呂祖謙合編的一本書，輯錄北宋周敦頤、二程和張載等四位理學家的語錄彙編而成，是理學的經典；與《近思錄》相應，《傳習錄》是王陽明的書，他的弟子輯錄而成，是心學的經典。這七種書，大家應該找來認真地讀一讀。這七種書是從儒道釋與宋明道學的基礎典籍中選出的。

「國學入門書目」，開得比較全面的是梁啟超，他開了25種。經部：《四書》、《易經》、《書經》、《詩經》、《禮記》、《左傳》；史部：《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集部：《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梁啟超開的25種書，是從四部，即經史子集的基本經典入手的。

黃侃指出的國學要籍二十三種，包括十三經，加上《國語》、《大戴禮記》，以及小學的《說文》、《廣韻》，史學的《史記》、《漢書》，子學的《荀子》、《莊子》，文學的《文選》、《文心雕龍》。他說：「此廿余書中，若深研而詳味之，謂之專門可，謂之博學亦可，如此則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黃侃的書目有重點。

宋代以來，五經的精義通過四書傳承下來，而知識人又通過蒙學讀物、家訓、鄉約、譜諜、故事、戲文等方式把四書中的核心價值、做人做事之道下移到民間。膾炙人口、傳之久遠的蒙學讀物，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幼學瓊林》等，還有一些家訓、家書等讀物，都是「正蒙」的好教材。這些不是經典，是普及性的讀物。

什麼叫經典？如上所說，經典包括經史子集、諸子百家、儒釋道的重要典籍，有多樣性，但經典之所以成為傳之久遠的經典，一定有其精義，對我們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有價值指導的意義。劉勰《文心雕龍》說：「經也者，恆久之治道，不刊之鴻教也。」可見經者，常也、久也，是記載常久之道的書，其中有價值體系。

為什麼要讀經典？如上所說，因為經典中有中華民族的常經、常道。有人說，中華文化的根源在五經四書之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這裡有我們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源與根據，也包含有當代價值。五經四書不專屬於儒學，而是中華各民族共同、普遍、公共性的精神資源、道德資源。這裡有中國的道統。所謂道統，就是經典中講的做人、治世的常道。道統高於政統、學統，指導政統、學統。

怎麼讀經典？經典誦讀不能只停留於背誦。對兒童與少年來說，適當背一點，日後再理解，是可行的。但不能一味地過份地強調背誦，這裡也有度。根本上還是要強調理解，理解經典文本的精義。更重要的是以生命對生命，以心靈對心靈，與古代聖賢作心靈溝通與思想對話。經典誦讀不能碎片化。這是指經典教育，組織青少年或成人學習經典，應圍繞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與核心價值觀這一中心，圍繞做人與做事之道這一中心，系統地展開。經典教育是貞定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常道的教育。

二、經典中有當代價值

《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樂》經不傳，又謂五經）並不神秘，是夏商周三代時期人們的生活世界的記錄或反映。六經是諸子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經的神髓是什麼？是對天地、生命的敬畏；也是対人民、百姓的敬畏，

肯定「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有對「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義社會的憧憬；有對人文價值理念、多彩多姿的文化與多種審美情趣的追求；有自由人格與相互關愛、和諧與秩序的統一；有對歷史與現實予以評判褒貶；有豐富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及其相接相處的智慧，包括動態平衡的中道等等。其中凸顯了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特徵：保留了對天的信仰又偏重於人文實務；特別肯定人與自然，人與人，家族、宗族內外，族群、民族、宗教之間，人之內在心靈與身生命之間的溝通、和諧、融合；重視教育，強調禮樂教化與道德精神；有很強的歷史意識，善於總結歷史經驗，鑒古知今，究往窮來；重視實踐精神，知行合一，通經致用，明體達用。

春秋末期禮崩樂壞，文化下移。孔子繼往開來，整理六經，創造性地轉化三代尤其是周公以降的文化傳統，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基本規模，尤其是點醒、凸顯了其中居於核心地位的「仁愛」精神。以「仁愛」為中心的仁、義、禮、智、信、誠、忠、恕、孝、悌、廉、恥的價值觀念體系為爾後的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繼承、弘揚。在政治文化上，儒家強調王道、仁政、德治，有民本主義、民貴君輕的傳統。《四書》及其他典籍中都有不少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教育我們如何立志有恆，如何做一個對民族、對人類有用的人。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國民教育、中小學教育對一代代國民的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人文、人性的價值，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價值是長久的、根本的。我們現在最缺乏的是生動活潑的、適合不同學齡孩子的性情教育與生命教育，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價值觀、做人做事底線與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這對於國家民族的長久利益，對現代法治社會、公民社會的建構，意義十分重大。做什麼人，培育什麼人，是根本。

就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層面來說，梁啟超說過，《論語》《孟子》等經典，「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這就是說，《四書》等表達的是以「仁愛」為中心的「仁義禮智信」等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這是中國歷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們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仁、義、禮、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歷朝歷代志士仁人與普通老百姓內在的生活信念與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是打通了的。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中國的草根，中國的民間流傳著的諺語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些來自中國經典的精神，通過蒙學讀物、民間諺語與故事、戲文、連環畫、家訓、家禮、善書等，通過家教與民間社會生活與信仰，滲透到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軌範。

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對一代又一代民眾的養育是我們最大的國情，也是最大的中國實際。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國學是軟實力。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群、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發展過程的文化資本。「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釋道三教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經典中有當代價值。

三、經典中有治國理政的經驗與智慧

國學經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恆產。

孔子以「庶、富、教」為治國方略。他強調養民、富民，富而後教。孟子仁政學說的目的是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則是要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安頓他們的生命與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決民生為急務，即所謂「民事不可緩也」。仁政的基礎首先是解決百姓的生活，孟子明確提出「恆產恆心」「制民之產」說，主張政府一定要為民制產。這是為了解決黎民百姓基本生產與生活資料的保障問題，此為養民安民的基礎。仁政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在先儒養民、富民，安頓百姓的生命與生活的基礎上，百姓的生計解決了還不夠，還須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調治民心，和諧人倫關係，安定社會秩序。

國學經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第二是禮樂刑政的相互配置。

古代禮樂刑政的配置，禮樂是文化，有價值。「禮」是帶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規範。在「禮」這種倫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價值。荀子推崇「禮」為「道德之極」、「治辨之極」、「人道之極」，因為「禮」的目的是使貴者受敬，老者受孝，長者受悌，幼者得到慈愛，賤者得到恩惠。在貴賤有等的禮制秩序中，含有敬、讓、孝、悌、慈、惠諸德，以及弱者、弱小勢力的保護問題。禮樂文化不僅促進社會秩序化而且有「諧萬民」的目的，即促進社會的和諧化並提升百姓的文明水準。一個穩定和諧的人間秩序總是要一定的禮儀規範為調節的，包括一定的等級秩序、禮文儀節。

「禮」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記·樂記》）禮樂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是協和萬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動力。孔子對禮樂的繼承、傳授，大有益於他身後兩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維繫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現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強制的法律與內在自覺的道德之間，有很大的空間，即包含社會禮俗在內的成文與不成文的規範。這就是「禮」。古今社會規範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但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協調群體、社區的關係，促成社會健康、和諧、有序地發展，不能沒有新時代的禮儀文化制度、規矩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指導。我國歷來是禮儀之邦，今天我們仍然面臨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務。在這一方面，禮學有深厚的資源。

國學經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第三是擴大社會空間，提倡社會自治。

古代村社組織有十、百家，或稱邑、里，或稱「社」與「村社」。管理公務的領袖，是由選舉產生的三老、嗇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進行。庠、序、校是議政、集會與活動的場所，以後變成古代的學校。祭社和祭臘是最熱鬧的群眾性活動。呂大鈞、大臨兄弟建立的「鄉約」、范仲淹首創的「義莊」。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禮」化「俗」的功能。「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

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典型。傳統中國的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的。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等私人空間。

國學經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第四是重視道德教化與民間信仰的培植。

儒家強調教化，這並非奴化，並非說教，儒家在人文教化過程中重啟發與實踐。傳統社會裡士紳階層、宗族祠堂在民間教化中起著重大作用，其中包含著儒釋道三教與其它民間文化與宗教，乃至民間信仰的作用。傳統社會中的民間信仰非常豐富，大多是良性的、正面的。

民間組織與民間自治，士人積极參与及儒學傳統所倡導的公共性與公共品德是公民社會的人的成長與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現代性政治的基本內容。公民道德的重建離不開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與人慾之辨，並以此美政美俗。這對今天重建官德、整飭吏治腐敗有極積意義。

四、存養「三心」，體驗「三個合一」之境

我國需重建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即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可持續性地發展。

這些價值對世界各文明的對話，民族間、宗教間的溝通，有積極意義。至少對於我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國學中有大量的榮辱觀、廉恥觀的思想傳統與整飭官治、吏治與政德的辦法。國學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完全可以整合起來。儒釋道若干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不乏可以溝通之處。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的。在法治社會的前提下，構建現代文明，建設公民社會的倫理體系，需要傳統思想資源特別是儒學的支撐。儒學資源中有大量可以與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溝通對話的內容，又不會陷入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的偏頗。

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我體會應保存、養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進而體驗「三個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孔子有「三畏」，我們現代人也應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神靈，敬畏列祖列宗的文化創造，敬畏老百姓，敬畏我們的職業、職責與職份，莊敬自強，嚴肅謹慎。孟子講四端之心，其中包括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惻隱之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惡之心是義德的萌芽。培養愛心，從仁愛出發，愛父母親人，愛鄰人他者，愛我們服務的對象，愛草木鳥獸山水瓦石，要有切身的感受，從點滴做起。還要有羞恥感，有恥感恥德，懂得什麼事當做，什麼事不能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為禽獸，而要做君子。

我們追求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界，這正是君子的人格境界。這三個合一是終點，起點則是講三個分立，即天人相分、群己權界的分別，知與行兩階段的區隔，分了之後再合。從敬畏之心出發，有超越的信念信仰，對終極存在的「天」與生命存在的「地」心懷恭敬、尊重，審視「人」的有限性，才能達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人與我，群與己，己與物之間充滿著矛盾，我們在現代意識下首先明晰彼此的權、責、利的界限，然後再從惻隱之心出發，講愛心，友善，講社群的統合與和諧。知行合一，在王陽明那裡是指良知當下的呈現，我們通過改造、轉化，強調理論與實踐、規範與行為的分而後合。這裡也可以從羞惡之心出發，視「說一套做一套」為恥。

這是我們對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一點體會。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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