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的普世價值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由於高科技的突飛猛進和廣泛應用，人們的交往和聯繫方式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變得直接、簡便而又迅速，世界越來越像一個「地球村」，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逐漸形成了一些「一體化」的規則。

然而，不管人類生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人類的基本需求卻甚少變化，像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所揭示的，人類的基本需求可分為5 個層次：一是維持生命的生理需求，二是安全需求，三是相互關愛的需求，四是相互尊重的需求，五是自我實現的需求。人們針對這些需求而提出的倫理觀念和倫理規則，無論有多大的差異，必定有共同點，有公約性。這是形成普遍倫理或全球倫理的基礎。

在全球化已經到來的背景下，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以及不同宗教、文明背景下的人們能夠共同認可、接受的普遍倫理，有些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從世界各大宗教傳統和文明傳統所能提供的有價值的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中，至少可以選擇出兩條作為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一是尊重別人，待人如己；一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兩條實際上可歸結為一條，都是教人正確處理人己關係，愛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中兩次提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內涵的一個邏輯前提是承認並尊重他人的生存權利，包括理解和寬容他人的言說與行為，以及尊重他人的生存、生活方式。這就自然要求人己雙方互為主體、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應當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這也是西方的倫理思想一直所倡導的原則。《聖經·馬太福音》所載「登山寶訓」中有這樣的訓誡：「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亞里斯多德也有類似的說法，不過他用的是否定句式：「你不想別人怎樣對待你，你也不要怎樣對待別人。」 比較一下子貢說的「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和子貢的說法幾乎完全一致。從方法論上來說，孔子講忠、恕，其出發點是己，方法是推己及人。亞里斯多德和耶穌講的同樣也是從己出發，然而方法卻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我所希望的其人待己之道，還之於其人之身。方法有分別，實質完全一樣。而子貢早於亞里斯多德和耶穌提出了這後一種方法，說明孔門儒家同時具備了這兩種方法，其倫理思想圓融而成熟。

由於在人己關係上，己居主體地位，人居客體地位，己的重要性頓時顯現了出來。己能否自律，是否端正，成為處理人己關係的關鍵。所以孔子特彆強調「克己」「修己」「正身」。「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前提，做不到「修己」，也就談不上「安人」「安百姓」。這樣一來，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應該有3 條：嚴於律己，端正自身；尊重別人，待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 3 條是相通的，有邏輯聯繫的。首先是嚴於律己，端正自身；然後由此出發，尊重別人，待人如己，最後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實際上就是對別人的尊重。這3 條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低限度的倫理要求，人與人之間應該做到，擴而充之，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宗教與宗教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也應該做到。

這 3 條作為全球倫理或普世倫理，全都包含在孔子倫理思想中，並且後來成為儒家倫理思想的精華。儒家探討人的問題，往往不是探討某一族群或某一個體的問題，而是以四海為一家，探討人之「類」的問題，因此，歷代大儒極其自信：他們在此基礎上所發明的學理，以及所提出的倫理原則，與東海聖人同心同理，與西海聖人同心同理，與南海聖人同心同理，與北海聖人同心同理，亦與古今聖人同心同理，因而具有普世的、永恆的價值。

忠、恕作為推己及人的「仁術」，在孔子那裡，是有分別的。人的慾望千差萬別，一人之所欲未必是另一人之所欲。就孟子說的「口之於味，有同嗜也」而言，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好青菜者堅持讓好蘿蔔者亦吃青菜，未免強人所難。這說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超出其適用範圍，到處套用，很可能適得其反。當然，這裡也有問題，即一人之不欲有時恰恰是另一人之所欲，如果這時仍堅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必定失去一次助人為樂的機會。

可是，兩弊相權取其輕。就弊的一面而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多是對需要幫助的人沒有幫助，而這個需要幫助的人畢竟沒有得到什麼，也沒有失去什麼。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往往變成「己所欲，施於人」，把自己之所欲強加給另有所欲的他人，結果給他人帶來不適，甚至造成傷害。主動性、積極性的推己及人，只有在雙方有同欲、因而對方樂意接受的情況下，才是道德的、可行的，否則很可能轉化為不道德；而消極性的推己及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保持了對他人的尊重，即使對人無益，卻也無害。無害於人，這正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正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內含了這種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所以它是普遍適用的，四海之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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