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端 一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形式與特點

隨著清末新式學校的建立和學校教育的逐漸展開，亟需新的歷史教科書以適應歷史教學和歷史教育的需求。以中國歷史和外國歷史為內容的歷史教科書紛紛出現。在20世紀初期，章太炎、梁啟超等人已經開始著手於新型中國通史的撰述，但是因為諸多條件尚不成熟而少有成書，同時期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卻頗有成就，實際上成為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端。清末歷史教科書的出現對晚清民初時期中國史學所產生的影響，已經為研究者所關注。較早涉及於此的是俞旦初在1982-1983年發表的《20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和周朝民於1983年發表的 《戊戌變法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文 ，前文以「新史方案的提出和中國歷史的重新編寫」為節題，介紹了幾部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文則闡述了戊戌時期編纂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緣起、旨趣及特點。此後，胡逢祥、張文建著《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書，有「新式歷史教學與教科書的編纂」一節，把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作為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的組成部分，較為全面地敘述了歷史教科書的出現與發展情況。劉龍心著《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書，詳論「重編國史運動對歷史教育的衝擊」之問題，分析了不同「意識形態」在教科書中的反映。與之相近的還有李孝遷新近出版的《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 1882 - 1949)》— 書 ，對清季漢譯歷史教科書的版本、流傳做了細緻的梳理,對深人了解當時國人編纂中國歷史教科書所受到的影響頗具啟發意義。此外，還有多篇文章，均對該問題進行了討論。

可見，論者對清末歷史教科書在新史學思潮中的發展、新學制的建立、新舊史學的碰撞中所產生的影響、所起到的作用等問題已經非常重視。本文意在討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與當時的中國通史撰述之間的關係、清末歷史教科書在編纂形式和歷史觀點上所反映出的特點等問題,進一步明確作為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開端的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所產生的多種影響，並對以往相關研究略作補充。

一 、 編纂歷史教科書與撰述中國通史的同與異

20世紀初年，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有意撰述中國通史，夏曾佑、劉師培等人寫出了中國歷史教科書。清末「新史學」思潮除了宣傳進化史觀、激烈批判舊史學、倡揚「民史」、鼓吹「群學」之外，還蘊挾著撰述中國通史的學術要求。無論是改良派的梁啟超還是革命派的章太炎等，他們對於 「新史學」的要求，是將史學中的批判矛頭指向當時的舊制度、舊政體，批判舊史學的實際意圖，是為了喚起民眾的愛國心，保種保國，救亡圖強。這樣的撰述目的，十分明確地體現在他們所要求撰述的中國通史中，也貫穿於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旨趣之中。

商務印書館190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說：「蓋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鑒於古，則無以進於文明，不觀於人，則無自由。知其不足……其於本國獨詳，則使其自知有我，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僅明於盛衰存亡之故焉。」《普通新歷史》中寫道：「我國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於內國數十朝之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眾警醒振拔之標準。」汪榮寶寫的、封面注有「學部審定」字樣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同樣強調晚清以來「憂患時期」的「每戰必敗，每敗必喪失權利無算」的狀況，以及「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的危機局面，故「易稱易之興也，傳曰多難所以興邦，意者異日中興之機，殆在此歟」。與此相應的是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歷史進化觀念反映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總以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為主」，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意在明確「人群進化之理」。汪榮寶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緒論」中說：「歷史之要義，在於鉤稽人類之陳跡，以發見其進化之次第。務令首尾相貫，因果畢呈。晚近歷史之得漸成為科學者，其道由此。夫人類之進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貫之關係，則歷史亦不能於彼此之間，劃然有所分割。」可見，同時期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受到「新史學」思潮的影響痕迹亦非常明顯。緣於晚清時代需要，既然同為撰述中國歷史，無論是撰述中國通史還是編纂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指導思想上多有一致，都體現出比較強烈的救亡圖強的自覺意識，在表現形式上也都力圖趨新，故論者多將二者等同視為20世紀初中國歷史撰述的重要部分。

然而，撰述中國通史和編纂中國歷史教科書在編撰性質上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兩者在材料的使用、內容的安排、框架的設計以及思想意識傾向等方面之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的。

撰述中國通史較之編纂歷史教科書顯然更為繁難。近代以來的通史撰述不僅在整體觀念上要有宏觀把握，並努力體現現實社會的致用需求，而且因其體大思精而需要在各個方面有周全的考慮。章太炎在1900年手抄本《訄書》中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後就有《中國通史略例》一文，並以此與梁啟超等人通信討論，說明他已經開始考慮撰述中國通史。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顯然是為撰寫《中國通史》而草就的，他1902年寫的 《三十自述 》稱：「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在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可知他在1901年前後已經寫出了一小部分相關文字，再從《中國史敘論》的行文中可以推測，此當為《中國通史》的「敘論」部分。所涉及的史之界說、研究範圍、書名、地理、民族、紀年、分期等內容,無不是撰寫新型中國通史所必須先行解決的基本問題。陳黻宸的《獨史》也闡述了撰述新的中國歷史的理論、方法及體例大綱。梁、章在當時對完成通史撰述頗有信心，但是在接受進化史觀之初的20世紀初期，在未及消化新的歷史觀和史學方法，並缺乏運用新的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進行充分的局部研究的情況下，撰寫一部貫穿古今的、期待值甚高的、完整的新型中國通史並非易事。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沒有如期完成。

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主要為應新式學校教育的急需，不僅在技術層面上的要求較低，而且在思想觀點上也不會太過激進。以公認編纂水準最高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為例，章太炎說，此書發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餘略略講一點學術，至於典章制度，全然不說，地理也不分明，是他的大缺陷。」周容評論說，該書內容，完全是纂錄二十四史加以編製而成。蔡尚思認為，該書實多節錄原文，使一部分不讀古書的學生誤認為自鑄偉詞。錢穆說,該書全篇收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而此三表均多謬處，夏氏對之全無校正，「直鈔三表 ，聊充篇幅，最為無味。」其他歷史教科書的同類問題更為嚴重，主要表現為纂錄史料過多、「撰述」意識不足、內容比例失當、體裁結構陳舊、疏於考證、訛誤較多等。清末歷史教科書常以「最新」題名，說明處於摸索階段的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一直處在變化更新的狀態中，而夏曾佑的書在1933年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出版，並由中學教科書升格為「大學叢書」之一種，也說明在編纂歷史教科書時，把握內容繁簡難易程度上的不確定性。

在史學思想方面,「清末各地歷史教學由於受到清政府『中體西用』教育宗旨的不同程度的束縛，其中仍摻雜著不少封建主義的東西」。如陳慶年在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序》中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所以示人者如此，則聖人慾此散見之事實使之歸於系統」「夫治史而不言系統綱紀，亡矣。」「若夫史之為用，則聖人固又言之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書之為教即史之為教，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遠教天下。」

那些經過「學部審定」的歷史教科書代表的是官方認可的觀點，見解一般趨於平和。「學部審定」之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設目以政治事件為主，關注歷代民族關係史以及各少數民族政權，均予平等眼光視之。朱維掙說：「教科書需兼顧知識性、系統性，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加以身處秘密狀態必須的謹慎(指劉師培等當時的狀態——引者 ) ，因而這類著作，雖然都顯示作者力求以新式教科書為模式，使結構和內容，都有別於八股式的高頭講章，見解卻都比較平和，罕有激烈的議論。」同時期的新撰中國通史的計劃，則多含否定君史、抨擊舊史的言論，甚至會表現出一些偏激的民族觀點。劉龍心認為：「清末民間重編國史運動整體所呈現出的意識形態，與清廷官定版本下重編的歷史教科書是有著極大的不同。」清末歷史教科書並不能完全體現當時中國通史的撰述意圖，歷史教科書在數量和種類上卻遠多於中國通史。

時下一些論著將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與中國通史合而論之，對二者的相同處更加重視，對二者的相異處則有所忽略。區別中國通史撰述和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進而認清兩者的相同與相異之特點，再行考察相關問題，是討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時候所應該注意的。整個20世紀的中國通史撰述收穫極多，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當是引領20世紀中國通史撰述的主要先導之一，即具有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創性意義。但是歷史教科書畢竟是以用於歷史教學為編纂目的的，關注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與中國通史的撰述之不同點及其相互關係，更可得見當時新舊史學轉換的種種特徵在歷史撰述中的具體表現。

二、編纂形式與內容觀點的新與舊

早期新式外國史書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主要途徑以來自於日本為主，1901至1903年間翻譯出版的日本史地類書籍達120餘種。早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直接受到日本史書的影響，在內容、分期上模仿痕迹甚重。如《普通新歷史》(1901年)在「凡例」中直言該書以「《東洋歷史》為藍本，取其序次明晰、記錄簡要，足備教科書之利用。原書雖稱東洋史，為亞細亞東半洲諸國人民盛衰興亡之歷史，則全以我一國為樞紐，其餘皆參附耳。今就原書增刪取捨，以合我教科書之用」。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受到日本史書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有學者認為柳詒徵的《歷代史略》(1902年 )「大約是我國最早的第一部歷史教科書」。柳曾符說：「(柳詒徵)閱讀《支那通史》，而逐日修改四、五條。」「從次年正月十三日起，他開始鈔《歷代史略》……這樣我國第一部歷史教科書就誕生了。」「此書全書六卷，元代以前系譯自那河通世《支那通史》，元、明兩朝則由先祖自編而成。」可知該書大部分就是鈔自《支那通史》，故稱其為「我國第一部歷史教科書」，並不準確。況且，在歷史教科書編纂尚不成熟的早期階段，冠「第一」或「最早」之名也無太大意義。周予同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一文中說：「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書中雖沒有說到這部書(指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引者) ，但他受日本東洋史研究者的影響仍是顯然的。」「夏氏這部書，於開端幾節 ，述種族，論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節的編製，大體與《支那通史》一書相近，而內容精審過之。」1909年，由「學部審定」、「中學堂師範學堂印」的兩部歷史教科書，即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和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同時出版。兩書當為配套同出,陳書和汪書的敘事內容相續，一為明以前的歷史，一為清朝當代史 。編纂者都說明他們受到日本桑原騭藏《東洋史要》的影響。陳書「序」中稱讚：「桑原騭藏之書尤號佳構，所謂文不繁、事不散、義不溢者，蓋皆得之。」但是「後序」說：「桑原騭藏《東洋史》……顧其為書，世界史之例耳，而於國史所應詳者，尚多疏略。」

針對歷史教科書的實際用途,再借鑒日本相關史書的內容與體裁，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在體裁體例和分期觀點上表現出的特點最為突出。

為後人所普遍稱譽的，是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在編纂形式上採用的所謂章節體。不過，在當時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看來，他們似乎並未刻意使用章節體，而是以使用傳統的紀事本末體為主。較早出現的幾部歷史教科書均為紀事本末體形式，應該是作者考慮到編纂歷史教科書是為了更適合於在新式學校用作歷史教學的教材的緣故。1903年商務印書館組織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序」稱：「《欽定學堂章程》由大學以至小學無不有史學一科，而大學堂復有編纂課本之議……（舊史書——引者 )不宜於教科矣。編纂新本，迄未頒行，商務印書館主人輯為是編，以應急需。」該書分上、中、下三冊，7卷，從太古之「三皇製作」到清末的「兩宮迴鑾」,為紀事本末體。1902年，王舟瑤編歷史講義《京師大學堂中國通史講義》，共7章，上起三皇五帝，下迄隋唐五代，採用的是新式「章節體」，不過王舟瑤認為章節體就是中國固有的紀事本末體。 1904年 ，姚祖義編《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四卷(冊)，每卷分60課，從「歷朝國統」「上古時代」至清末 「戊戌政變」「拳匪大亂」「兩宮回蠻」，均以事命篇，與紀事本末體無異，雖為「最新」的歷史教科書，但是從內容和形式上看沒有太多新意。1904- 1906年間，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了 1、2、3冊。分上古史、中古史和近古史(未寫)，上古史分傳疑時代和化成時代，中古史分極盛時代和中衰時代，各時代之下仍採用紀事本末體。夏曾佑說過：「五胡之事，至為複雜，故紀述最難。分國而言,則彼此不貫；編年為紀，則凌雜無緒，皆不適於講堂之用。今略用紀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綜核。」夏氏本人即將其書視為紀事本末體。當時商務印書館介紹夏書的廣告中也這樣說：「以十三經二十四史為主，而緯以群籍，其體裁則兼用編年紀事兩體，其宗旨則在發明今曰社會之本原，故於宗教、政治、學術、風俗、古今遞變之所以然，志之獨詳。」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起自西周以前，迄明，汪榮寶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共 3 編 26 章 ，從述及滿族先世始，至太平天國失敗止。兩書各部分謀篇命章與紀事本末體相同，

從以上近十年間出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結構內容看，因教科書的性質而大多自然採用了紀事本末體，這樣可以把史事講得完整和清楚，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於課堂教學中去。又因為接受了進化史觀，並且吸收了日本學者所撰史書的分階段觀點(上古、中古、近古)，在劃分歷史發展時期的大框架上要有所體現，因此以篇、編或章的形式表示歷史分期，而在具體闡述過程中仍以紀事本末為之。就全書的整體內容而言，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並未真正體味到所謂章節體的特點而刻意加以運用。因此，僅從編纂形式的角度對當時歷史教科書有使用章節體而突出其史學新意，似有過譽之嫌。

不過，在歷史教科書中劃分歷史階段的分期觀念，以及受此影響而在歷史敘事方式等方面的改變，所展現的由舊趨新的發展趨向，其學術意義則不可忽視。陳慶年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仿桑原騭藏書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三大階段，介紹該書的廣告稱：「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 略據日本桑原騭藏所著東洋史為底本，而取為中史之用，與原作旨趣稍殊，事義較詳。」汪榮寶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雖為「本朝史」，同樣是對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的分階段觀點「姑用其說」：「日 本文學士桑原騭藏，嘗據中國本部之大勢，參考旁近各族之盛衰」，分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而以清朝建立三百年以來為近世期。「欲使學者先今而後古，詳近而略遠，以養成其應變致用之知識……特取本朝史為講述之始事」。夏曾佑以其卓越的史識，在他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做得最為出色。周予同說：「夏曾佑在中國史學轉變的初期，是將中國正在發展的經今文學，西洋正在發展的進化論和日本正在發展的東洋史研究的體裁相揉合的第一人。」夏曾佑把進化思想和公羊三世說相結合，體現在歷史發展的階段劃分中，既重視政治、經濟、典制諸內容，也關注地理、文化、民族、宗教、風俗等方面。不僅在觀點、內容、體裁各方面是當時歷史教科書中的佼佼者，而且對以後中國通史、中國古代史的撰述與研究都有極強的借鑒意義。夏書在當時作為歷史教科書出版，在後來作為「大學叢書」再版，1955年三聯書店重版,2000年被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叢書中之一種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再行出版，即說明其學術價值被認可的程度。近有學者評價稱：「夏氏史識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乃是歷史階段性思想。他宏觀把握歷史發展脈搏的能力之強，歷史抽象力之高，讓人驚嘆。教科書《凡例》、《古今世變之大概》是其高度概括之作。經過劃分，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即眉目清晰、便於把握了。他所運用的上古、中古、近古模式，也突破了傳統史學完全依照王朝體系來劃分歷史的框格。夏氏能夠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試圖整體把握歷史走向，這在社會形態理論尚未為人所知之晚清,確屬第一流的史識。」1905年劉師培出版了《中國歷史教科書》，內容雖僅止於西周，也受到好評。劉師培認為「近日所出各教科書，復簡略而不適於用」。他比較中西史書體裁：「西國史書，多區分時代，而所作文明史，復多分析事類。蓋區分時代，近於中史編年體，而分析事類，則近於中國三通體也。」劉書除了「所編各課，於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外，最大特點就是「分析事類」，該書涉及的古代地理、古代封建、古代政治、古代官制、古代田制、古代商業、古代刑法等部分，在傳統史書中可見，而古代倫理、古代風俗、古代衣服、古代工藝、古代飲食則頗有新意。以夏書的劃分時代縱向闡述和劉書的分析事類橫向歸納，合而觀之，則新型歷史撰述之橫縱交叉、靈活多變的章節體特點隱然可見。

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開始涉及進化、系統、因果、科學等辭彙和概念，這些都是突破舊史學藩籬的關鍵因子。進化思想否定了舊的循環史觀和倒退史觀，系統觀念開始突破了王朝更替的歷史敘事模式,因果律有助於深層次、多層面去探討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因,科學意識則強調在歷史研究中重證據、重材料、實事求是，啟發人們拒絕相信不可信的舊史成說。儘管這些內容在多數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表現得並不十分充分，但正是在歷史教科書中開始具備了運用進化史觀劃分歷史階段的分期觀念，才使得上述諸多新的史學觀念在歷史撰述中有機會孕育其中，也使得紀事本末體的傳統編纂形式有可能向章節體形式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轉變。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對新型中國通史撰述的影響即體現於此,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此意義上成為新型中國史撰述的開端。

三、餘論

辛亥革命以後，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仍持續不斷，通過編纂歷史教科書所引發的對中國歷史諸問題的新見解，不僅反映於歷史教科書中，還通過其他方式有所表現。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顧 頡剛和王鍾麒(伯祥)合著的《現代中學本國史教科書》。1922年3月，離京返蘇(州）的顧頡剛應商務印書館之約著手編纂這本教科書。在搜集編書材料、擬定教科書目錄的過程中，顧頡剛對古史問題又進行了一番深人研究和思考，在他頭腦中積蓄已久的疑古思想逐漸明晰起來。顧頡剛說：「三皇五帝的系統，當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學上的中國上古史，現在剛才動頭，遠不能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思索了好久，以為只有把《詩》、《書》和《論語》中的上古史傳說整理出來，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傳說』為宜。我便把這三部書中的古史觀念比較著看，忽發見了一個大疑竇一亮舜禹的地位的問題!」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由此而形成。顧頡剛疑古學說的形成原因十分複雜，而編纂這部歷史教科書當是促成其通盤考慮古史系統的真偽、進而提出引起軒然大波的「層累說」的直接機緣之一。

為了編纂這部歷史教科書，顧額剛曾寫有《中學校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法的商榷》一文。文中認為,編纂歷史教科書應注意以下幾方面：（1)明事實，求因果。「所以歷史書的好壞,就以說明事實明了與否，說明事實的因果確切與否為斷。」(2)從大眾的意志中而不是名人的意志中求得時勢走向。「我們總先得把大多數人的意志說明，把時勢的由來看定，然後名人的事實始有一個著落。」(3)舊史書為古人的成見所蒙蔽，不審定史料，宣揚三代為黃金時代，使之深人人心，造成了人們好古薄今、由信古而變為迷古。新教科書要嚴密地審定史料，指示進化的路徑，排斥復古觀念，「使學生知道黃金時代不在過去而在未來。」(4)「在剪裁上，我們的宗旨，總是：寧可使歷史系統不完備，卻不可使擇取的材料不真確、不扼要。」(5)「編纂教科書也要使得它成為一家著述。我想了許多法子，要把這部教科書作成一部活的歷史，使得讀書的人確能認識全部歷史的整個的活動，得到真實的歷史觀念和歷史興味。」

這些看法，可以視為是借鑒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編纂中存在的問題而在民國初年對編纂歷史教科書的各項要求的新總結。顧頡剛認為歷史教科書的編纂應闡明因果關係、指示進化路徑、重視群體作用、否定正統觀念、把握歷史真實，要「成為一家之著述」。《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9月和1924年2月、6月陸續出版上中下冊)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現代等五期，從分期觀點和敘述內容上看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史的整體看法，一是注重民族間的關係，二再由此擴大到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關係，三則由此民族間之文化衝突與融合，推動著中國史走向世界史，形成進化的歷程」。在表現形式上，各歷史發展階段包含有政治、民族、社會、文化諸方面，橫縱闡述靈活豐富，顯然已走出了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以紀事本末體為主的局限，對章節體的使用已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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