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的浪漫愛情和未圓滿的婚姻

郭沫若與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的浪漫愛情和未圓滿的婚姻

2017-05-19 謝流石

1916年6月，郭沫若在東京一高的留日同學陳龍驥患了肺病，住進聖路加醫院。郭沫若此時在岡山六高讀書，趁著暑假，特意到東京來探望生病的友人。在聖路加醫院，他見到了日本女護士佐藤富子。他發現，這位少女的眉宇之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聖潔之光，熠熠生輝。這聖潔的光芒，令他感到神聖，令他肅然生敬。也可以說是一見鍾情了。

不久，陳龍驥病故。郭沫若給亡友料理完喪事後，再度來到聖路加醫院，索要亡友的X光底片，再次見到了讓他一見難忘的那位日本姑娘。

佐藤富子為郭沫若友人之死，流下同情的淚，還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這是多麼善良、美麗、善解人意的女孩啊，讓他感受著一種無比的甜蜜，對他懷著對愛的神秘、朦朧的憧憬，匆匆回岡山去了。

隔了一個星期光景，佐藤富子把陳龍驥生前拍的X光照片寄給郭沫若，並附了一封用英文書寫的信。這封信跳蕩著一顆純真少女特有的熾熱的心，她稱讚郭沫若心地善良，陳龍驥在天國里會因此感到安慰，同時勸郭沫若不要過於悲傷，珍重為要。安娜這長信讓郭沫若的內心激動不已，在反覆看了這封英文長信後，郭沫若立即提筆回信，並且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求愛決定。

當時日本青年不會是這樣的性格的：一見鍾情，去給她寫情書，這種事情好像是在日本來說不可能的。但郭沫若的性格特別與眾不同吧，是特別浪漫的性格。郭沫若在給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寫道：「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我立刻產生了就好像是看到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的臉放出聖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您的口好像櫻桃一樣，我愛上了您！」

同時郭沫若坦誠地向佐藤富子訴說了那樁令他痛苦不堪的包辦婚姻，說他到日本讀書，便是選擇了叛逃出走這一路徑。這也是巧了，佐藤富子也是反抗包辦婚姻叛逃到東京在這醫院當護士的，這就更容易喚起心靈上的對等感應，油然而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知己感。

原來佐藤富子是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傳道士卯右衛門的長女，兄弟姐妹共八人。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學的創始人，首屆校長。父親原是北海道大學土木系畢業的工程師，後轉而信仰基督教，當了牧師。富子於1914年中學畢業後，母親準備給她操辦婚事，她堅決拒絕，並設法出逃，來到東京京橋區聖路加醫院當護士，立志將一生獻給慈善事業。

接著從這年8月至12月，郭沫若和富子一個在東京，一個在岡山，遙隔千里，靠書信來往，愛情閃電般地急遽發展。 岡山與東京相隔千里，但在短短的4個月時間裡，安娜和郭沫若連續通信幾十次，最密集的時候，一個星期就有5次通信。這些寫成情書形式的書信，成了郭沫若大膽追求安娜的最好方式，但兩人始終以兄妹相稱。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對女性的一見鍾情呢，一下子就燒起來了，而安娜呢，畢竟是那種封建家庭出來的女人，通過幾個月的書信來往，才逐漸的升級，逐漸超越了兄妹。安娜在1916年9月17日的一封回信中寫道：「我所思慕的哥哥：每天每天我都在思念你，我不知道你的現狀是怎麼樣------」9天後，安娜在另一封回信中這樣寫：「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是不許為任何人所有。」

10月中旬，富子有五天假期，他們便秘密相約到濱川、大森和房州旅遊。五天相處，他們對彼此的事業、理想、家庭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愛的心潮也由微瀾推進到狂濤。月夜，郭沫若獲得了那長長的、甜甜的一吻，後面幾天一直陶醉在幸福之中，時時重溫在清馨草坪上的愛的境界，他獻給富子一首題為《Venus》的情詩：我把你這張愛嘴，比成著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會使我時常沉醉-----

為了與郭沫若結合，富子同父親及家族鬧到絕情的地步。為了遮人耳目，富子去岡山之前，請郭沫若代她起個中國名字。郭沫若為她取名「郭安娜」。她接受了這個名字，並激動地說：「我的心，我的靈魂已經入了中國籍!」自此，她一直沿用這個名字，終生未改。

191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清晨，郭沫若把安娜接到了岡山的「家」。翌年3月，安娜考取了東京市谷女子醫學校，暫時離開了剛築造的愛巢。但是入校一個月後，安娜發現自己懷孕了。5月，她輟學返回岡山。12月，一個小生命誕生了(男兒，取名和夫)，家庭更加充滿生機。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國大學，富子為使丈夫學業有成，獨自承擔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裡忙外，他們幾經搬家並且要支付昂貴的房租。為了生計，郭沫若拚命寫作譯書，沒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沒有硯台用磨平的磚頭代替------這樣清貧的日子，沒有父母的親情關照，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堅持著，為郭沫若哺育了四兒一女。

1937年，政治風雲變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他決定回國參加抗日戰爭，而富子是日本人，他不辭而別離開日本回國了，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順利到達上海。郭沫若在當年的8月和11月還接到過安娜的兩封信，此後，雙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斷了。

漫漫的11年過去了。在新中國誕生的前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安娜知道了郭沫若的消息便立即攜兒帶女西渡大海專程來中國，開始萬里尋夫。當安娜知道於立群已為她的丈夫生育了兒女時，對對方迴避的態度很難過，她心酸地說：「我走------」

安娜的稟性是大度的，能夠容忍他人和同情他人，在痛苦萬分中離開郭沫若回到日本。她原諒了郭沫若，認為這不是郭沫若的錯，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過。她在日本繼續含辛茹苦地撫養五個孩子，無怨無悔。

建國以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郭安娜加入中國籍，帶領兒女們回國，定居於大連。1977年（郭沫若去世前一年），安娜寫信給他，說兩人都已屆耄耋之年，希望無論如何見一次面。經過安排，兩位在年輕時曾如此熾烈地熱戀過，而後又長期分隔的老人見面了。幸有這一次見面，否則他將抱恨終生，安娜自然更加要稀噓嘆息，難以自己了。

安娜除住大連外，有時也住上海，因兩地都有她的子女，但平時極少與他人來往，也不參加社會活動。1983年她首次被推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政協開會期間，正值她九旬壽誕，統戰部和全國政協曾為她祝壽,但她仍然謝絕任何記者的訪問。安娜每年多半要到日本探親一次，不過每次回日本總只在短短几天，她向親人表示，她畢竟已是風燭殘年，萬一在日本病了怎麼辦？她表示要死在中國，埋骨在中國，「因為我是中國人」，安娜如是說。在1994年8月病危之前，她把自己僅有的500萬日元捐給了中國政府。1995年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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