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歷史不尋常：閻錫山竟是一代儒將，馮玉祥又稱倒戈將軍

很多人都覺得閻錫山土，但事實上閻錫山卻是一個典型的舊式文人。光緒廿七年（1901年）入山西武備學堂、光緒卅年（1904年）赴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歸國後中舉人。閻錫山當過清朝的標統，是同盟會元老，擁護過袁世凱稱帝並被封為一等侯，袁世凱死後支持北洋政府，北伐戰爭時又加入國民革命軍……中華民國戰爭錯亂，但山西依然是山西，閻錫山依然是閻錫山，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實在是一件難得的「小確幸」。

後來有人批評閻錫山參加辛亥革命動機不純，是偽裝革命，其實這聲革命在他心目中從來與民主或是推翻帝制無關，他只是藉助時勢完成自己那一場紫氣東來、真人出世的「湯武革命」，如果說，在中國千年的發展史中，辛亥革命可謂標新立異，那在中國的近代革命史中，這場「湯武革命」就顯得有些非主流了。

抱著關起門來做皇帝的想法，閻錫山收攏了山西與外界的大門，一心一意建設著他心中的王道樂土。他改造農村的計劃以「村村無訟、家家有餘」為宗旨，以期實現古代父慈子孝史友弟恭的傳統理想。對待工業，他認為「工業應有限制、商業應有限制，土地僅有私種。對待交通，他刻意將山西鐵路修成窄軌，導致火車想進進不來，想出出不去。最後，這位實質上的「山西王」提出了自創的「公道主義」，稱其為「無論何時何地，皆處於對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處處為人樂於接受」的萬金油。在閻錫山看來，這種政治上「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政策會順利恢復「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傳統文化基礎。

清末晉商富甲天下，山西在清民易代之時依然是中國最為富庶的省份之一。仗著底子厚，閻錫山的改革規模也相對宏大且特色鮮明。農業方面有「六政三事」，軍事方面大力發展軍工產業，最難得的是教育方面——在被蔣南翔呼作「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年代裡，閻錫山硬是造了幾十萬張課桌，將山西打造成了中國義務教育策源地……

1930年美國《時代》周刊對閻錫山的評價極高，這也局部代表了西方世界對這個亂世中專註於發展社會經濟的軍閥抱有相當的好感。

「閻錫山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錫山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只是，政策歸政策，現實歸現實。閻錫山的一切改革，最終在時代的齒輪中走到了相反的方向。經過二十年的運做，山西最終步入了十村九困，十家九窮，的尷尬境遇，民生一片凋敝。這一結果是源於內部政策的失敗還是源於外部局勢的變化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古老的八卦太極旗上的確已經埋下了一個伏筆。在暗流涌動的時代背景下，閻錫山越勞心，就越顯得像是一個「太平天國」式的笑話。

或許，狹窄的鐵軌阻隔了先進的思潮與文化，卻未能阻隔中原蒼茫大地上頻繁的戰事，閻錫山這種官方的「太平天國」運動終於在動蕩中完全破產。

相比於閻錫山，馮玉祥則是農民的兒子。他有個泥瓦匠父親，後來當了兵，直皖戰爭後混成旅旅長，與黑道有著莫大的瓜葛，就在此時，北洋政府任命的陝西督軍自殺，馮玉祥時來轉運一躍成為陝西的首領，躋身於民國軍閥之中。

而他的所作所為，一點也沒有拖「政治暴發戶」的後腿。民國廿二年（1923年），馮玉祥聯合王懷慶，逼走大總統黎元洪，扶持曹錕。民國廿三年（1924年），馮玉祥聯合張作霖、段祺瑞，掉轉槍口再次包圍總統府，逼曹錕下台。民國廿四年（1925年），馮玉祥聯合郭松齡討伐張作霖，就在大局初定時反戈一擊，導致郭松齡夫婦被槍決。民國廿五年（1926年），馮玉祥再次計劃逼段祺瑞下台，失敗後復立曹錕，然而此時的馮玉祥已經有了「倒戈將軍」的「美名」，大逝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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