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靠右走，還是靠左走？什麼時候變成現在的方式？

軍事傳統與汽車出現改變了左右方式

眾所周知，我國現在道路交通基本規則就是靠右側行走，或者行駛。這個「靠右走」的規則似乎是約定俗成的真理，但實際上我國正式「靠右走」的歷史遠不及「靠左走」長遠，這個簡單的規則中，蘊含著很多歷史典故與淵源。

如果從我國現有古代法律制度中去考證，很難找得到有關強製法的影子，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我國古代「靠左走」還是「靠右走」依靠的是習慣而非法律。

以右為尊，不適用於走路

據現有文獻顯示，「靠左走」是道路交通的基本習慣。依據我國文化傳統，「以右為尊」貫穿儒家文化的始終。古時寫字讀書，都是從右至左。祭祀排序，越是尊貴的人，位置越靠右。上朝之時，地位高的大臣會站在前排，但是同樣一排的，都以位置靠右側為貴，比如，右丞相的官職要高於左丞相，右史的官位要高於左史。但是，「以右為尊」的傳統只在一個地方不適用，那就是乘車和走路之時。古代出行乘車之時，如果是戰車，那麼靠右的人一定是長官，靠左的人是車夫；如果是日常出行，多人同乘，那麼坐在左邊的人一定是尊長。這是為什麼呢？答案很簡單——安全。因為古代車行靠左，所以坐在右邊相對安全很多。同樣道理，如果幾個人一同步行出行，那麼，尊長要走在前面，如果尊長需要在行進中與人說談，那麼，地位稍低的人就要靠在右邊，這樣做同樣是為了保障尊長者的安全。對此，宋代大儒朱熹曾對弟子說：「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雖然自古以來我國出行都按照「靠左走」的傳統，但是在進出宮殿、房屋和城池之時，在唐代之前都尚無明確規定。開始的時候，各朝各國大都採取「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的辦法，就是派遣「交通警察」在人群稠密之時負責指揮和疏導。其實這樣做的效果並不太好，因為進出都為一處，不論是通行還是檢查都存在隱患。到了唐代之時，像長安、洛陽這樣的大城市逐漸興起，每天進出城門的人數很多，僅靠「交管人員」每天的疏導往往無法及時達到良好的效果。在唐太宗時期，特別頒布法案規定出入城門必須按照「入由左，出由右」的規定進行。這是我國第一個對交通「來左去右」的規定，對後世影響極大。後世不僅出入城門按照此規則，其他諸如出入宮殿、房屋、校場、廟宇等都按此行事。當然，這些規則對皇帝並不適用，因為皇帝自古以來都要走「專用道」，進出「專用門」，如果有他人誤闖或僭越，那等待他的就是「十惡不赦」中的「大不敬」罪名，輕則流放處斬，重則全家受到連累。

宋代大儒朱熹曾以「靠左走」為例，向弟子說明「君子不欺暗室」的典故。有一天，朱熹與眾弟子行走在山路之上，弟子發現老師一直靠著左邊行走，因為左邊靠近山邊較為危險，所以弟子就勸老師說，這裡是山間小路，沒有必要遵守「靠左走」的習慣，靠右邊走能方便些。朱熹卻以「君子不欺暗室」為由拒絕了，仍然靠左側行進。他所堅持的觀點就是，君子應該做到人前人後都一樣，即使身邊沒有人，也要和身邊有人一樣，這樣才可以更好的修身養性。這個典故一方面反映出了在宋代「靠左走」早已成為社會習慣，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君子自律的重要性。如果現代社會人們都能成為朱熹那樣的「君子」，道路上越來越多的監控攝像頭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搶道、酒駕、佔道、違規停車等不法現象也就絕跡了。

羅馬帝國的尚武讓靠左走成為傳統

「靠左走」不僅是我國古代的交通習慣，而且在古代歐洲也是同樣的習慣。古代歐洲靠左走的習慣起源於羅馬帝國，具體原因是軍事方面的原因。羅馬帝國的道路多為軍備所設置，騎士們上馬首先要從左側進行，左側路基會稍高些以便於騎馬，所以演變成為騎士「靠左走」。同時，戰士的佩劍多為身體左側，靠左側行走更有利於防備來自馬路對面的攻擊。如此一來，以軍事立國的羅馬帝國在擴張的過程中，將「靠左走」帶到了整個歐洲。必須強調的是，在歐洲道路交通發展過程中，18世紀中期以前並沒有明文的法律規定，主要依靠的還是歐洲各國習慣。歐洲「靠左走」的習慣在14世紀初期，還受到了教會的影響。在1300年，羅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稱「條條大路通羅馬」，同時他還規定，來羅馬朝聖者需要靠左側行走。這一來自宗教的提議影響很大，當時大多數國家都開始修建通向羅馬的道路，教民也都靠左側行走。當然，也有很多歐洲人和國家仍然有著自己的獨立風格。比如，法德兩國是傳統大國，道路平坦，乘坐馬車的要比騎馬者更多些，靠右側行駛的馬車更容易保證安全，同時，這兩國農業發達，農民在趕車揮鞭之時，坐在左邊更順手些，所以更多的選擇從右側行駛。但是，法德兩國貴族仍大都保持靠左行走的習慣。

拿破崙的強權讓靠右成為常態

既然古代歐洲和中國大都保持著靠左走的習慣，那麼為什麼到了近現代社會發生根本變化，形成了「靠左走」和「靠右走」兩大陣營呢？這首先要從法國大革命說起。法國革命後，革命黨人曾以「革命的恐怖代替反革命的恐怖」，對往日貴族的殘酷誅連，使得昔日貴族倍感擔心，所以，他們大都改變了昔日行走習慣，開始與農民一樣靠右側行走以掩蓋自己身份，漸漸的「靠右走」成為法國新風尚，也成為革命的風向標。隨著拿破崙帝國的節節勝利，大半個歐洲已經臣服法國，包括西班牙、德國、奧地利、義大利、比利時、俄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將行路習慣改為「靠右走」。後來，大家發現馬車在高速運行之時，靠右側行駛和駕駛確實比靠左側更為安全，尤其是在機動車問世以來，「左手駕駛，右手換擋」的方式遠比「右手駕駛，左手換擋」好得多，自此，「靠右走」開始大規模出現。

「靠右走」的陣營在美國加入後力量對比開始發生變化，漸漸佔了上風。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在獨立後，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後開始劃清與傳統歐洲封建主義的界限，賓夕法尼亞州率先在1792年通過了「靠右走」的法案，其他各州紛紛跟從，在南北內戰結束後，全美加入了「靠右走」陣營。隨著美國的加入和現代汽車的普及，「左轉右」的風潮開始顯現。首先為了追隨美國而改變自己習慣的是加拿大，於1923年完成了全國「靠右走」的法案。英國也想加入「靠右走」陣營，於1960年提出改革議案，但是終因成本過高而中途放棄。瑞典「左改右」的決心很大，於1967年強行通過「靠右走」的法案，甚至通過軍隊維持秩序強制國民統一整改。巴基斯坦原屬英國殖民地，後來也想「左改右」，但其失敗的理由卻是駱駝的原因，作為該國主要交通工具的駱駝非常固執，難以改變，所以作罷。還有很多國家是被迫「左改右」的，比如奧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國是因為二戰期間德國佔領而改成靠右行駛，朝鮮南北分立，北朝鮮因中蘇原因「左改右」，而韓國則是因為美國而「左改右」。當然，也有「右改左」的例外，那就是琉球（沖繩）。琉球原是靠右行駛，在美軍將行政權交由日本後，日本花費很長時間才在1978年將其改為靠左側行駛。

中國靠右還是靠左，實在太糾結

至於近現代中國「靠左走」還是「靠右走」的選擇中有過反覆。如前文所言，我國歷來都是「靠左走」國家，但是在汽車引進之後，情勢卻發生了變化。十九世紀後期，我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社會，英國勢力範圍在長江流域和以南區域，而北方多以德法俄勢力範圍。因此，在汽車進入中國後，出現了南北各不相同的兩種行車方式——南方靠左，北方靠右。後來，在日軍入侵時期，淪陷地區汽車靠左行駛，其餘國土則按照國民政府於1930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而統一規定為汽車靠左行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援華汽車基本來自美國，這就產生了美國車為適應中國「靠左走」而需要額外改裝的現實問題。抗戰勝利後，很多中國城市尚存大量美軍部隊，因為兩國道路交通規則的不同導致的事故多有發生，國民政府對此進行了調研。如同1946年2月9日的《申報》指出的那樣，「因為軍用汽車雲集，運輸量激增，均有行車秩序混亂的發生，及肇禍傷人的不幸事件。靠左行駛，或不習慣，擬改為靠右行駛，以謀矯正一切弱點」。當時的國民政府軍委會提議行政院立法通過了「靠右走」的規定，行政院按照軍委會的意見出台了《改進市區及公路交通管理辦法》，其中規定：「車輛一概靠右行駛，轉彎時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邊順轉。人獸力車應絕對緊靠右邊。」至於公路上的行人，國民政府認為中國「靠左走」實為傳統不易更改，所以仍規定「行人靠左」。後來有學者提出，如果雙向車道，人車共行，那豈不容易發生對撞事故？所以，後來國民政府規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須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車道；如無人行道，行人靠邊走」，這才開始全國車人共同「靠右走」。

新中國建立後，依照此規定，直至今日。儘管在文革中，很多紅衛兵認為「靠右走」有「右傾之嫌」，應該「靠左走」才對，但是，文革「改道」並未持久。

中國古代的道路交通法是什麼

現有歷史資料表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車輪的國家。據查早在上古黃帝時期，黃帝看到風吹草轉，於是心生靈感，他將「橫木為軒，直木為轅」做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車輪。有了車輪後，我國古代道路交通和運輸力量發生了根本變化，改變自然的力量就增強了。車輪的發明對中國早期經濟和軍事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人們為了紀念黃帝的這一發明，尊稱他為「軒轅氏」，這一稱呼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發明了車輪後，人力車和獸力車開始出現，漸漸地形成了道路。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考古發現，那時候中國人已經開始建造公路和橋樑。到了商代的時候，人們使用石灰築路，並修建木橋方便通行。到了周代，隨著戰車的出現和國土的擴大，一方面要修建更寬、更平和更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要應對日趨繁忙的道路交通，所以自周代開始，國家開始正式設立「司空」作為管理國家土木建設和道路交管的專門性官職。司空權力很大，地位很高，屬於皇帝之下「三公」之列，可見周代對國家建設的重視程度。正是因為周代對道路交通的額外重視，所以周代開始造路被形容成「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這種又平又直的道路為維護國家統一，方便各路諸侯朝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秦代統一六國後，進行了「書同文，車同軌」的改革，旨在推行全國統一的道路標準。有人會問，「車同軌」的重大意義究竟在哪裡？「車同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交通強製法，按規定全國不僅要建成標準統一的道路（五尺路），而且還要將車的軸距調整一致。為什麼要強調軸距呢？因為秦時戰車沒有輪胎，長時間行走會造成地面出現固定痕迹，有時候這些痕迹會很深（高達數秦尺），這就客觀上形成了車在行進中，輪子會沿著車痕行使。統一之後的車輛標準為六尺（秦尺），約合1.38米，這樣一來，統一標準的車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飛馳了。這就好比現在國家統一了鐵軌的寬度和火車輪子寬度一樣，非常有利於道路交通便利。

漢承秦制，在道路交管方面設立了「郵、亭、驛、傳」四種級別，五里設郵,十里設亭,三十里設驛或傳，這些機構有兩個責任，一是負責本地安保工作，二是維護公路。漢代設立的「亭」級機構（相當於現在的街道辦事處、公路局和派出所的合體）有近3萬個，因為漢高祖曾擔當過亭長，所以他對公路建設尤為關心，在他的努力下，漢代國家公路高達15萬公里。其中向西延伸到黎巴嫩和伊朗的道路又被稱為「絲綢之路」。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其道路建設也到達古代時期的頂峰，甚至已經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在一些鏈接大城市的馳道上，竟然可以達到每天行進500里的速度。難怪唐玄宗時期，楊貴妃的荔枝從嶺南運往長安，送到美人手中之時，荔枝竟然還沒有變色。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制定出的《儀制令》成為中國最早和最全面的道路交通法則，其中的影響至今仍在。《儀制令》由唐太宗親自發布實施，主要規制目的在於「禮儀」方面，同時也將道路交通也作為重要一條加以單獨規定，即「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為什麼說《儀制令》對中國古代交通制度有著最為關鍵性作用呢？原因有三個：

第一，《儀制令》將儒家的「禮」作為道路交通的基本規則。在強調道路交通秩序和效率的同時，重視尊卑有序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太宗所言「朕聞教化之本，禮讓為先，欲設規程，在循典故。蓋以中興之始，兆庶初安，將使知方，所以漸誘」，說的就是道路交通要以「禮讓為先」，又盡量避免了太過繁瑣，反映出唐初政府對民間的教化政策。

第二，《儀制令》強調了效率與安全作為道路交通的核心理念。在該規定中的四原則里，有一半是強調道路交通效率與安全的，「輕避重」說的就是兩車相遇，載重量輕的易於掉頭，有助於效率和安全，「去避來」影響更大，至今仍有「先來後去」的習慣存在。當然，僅靠這四個原則維持唐代巨大而繁忙的交通體系是遠遠不夠的。後來在《唐律》依據這些原則衍生出系列具體條款，比如「不得在街市走馬」、「不得在人眾中走馬」的規定，在後世演化成為「限速」和「人車分流」等現代交通規定。「以船載客，需事先訂價，不得超載」的規定，在現代演化成為禁止「超載」的規定。「不得在中流索價」的規定演化成為保護乘客交易安全的現代條款。「出航，要避風浪」的規定，成為現代社會風浪預警的鼻祖。由此可見，唐代我國交管立法已經和現今相差無幾。甚至還有類似「凡有節者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的規定，說的是一旦出現有外國使節經過之時，交通警察應該暫時封路，與現今北京臨時性交通管制同出一轍。

第三，《儀制令》強調了違反交通管理辦法之後的懲罰性措施。任何一部法律，如果沒有否定性評價，那麼這部法律的執行力度就會不夠。違反《儀制令》的法律責任和執法部門規定的非常清楚，「委本縣所由官司，共切廵察。有敢犯者，科違敕之斤罪」，說的就是由縣級主管部門掌控交管事項，對於那些敢於觸犯法律的人將嚴懲不赦。具體懲罰措施較為嚴厲，按照相關規定，「諸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說的是要打屁股打五十下，這已經是較重的刑事處罰了。對此，《唐律疏議·違令》解釋道，「令有禁制，謂《儀制令》『行路賤避貴、去避來』之類，此是『令有禁制，律無罪名』，違者得笞五十。」這種解釋說的就是違反交通規則，雖然沒有明確罪名，但是已經違反了《儀制令》的基本原則，所以要「打五十大板」。有人認為，違反交規就要打五十大板，處罰過於嚴苛。其實不然，真正實施刑法的例子很少，這些強硬性規定大都起到的是震懾性作用。正是這些較為原則和嚴苛的規定，保障了唐代開元以前的道路安全，促進了國家發展，使得唐初商客「遠道數千里反不持寸刃」，一片和平祥和景象。杜甫曾為此寫下了，「憶昔開元全盛日，九州道路無豺狼。」的詩句。

來源：互聯網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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