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然保護，走在綠色與灰色邊緣

「

自2001年起，每年的5月22日被聯合國大會定為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生物多樣性對穩定氣候和恢復土壤起著重要作用

是人類生命支柱之一

保護自然「本底」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建立自然保護區

中國眾多自然保護區的存在

為我們保留住了珍貴的生態系統

讓我們有機會與大自然親密接觸

但若說中國的自然保護事業欣欣向榮

恐怕還是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

2005年春天，多次沙塵暴接連抵達北京，就在這個滿城皆戴「黃金甲」的時節，我正流連忘返於貴州東北部的梵凈山自然保護區內，在雲霧蒸騰、綠意盎然、山花爛漫、溪水潺潺、鳥鳴不絕之間，尋覓著黔金絲猴的蹤影。當在春日的迷霧之中，遠遠地看到幾隻毛色稍帶金黃的黔金絲猴在數公里外的大樹頂端享受著鮮花和嫩葉的美餐時，接連數日的疲勞奔波和苦苦等待的煩躁一掃而光。

那是我的第一次自然保護區之旅，從那之後至今，我先後去過數十個國內的自然保護區，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今生的歸屬和夢想——希望自己的餘生能夠在自然的懷抱中尋覓感動的瞬間，獲得思想的澄凈，同時將保護自然的觀念和意識散播給更多的人。

這時，正有無數的人正在為保護國內殘存的自然原本的風貌，而奔走呼喊和不知疲倦地實踐著，他們之中有官員，有攝影師，有研究人員，有學生，有當地的百姓，有來自國內外的NGO（非政府組織）。

貴州省茂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學遊覽區」里的「小七孔鴛鴦湖」，清碧的湖水藏在喀斯特叢林中。攝影／李貴雲

1872年，美國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1956年，中國誕生了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廣東鼎湖山自然保護區。此後，以自然保護區為標誌和載體的綠色文明與灰色的工業文明，一直在中國各個領域進行著較量。

大鍊鋼鐵，催生了中國第一個自然保護區

2012年4月，包括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及北京大學等多位專家聯名向國務院發出公開信：鑒於小南海水電站建設後的生態憂慮，呼籲緊急叫停重慶小南海水電站（前期）工程。專家們在公開信中指出：擬建小南海水電站的單位千瓦裝機投資將達到16000元，是金沙江下游三座梯級電站平均投資的3.6倍多。

但是，其設計的年平均發電量，僅僅是與其相鄰的金沙江下游四個梯級和三峽水電站年平均發電量的3.46%。而這樣一座水電站的建成，卻會讓長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殘存的數十種珍稀魚類遭受覆盆之災。

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此之前，眾多科研人員和NGO已經為小南海叫停奔走了4年多，但是卻絲毫沒有阻礙這項工程上馬的步伐。這個小小的水電站會成為壓垮長江魚類生態系統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但國內眾多的公眾、甚至本地人卻絲毫感覺不到這種緊張局勢。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個為珍稀魚類設立的保護區的存在，哪怕是居住在這段大江兩岸的當地人。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自然的珍寶面臨著嚴峻的威脅時，總會有少數的「不同意見者」湧現出來，去為之奔走呼喊，去為之而奮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然保護區的成立，也是在岌岌可危的開發困境下，由少數的「不同意見者」臨危提議才最終成立的。

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退田還湖，中國人在自然面前採取了退後的姿態，這一退，實為進，代表著中國的自然保護觀念向前的一個飛躍。圖為長江中下游退田還湖後的景象。

回首1956年，當時國內「大躍進」模式已露端倪，「大鍊鋼鐵」亦蓄勢待發。在全民為「超英趕美」而摩拳擦掌的躁動氣氛中，一些「不同意見者」也感到了不安。

秉志、錢崇樹、楊惟義、秦仁昌、陳煥鏞等科學家，利用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廣東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提案將肇慶市的鼎湖山設為自然保護區並獲得通過。

隨後，中國科學院與廣東省委，在廣東鼎湖山林場內劃定1.7萬畝，建立保護區。當年6月23日，《南方日報》登載了一條啟事：「本省高要縣鼎湖山，作為一個自然保護區，今後嚴禁在本區內砍伐、狩獵、吸煙、燒火等事情。」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然保護區宣告成立。

從1956年至今，鼎湖山自然保護區只有1.7萬畝的綠色奇蹟如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燒遍中國大地。截至2012年1月份，全國已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616個。

天氣再惡劣，保護區管理局巡護人員的巡護監測也不能中斷，巡護員的職責是調查物種分布、監測保護區的火災隱患和偷獵情況。科學家們進入保護區核心區考察，也是巡護人員帶路的。攝影／陳旭

「先圈起來再說」

保護區數量多了，面積大了，但質量難如人意。國家和省里的確投入不少，但平均下來就捉襟見肘。國內保護區雖然不少，但真正能拿得出手的寥寥無幾。

1997年11月24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環保總局、國家計委印發了《中國自然保護區發展規劃綱要（1996—2010年）》，在規劃目標這一條中，自然保護區建設總目標是「建立一個類型齊全、分布合理、面積適宜、建設和管理科學、效益良好的全國自然保護區網路」。發展規劃還確立了近期、中期兩個階段性目標，每個階段目標的內容很雷同，其中中期目標是：

「2001—2010年：自然保護區總數達1200個左右（其中國家級160—170個），自然保護區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達10%，加上風景名勝區，合計約佔國土面積的12%；形成完整的自然保護區法規體系，90%左右自然保護區有健全的管理機構和工作人員，70%以上的自然保護區具有較完善的保護和管理設施。」

在這個目標中，能看到的只有數量化、物化的目標，但是對於自然保護區的質量並沒有確立相應的目標。

問題隨之產生：既然無法保證質量，仍大刀闊斧，是否有「盲目」之嫌？

對這一問題，廣東省的林業局領導在廣東省自然保護區發展50周年紀念大會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的策略是，先圈起來再說。現在環境破壞的速度一日千里，我們感覺是在和時間賽跑。圈起來，至少就不會被破壞掉，等以後條件具備了，再提高質量。」話語中，智慧中透著無奈。

「九龍治水」，部門利益是自然保護「攔路虎」

在我國，自然保護區是指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迹等保護對象所在的陸地、陸地水體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積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區域。

如果只是簡單地從其定義上來講，衡量一個自然保護區管理質量的標準應該只有兩個，那就是保護對象和所處環境的保護質量如何。但事實並非那麼簡單。

白鰭豚，這個被譽為「長江女神」的動物，曾經是中國高調宣傳的、全球獨有的動物保護物種。但是隨著環境質量持續下降，食物減少，人類生產生活的高強度、高頻率干擾，2007年，白鰭豚正式宣告功能性滅絕。

江豚在暴風雨前會頻繁跳出水面「拜風」——暴風雨前氣壓較低，它需要朝著風向透氣。看到江豚拜風，漁民們就不會出江。而江豚吃魚，江豚聚集之地魚一定也多，漁民會跟著它們打魚。所以江豚被當地人尊為「河神」。

白鰭豚被宣告功能性滅絕後，江豚成為長江中唯一的哺乳動物。

1989年公布的保護動物名錄上，江豚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新的名錄還未公布，據專家透露，江豚已晉陞為一級保護動物，被譽為「河神」的江豚，正在取代白鰭豚，走在晉級到長江最瀕危動物的光榮的「首席位置」。而這種晉級，很可能也只是走走形式的過場，對於江豚的保護，幾乎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促進和實施。

目前，長江流域江豚僅存一千餘頭，且以每年6%以上的速度急劇下降，專家預測15年後江豚將可能滅絕。2012年初，湖南省岳陽市江豚保護協會出示的一份江豚死亡情況記錄顯示，3月3日至4月15日之間，共有12頭江豚死亡；而在這份數據公布之後，在網路上，幾乎隔幾天都會爆出新的死亡江豚被發現的消息。

如果說自然界的生滅是定律的話，那麼人類在地球上的繁衍也許就是某些物種即將滅絕的信號。2012年江豚之死，像是長江發出的一聲長嘆。攝影／曹誠平

江豚密集死亡事件發生後，人們開始尋求江豚的死因。

據當地保護江豚的組織以及當地漁民的觀察和檢測表明：

有的江豚死於過往船隻的螺旋槳；有的死於肝臟病變，可能是因為受到污染或吃了不潔的魚；有的肺上有血點，可能是被非法的電捕魚擊暈後嗆死；有些江豚屍體被解剖後，發現是被餓死的。

可見，造成江豚快速走向消亡的原因，已非單一的原因，而是長江流域整體生態惡化的結果。

據2007年、2009年由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撰寫的《長江保護與發展報告》顯示：1954年長江漁業資源捕撈量超過40萬噸，2009年只有10萬噸。以洄遊性魚類為主的長江下游，上世紀70年代魚類為230種，2007年僅剩三分之一。江豚是食物鏈金字塔頂端的明星，塔基衰退，明星終將暗淡。

目前全國共有3個國家級、2個省級和2個市級豚類自然保護區。但是隨著江豚重蹈白鰭豚覆轍，我們可以悲觀地預見：當年那些因白鰭豚滅絕而名存實亡的保護區，很可能也會因江豚的最終滅絕，也成為名存實亡的豚類保護區，最終會成為其他名稱的保護區，甚至最終不再擁有任何保護區的頭銜。

而這一切，其實都是整個長江流域所有水生動植物保護區所面臨的艱難困境的縮影，長江流域所有各種頭銜的管理部門「九龍治水」的局面一日不改變，自掃門前雪、相互推諉責任的做法一日不改變，那麼整個長江流域自然保護的形勢也將一如既往，都是空談。

生態系統的健康需要不同生態位的生物組成完整的生態系統。中國南方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桉樹和橡膠，把當地的豐富植被變成了單一樹種的「綠色沙漠」。攝影／劉建華

科爾沁沙地以前是科爾沁草原，歷史上人類在這裡超載放牧，並在本該放牧牛羊的地方開墾農田，這種漠視自然規律的做法，最終使這片草原演變成了中國正在發展中的面積最大的沙地。攝影／王金

一碗水端平

位於四川的卧龍自然保護區是我去過的第二個自然保護區。當時，一隻由人工繁育的大熊貓——祥祥——將被人類從囤養的圍欄里放歸大自然的懷抱，正在接受融入自然和參與野外種群交流、競爭的生存考驗。我與監控祥祥的研究人員一道，翻山越嶺，用無線電定位系統，接受著來自它脖頸上電子項圈的信號，了解它每天的活動情況，並儘可能接近它，近距離觀察它的身體狀況。

對大熊貓的保護已經成為中國自然保護的經典成功案例，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自然保護在國際上的形象和地位。藉由它，以保護旗艦物種為手段、進而保護野生動植物生態環境的自然保護方法在中國也被迅速推廣開來。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因採用了熊貓的形象作為Logo，在中國得到了深度的認同和廣泛的認知。

冰天雪地，秦嶺長青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里的野生大熊貓為尋找可口的食物在溪流溝谷中穿行。攝影／胡萬新

但是，中國境內分布著十多萬種被保護的野生動物和難以計數的野生植物，並不是每一種都能夠得到像大熊貓一樣的保護禮遇，例如華南虎。與大熊貓相比，這種大型獸類的命運顯得極其悲催。老虎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圖騰之一，不可謂不受國人待見，但是在複雜的政治、經濟等現實情況下，幾乎硬生生地被人類在野外滅絕，僅剩下飼養在動物園和科研中心的幾隻苟延殘喘。

也許，華南虎的悲劇，除了來自於中國人對虎骨的「藥用價值需求」，還來自於它們對人類安全的威脅，中國密集的人口和華南虎龐大的活動範圍，勢必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華南虎與大熊貓的保護境遇凸顯了一個問題：我們對於野生動物的保護，以至於對自然界的保護，並沒有維持在統一的標準和水平之上。在保護界存在著旗艦物種的理念和辦法，旗艦物種一般對公眾具有特別的號召力和吸引力，可促進大眾對動物保護的關注，其實質是為了通過對旗艦物種的保護實現對其所生存的生態環境的整體保護。但是很多時候，太過於側重某一個物種的保護，會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結果。過於重視某一個物種，而忽視了對其他物種和整體環境的保護。這樣的做法雖不能說比比皆是，但是不在少數，這種對於保護對象的區別對待，反映了我們國內保護觀念和保護水平的嚴重發展不平衡。

倘若有一日，我們對任何野生動植物及自然環境的保護能夠一碗水端平，才能真正說明我們開始進入保護自然的角色。

大自然正在被我們蠶食

每年春回大地、萬物競放的時節，都是人們享受自然的絕佳時刻。

但當面對慘死在候鳥遷徙路途中架設的鳥網上的鳥類，當看到被獸夾、獵套困死的野生鳥類的殘骸，當站在被人類城市擴張所填掉的眾多沿海濕地之畔，大自然給予的美好感受立刻被難過、憤怒、無奈所淹沒。

與大型的陸生哺乳類動物相比，對遠距離飛行和遷徙鳥類的保護，面臨著更大的困境和更多的麻煩。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開發力度最大的東部沿海，僅僅一兩個自然保護區的存在和完善，並不足以為這些生靈提供足夠的庇護。

填海造地、濕地萎縮、鳥網密布、盜獵成風這些無不給遷徙的鳥類帶來嚴重威脅。所以各地保護區之間的網路化和一體化、為候鳥提供更寬廣和充裕的棲息地、打擊此起彼伏的盜獵，已經迫在眉睫。

幸運的是，與眾多佔據食物鏈金字塔頂端的大型獸類相比，由於善於飛翔和長途遷徙，鳥類適應性較強。例如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在北京天壇的小苗圃里，我們就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多達數百種鳥類，它們有的是在這裡短暫休息補充能量繼續前行，有的是在此繁育後代，有的是在此全年定居。

被鳥夾傷害的白鶴。攝影/周海翔

投毒的盜獵者。攝影/周海翔

2007年9月，我有機會認識了一位來自北大的博士生——王放，他通過數年的觀測和拍攝，向人們展示了這座國內最知名學府的另一面：從博雅塔之側叼著獵物劃空飛過的紅隼、夜間在草叢中覓食的小刺蝟、在校園水潭內繁衍後代的野鴨、在圍牆角落一閃而過的黃鼠狼、在發黃的樹葉上緩緩行進的小蝸牛通過王放的鏡頭，人們見識了北大校園被忽略了的生機勃勃。

王放希望用自己的發現和記錄，讓更多人認識到野生生物與大城市裡保留的小片綠地的關係——其實自然就在我們身邊，並不只在偏遠的深山老林。而保護這些殘留的綠色碎片同樣重要，而且它們與大型自然保護區相比，更加脆弱和易受破壞。

就在不久前，王放告訴我，北大原本還算健康的生態系統已經岌岌可危，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缺水導致濕地生態系統嚴重退化；二是由於校園狹小而人類使用區域不斷擴大。

保護區是誰的人類的？國家的？部門的？當地人的？

2012年初，一條在廣東南嶺國家級森林公園核心區內修建的公路，因公眾的奔走呼籲和國內一些環保非政府組織的持續關注，被廣東省林業廳臨時叫停。但是已經修建了12.6公里的路基，像一條巨大而醜陋的傷疤，深深地刻在這個國家級保護區最核心的位置上。

這個事件中閃現著關注和為自然保護而奔走努力的普通民眾的身影，這是值得欣喜的現象。同時，這些事情足以讓我們警醒：只要不斷膨脹的人口和人類慾望足夠強大，改變了保護自然世界、造福子孫後世的政治決策，無論是名不見經傳的長江合江—雷波段、南嶺，還是卧龍、羌塘等等自然保護區，隨時可能被廢除。

希望在做出每一項事關自然環境和自然保護區改變的決策之前，我們能夠捫心自問一下：「保護區是誰的保護區，可能面臨的是誰的危機，可能會影響甚至毀滅的，是誰的未來？」

從1872年美國誕生第一個國家公園至今，剛好140年，在全球也誕生了各種打著不同旗號的禁獵區、保護區等，但是所有這些被保護的地方，除了地理學、生物學的內涵外，還有經濟學、政治的、歷史的內涵，作為人類社會揀選出來留作專用並施以永久保護的地方，每個自然保護區身上都沐浴著人類賦予它神聖的光輝，這讓自然保護區也有一個象徵意義的內涵——它是賦予人類自己的虛假的榮光。

但是這個由人類社會設立並需要人類去維護的光輝象徵，歸根到底還是取決於人類自身。一旦人類所受的壓迫、所懷的需求的洪流，衝破這種封鎖，就會讓保護區蕩然無存。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近在眼前的利益比長遠的理想來得更加迫切、更加觸手可及的時候，種種修改範圍、降低保護級別，甚至廢除保護區的行為就會付諸行動。

所以，一個保護區如果想要真正達到保護的目的，需要的是當地人與保護區的休戚與共，它需要這樣的理念：它是我的保護區，保護、珍愛和享用它，是我的責任和義務，而非單純的集體或國家意志的強制施行。

199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已經明顯不適應現在的自然保護形勢。2012年兩會期間，新的《自然遺產保護法》草案進入審議階段，但是在一名長期關注和研究中國自然保護區法令法規的女士解焱看來，「中國不需要再立一部這樣的法律，中國需要的是覆蓋整個保護地領域的法律」。為此，她奔走呼告，終於在眾多與會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讓這部她認為並不完善的草案暫緩審議。

目前她組織了80多人的專業團隊成立了一個自然保護立法組，為推動制定一部更合理、更全面、更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中國《保護地法》而奔波。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建設，需要更多像解焱這樣的人。

無力感

去年春天，陝西太白山區里黃柏塬保護區的一次走訪，是我至今最後一次進入保護區。

記得當時和北京大學的王放博士有過一次談話。作為一名以秦嶺大熊貓為研究論文主題的博士生，他還沒見到過野生的大熊貓。

他告訴我他曾經夢想過無數次的和野生大熊貓在野外偶遇的情形：「午後溫暖的陽光下，我在一片茂密的森林裡躺著，看著一隻大熊貓緩緩地從旁邊的箭竹林里走出來，和我靜靜地對視了幾秒鐘，又自顧自地走開了」當時他徜徉在自己美好夢境中的表情和語調，讓我心中也頓生無限遐想。

就在這番談話的當天傍晚，我和王放居然夢想成真——第一次見到了野生的大熊貓。但當時的情形是如此的殘酷和讓人傷心欲絕：那是一隻被獸夾夾傷的野生大熊貓，在枯灰色的竹林的林畔，被一根塑料繩子拴在一棵小樹上，已經無法行走，據現場救護的人講，它另一隻腳上也有被獸夾夾傷的舊疤。

後來，它被人們挪到一個鐵籠子中抬到了縣裡，準備送往位於西安的救護中心搶救。籠子的門是用一截小拇指粗的竹子橫插著鎖著，讓我看了之後心裡感到無比的心酸和諷刺。後來，噩耗傳來，這隻熊貓還是去世了。

對於中國的自然保護，我想說一個應該並不算太奢侈的夢想：希望王放和我若干年後再次見到野生大熊貓時的情景，能像當時他暢想的那樣美好和安詳。

廣西北侖河口沿海分布有大量紅樹林，紅樹林所在的海岸生態系統是一個陸地與海洋交互影響的複雜系統，人類自古也被包含在這個系統當中，水中的魚蝦既是水鳥的食物，也養育著漁民放養的海水鴨。攝影／黃蒿和

彙編自《中國國家地理》2012年07月

撰文/左凌仁

責任編輯/劉晶 圖片編輯/馬宏傑

有一句話

我想與你共勉

所謂文明，就是一種優雅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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