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商人在古代為什麼會受歧視

編者按：本文為李伯重先生的中國商人系列第二篇，第一篇請見：《歷史上飽受歧視的中國商人》

文 | 李伯重

▍為什麼會「賤商」

為什麼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很長一段時期中，商人被置於社會底層，被主流社會和國家歧視呢？

在世界歷史上，「賤商」的現象並只存在於中國。在歐洲歷史上，商人地位也很低下。早在希臘—羅馬時代，柏拉圖就批評商人說：「一有機會贏利，他們就會設法牟取暴利。這就是各種商業和小販名聲不好，被社會輕視的原因」。亞里士多德也說：「（商人）在交易中損害他人的財貨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這是不合自然而是應該受到指責的」。西塞羅更加指責說：零售商和各類小商販都是卑賤的、無恥的，因為他們「不編造一大堆徹頭徹尾的謊話就撈不到好處」。

到了中世紀，商人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往往只有猶太人等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族群才做商人。這些人被擠到社會的邊緣，即如馬克思所言，他們「只存在於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於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於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歐洲中世紀多次展開迫害猶太人的運動，一直發展到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這些都與中世紀「賤商」傳統有關。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賤商」，一個主要原因是意識形態。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一個基本點是關於「義利之辨」，也就是人們應當追求公義還是私利的問題。孔子本人就很少說「利」（「孔子罕言利」），而且還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也就是說，講究公義的人是君子，而講究私利的人是小人。

孟子比孔子更進一步，堅持一切行動以「義」為準繩。梁惠王向他請教怎麼才能對梁國（即魏國）有利，他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又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就是說，如果把仁義放後面，利益放前面，那問題就大了。所以在孔子、孟子那個時代，儒家就已認為商人就是求私利而不顧公義。到了之後，儒家更進一步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荀子說：「為事利，爭貨財，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明確把商人說成是唯利是圖的人了。

中國和西歐傳統社會中對商人的這些看法對不對呢？從一個方面來看，是對的。商人進行經營，一定要講利，不講利不能成為商人，這個是古今中外都相同的。的確，作為職業特點，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在對利潤的追求的驅動之下，商人常常是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去追求發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登寧的話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阻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商人是資本的化身，這段話可以說是商人本性的絕好寫照。在沒有制度的制約和自身自律的時候，商人要賺錢的本性，就會表現為唯利是圖。恩格斯說：「商業就是一種合法的欺詐。」 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由此出發，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商人是否如此。

中國古代商人的座右銘《陶朱公商訓》十二條，全是教人關於怎麼做生意的，沒有一條教商人要誠信，要為社會做奉獻。在商人具體的行為方面，唐朝詩人元稹寫的《估客樂》（「估客」就是商人），對當時的商人作了非常精彩的描寫。他寫道：「估客無往著，有利身則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求珠駕滄海，採珠上荊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炎州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奚童眉眼明」。一個商人出發去外地做生意，向父兄告辭，父兄告訴他：你要「求利莫求名」，要「賣假莫賣誠」，到哪裡都不要顧什麼老鄉情分。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到處去，放手大幹了。你可以到湖南、湖北買珍珠，到西夏買好馬，到西藏買鸚鵡，到東南亞買火浣布，到四川買織錦，到浙江買漂亮的女孩做丫鬟，到貴州、廣西買少數民族的小孩做書童。由此可見，這些商人毫無道德約束，只要能賺錢，可以無所不為，無法無天。

由於他們沒有道德自律和法定自律，只求賺錢，所以難怪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對他們這般厭惡和痛恨，統治者也「順應民意」，對他們採取歧視政策，貶低他們，羞辱他們。如果一般老百姓都覺得商人不是壞人而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政府也沒有必要把他們視為另類了。

▍商不再賤

到了宋朝，「賤商」的觀念開始發生改變。北宋時，一些守舊人士依然堅持「賤商」的傳統觀念，如宋仁宗時大臣李靚依舊說：「所謂末者，工商也。」但是持這種觀念的人越來越少了。到了南宋，許多人完全突破了舊觀念，例如陳普卿和鄭至道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日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稽；工勤於技藝，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也就是說，商業與士、農、工等行業一樣是社會的「本業」，從事商業的商人當然也不再是「末民」了。所以南宋度宗時黃震說：「國家四民，士、農、工、商。」「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齊民。」 士、農、工、商都是平等的。

不僅觀念發生了改變，國家政策也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宋代明文規定九類人「不得與士齒」，不準進人官學，其一為「工商雜類」。不過，商人既然在法律上取得了「齊民」的資格，而「齊民」最晚至唐代後期已經獲得了入州縣官學讀書的權利。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下令說：「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也就是說，商人及其子弟中的「奇才異行者」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了。雖然這只是把門開了一條縫，但是門終究打開了。宋代商人及其子弟求學於地方官學的事例越來越多，說明這條縫在不斷擴大。國家強加給商人的歧視性制度也在消退，以致宋朝有人說：「今之商賈富人車馬器服，皆無制度」。

由於對商人的歧視減弱，開始出現「士商合流」的新趨勢。清朝人沈直說：「封建之世，計口授田，處四民各異其所，貧富無甚相懸。周末兼并，而貨殖之術以興。魏晉後，崇尚門第，九品士庶之分，而雜流不與清班並，仕者祿秩既厚，有功者又有封邑之租，以遺子孫，故可不與小民爭利。唐時封邑，始計邑給絹，而無實土。宋太宗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於官，於是士大夫始乃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

清明上河圖中的商人

於是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非兄老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沈直明確指出，宋代士人在科舉中第和做官以前，必須經商謀利。因此他的結論是宋代「商之子方能為士」，換言之，即「天下之士多出於商」。

元朝的情況比較特殊。元朝政府鼓勵經商，給予貴族和寺院僧侶經商免稅特權，並對商人實現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不過這些政策主要是給蒙古貴族、大小官吏、色目商人和寺院僧侶的，他們紛紛從事商業活動，獲取了豐厚的利潤。因此在元朝，大商人的社會地位十分優越，但中小商人地位卻十分低下，政府對他們管制嚴格，營運上沒有自由。特別是漢人的普通商人，更是政府和官吏「魚肉」的對象。

到了明朝，情況進一步發生變化。我想大家都聽過王陽明這個名字。他是著名的哲學家，對中國商人形象的改變有巨大的貢獻。王陽明學說的核心是「格物致良知」，也就是說每個人內心都有「良知」，商人、田夫、市民、村婦都有。致良知，就是使每個人內心心本來就有的良知，不為私慾所遮蓋。不論你做什麼工作，不論你是什麼人，只要做到這一點就能成為聖人。由此出發，他說「滿街都是聖人」，並且特彆強調：「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 。這話可謂是石破天驚。你看從前商人必須一隻腳穿白鞋、一隻腳穿黑鞋的賤民，現在居然可以做聖人！所以說他打破了以前的觀念，大大抬高了商人的地位。王陽明在明朝的影響非常大，甚至超過官方認可的朱熹。他在徽州特別受歡迎，因為徽州是商人最多的地方。他的弟子在那裡宣稱他的學說，受到民間的大力支持。

王陽明對古代的「四民」之說進行了新的解釋，說這只是職業不同，背後的道理是一樣的，也就是「百姓日用即道」，所以「四民異業而同道」。商人積極響應他的這種看法，提出「士商異術而同志」、「以營商為第一生業」、「良賈何負閎儒」等說法。王陽明的這種看法，不僅得到商人的認同，也得到一些士大夫的認同。

王陽明像

文壇領袖之一的李夢陽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即商人和士人雖然謀生的方法不同，但是內心都是一樣的，因此好的商人即使身在商場里，只要修高明之行，雖然獲利，但是道德仍然可以高尚。思想解放的李贄，更在名著《焚書》中熱情地讚頌當時的商業之風，說「聖人不能無勢利之心」，追求財與勢是「秉賦之自然」，並說商賈「挾數萬之貲，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所以應當受到社會的尊重。明朝後期一個大學者歸有光也說：「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士與農商常相混」。這表明戰國中期以後出現的「士、農、工、商」的傳統順序，到了明代也發生了變化。明朝人說「賈為厚利，儒為名高」，這意味著商已置於農、工之上而與士並列。

這些變化，導致傳統的重義輕利的「義利觀」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義利觀」的變化，商人的自信和自尊也加強了。明代商人編的一首《警世歌》說：「英雄豈論生身本，富貴誰雲出處高。白屋也曾衣錦繡，未門餓殍奈如何？」也就是說，商人自己也不再自輕自賤，認為應當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

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不僅僅在人們觀念中，而且也在社會實際中。明清時期，由於科舉制度的改革，科舉考試向各階層人士開放。商人抓住這個機遇，把子弟送去讀書，參加科舉考試。《警世歌》教導商人說：「要好兒孫在讀書，莫因秉性有賢愚。雖然不入青雲伴，自與凡夫俗子殊」。由於商人大多有錢，子弟讀得起書，受教育的機會比一般人多，通過科舉做官的機會也更大，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商人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隊伍。到了十九世紀，沈垚說已經是「天下之士多出於商」了。除了考科舉外，還可以通過捐納得到官位。當政府需要錢的時候，商人可以通過捐錢來買官。

不僅如此，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到了明代後期，士大夫也不再把牟利視為不道德之事。明朝人董含說：「昔士大夫以清望為重，鄉里富人，羞與為伍，有攀附者必峻絕之。今人崇尚財貨，賄擁資厚者，反屈體降志，或訂忘形之交，或結婚姻之雅，而窺其處心積慮，不過利我財耳，遂使此輩忘其本來，足高氣揚，傲然自得」。這段話的意思是，過去士大夫看不起那些土豪，但是現在士大夫都崇尚財富，所以竭力去親近、巴結有錢人，使得土豪們趾高氣揚起來。商人有錢，所以也成為士大夫親近、巴結的主要對象。

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商人和其他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差別泯滅了。著名學者方行先生提出了「三位一體」理論，即在清朝，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種人逐漸合一了。這種「三位一體」成為一種很合理的理財方式。一個有錢的人，因為土地不會貶值，可以用一部分資金購買土地作為一種保險。再用一部分資金投入商業和金融業，以獲取更高的回報。把這三者都結合起來，就能夠有比較好的一種資產組合。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使得商人和地主之間界限消失了。

由於商人不再受社會歧視，相反受到許多人的追捧，所以到了明朝後期出現了「棄儒就賈」的現象，也就是說，年輕學子不再熱衷考科舉，而寧願去從商。明代後期已有「寧站七尺櫃檯，不去衙門當差。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羨七品空堂皇」的說法。到了清代，情況更為嚴重，特別是在山西。一位大臣劉於義向雍正皇帝上奏摺說：「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孫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以故士風卑靡」。雍正皇帝在硃批中也說：「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入營伍， 再下者方令讀書」。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李伯重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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