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公認的邪惡大唱讚歌的知識分子

為公認的邪惡政權大唱讚歌的有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清單的確令人印象深刻：威爾斯（H. G. Well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系列吹鼓手)、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等幾十個。

西奧多·達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

轉載自愛思想《為什麼知識分子喜愛暴君和獨裁者？》

回到國籍所在國後，他們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讚美文章，其中趙浩生的系列文章是影響最大者之一。仍如劉檸兄所說：「趙作為那個時代能自由出入X國的屈指可數的海外X人之一，高度認同時代的主流價值，對X國的現狀幾乎是照單全收。」大量文章為「XX」辯護，甚至覺得XXXXX對X國教育的影響不是混亂，而是新生」。

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歷史學界早已功成名就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何炳棣。其中最有名的是長文《從歷史的尺度看新X國的特色與成就》，熱烈讚揚「XX」，

轉載自大家《雷頤：不是「老朋友」，親過「老朋友」》

對這樣的問題，有研究者試圖從知識分子的個人性格或人格特徵去尋找答案。例如，英國小說家、政治分析員普賴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認為，在西方知識分子中，阿爾圖塞、福柯、Ernst Bloch、盧卡契、Marcuse，還有「數以千計的文人、學者和意見發表者在性格中都有殘忍和躁狂(manic)的因素」。而另外一些人，如布萊希特、聶魯達、薩特和Graham Greene, 「則是樂於站在勝利者那一邊」。

里拉特別提到了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錮的頭腦》中記敘的一些波蘭知識分子，他們是成功的作家，但卻在思想上與斯大林主義「同流合污」。 無論是在納粹統治期間還是在後來的冷戰時期，里拉所討論的那些德、法知識分子（海德格爾、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達等）身上都一再出現了有意無意為專制政治提供思想彈藥的情形。他們的學術具有職業特徵，但不具備思想者最難能可貴的那種對暴政的道義判斷和憎惡。在他們的「學術」（往往非常具有誘惑力）之外，里拉要發現的是，「他們的頭腦里還隱藏這一些別的東西，一些深層的東西，一些不計後果的思考，一種不負責任（reckless）。我們不免要問，這些思想是如何運作的？他們在政治中尋找什麼？」

1930年代，恐怖的莫斯科審判在蘇聯發生時，一些自己很安全，在遠方觀望的西方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美國的一些左派知識分子簽署了表態支持的《美國進步人士對莫斯科審判的聲明》，反倒說是美國自由媒體在故意散布懷疑。 英國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表示「為斯大林『砍掉死樹』而感到高興」。 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在1936年3月12日的《工人日報》上發文，歡呼「莫斯科審判是進步歷史上的新勝利」。文章配了一張斯大林和警察頭子葉若夫（Yezhov）在一起的照片，不久後，葉若夫本人也遭到了清洗。 這些知識分子就像奧威爾所批評英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一樣，「如果在謀殺發生的時候，你是在其它的地方，那麼，奧登先生的那種無道德感才有可能產生。……就好比不知道火會燒傷的人在玩火」。奧維爾批評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對蘇聯的極權表示諒解，完全是因為自己生活在安全的民主制度中。他們為斯大林的極權統治開脫，事實上已經成為極權受害者的加害者。這是一種自私、偽善的政治犬儒主義。

轉載自徐賁《犬儒時代的知識分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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